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逻辑

1.中美从沟通走向广泛合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正式开启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之路，以积极开放的态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同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告两国1979正式建交，此后两个大国之间经贸关系逐渐发生改变，逐步走向多方合作。一方面，当时，从国际分工体系来看，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梯度，在经济总量、科技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都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国土面积世界第三，具有人力和资源优势，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而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美国具有科技和资金优势，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高端，这种双方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显著的梯度性，使双方在经贸上呈现很强的互补性，随着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双边贸易投资自然也逐步增多；另一方面，从地缘政治方面来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为平衡苏联力量的需要以及后期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入符合美方的全球战略利益，加上中国为了自身发展也致力于融入当时以美国构建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和平发展”战略之中，中美具备共同的战略共识和战略利益。为此，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政治上双方出现的显著一致性，使得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成为这两个大国极为重要的共同利益，促使两国从刚刚建交时的交流转向合作，而且合作的范围和程度都在持续扩展，特别是2001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后，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得到了全面加速，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合作性特征逐渐占主导地位。

2.中美从广泛合作走向深度竞争

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经济陷入困境，而中方通过政府的有效调控而快速走出经济危机，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持续增强。2009年中国GDP总量世界排名升至第三，2010年世界排名升至第二，仅次于美国，并且逐步接近美国，这给美国带来了危机感。同时，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货物贸易和制造业快速发展，在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在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此后十余年中国始终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华的战略危机感。而且，中美贸易顺差也不断增大，2022年中美贸易差额高达4041.39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中美在科技上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甚至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美国，比如中国的的5G、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都超越了美国；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2022年中国高被引论文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9年美国《财富》全球五百强公司排行榜中国企业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等等。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美国看来，正在威胁其科技的全球领导地位，使美国对华的战略危机感转化为对华的战略焦虑。

更深层次的是，中国在不断推进国际比较优势的迭代发展，使中国走进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并逐渐具有重塑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能力，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战略压力，使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更进一步转化为对华战略恐惧。我国是以改革与开放耦合机制来持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并参与国际竞争。早期，是以丰富的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能源等资源为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以国内10多亿人口为基础，我国逐渐建立了世界上最全的供应链体系和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同时，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人们收入的持续增加，到202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这时，完善的工业体系、供应链体系和国内超大市场规模成为我国第二代国际比较优势，“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现在，人类社会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特质，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在于创新之间的竞争，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并将持续成为世界各国核心竞争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就创新进行战略布局，双创战略、中国制造202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战略的提出及实施，正在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2013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世界排名，中国第35位，美国第5位，到了2023年，美国为第3位，我国排名上升到了第12位，是GII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且我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创新城市集群数量，超过了美国；同时，中国在通讯设备产业（量子技术）、新能源汽车、5G甚至是6G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方面，也都走在世界前列。这一切显示了“创新”正在成为我国第三代国际比较优势，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具有强大的国际比较优势的迭代能力，彰显了我国具有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显著的战略定力以及未来国家复兴的必然趋势。在国际上，我国第三代国际比较优势正在与第二代国际比较优势进行叠加，正在并将持续产生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以该推动力为支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新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动全球多边主义发展，为未来惠及全球人们的新全球化秩序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强大的对国际竞争优势的迭代能力以及基于此的对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能力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因为美国总是以零和思维来看待中美关系，主观上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美国的衰落以及中国能力对国际权力的转化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进而对中国国家能力的质的提升和运用产生了一种战略恐惧。

美国对华情绪方面经历了战略危机感、战略焦虑直到目前的战略恐惧，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由合作性政策逐渐转变为竞争性政策，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持续对华采取了全面遏制措施，比如发动了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对华进行脱钩断链，筑起小院高墙，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和重要的高等院校，等等。同时，美国在国内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先进制造业战略、国家创新战略，吸引全球的制造业回归美国，完善美国产业公地，重塑美国制造业创新生态体系，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持续提高美国的国家竞争力，试图维护对华的战略竞争优势；在国际上，美国积极推进双边主义和区域主义，边缘化全球多边主义，大搞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不惜违背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撕裂了传统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推动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破坏我国经济的外循坏，阻碍我国对全球资源的正常整合和利用，遏制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一切说明了竞争成为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旋律，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中美已经进入了深度竞争阶段。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演变逻辑是从沟通到合作，再到竞争以及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领域的深度竞争。这体现了国家力量之间的深刻变化。（长沙理工大学 唐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