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札记（01）：

城邦的产生

2024-01-11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的《政治学》是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算是对老师表达歉意，其实也是为自己辩解。

《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柏拉图）讨论城邦的正义，先解释了一番城邦的产生。因为分工的存在，造成供给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于是需要交换；为了便利交换，很多人家居住在一起，就形成城邦。柏拉图的解释有一些经济学的意味。这是关于城邦或者国家起源的最早解释之一，这个解释似乎比两千年后的“社会契约论”更有“经济学”的价值。

《政治学》第一卷开头就讨论城邦的产生。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与柏拉图有所不同。柏拉图是为讨论城邦的正义而讨论城邦的，而亚里士多德是为讨论人的成长而讨论城邦的。

亚里士多德将城邦的产生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基于人的成长的一个自然进化过程。个体的存在需要进入群体之中，个体的成长更离不开群体——本质上，群体性是个体性发展的结果，社会存在是个体存在的终极形式。亚里士多德说：“互相依存的两个生物必须结合，雌雄（男女）不能单独延续其种类，这就得先成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4）男女结为配偶是生理的自然的需要，是人口繁衍和延续物种的需要，这是一种自然的本能。

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只有夫妇关系还不够称作家庭，还要加上主仆关系。接着，亚里士多德讨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事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P5）这是亚里士多德基于奴隶主意识的陈旧腐朽的分工观念，人的天赋不同，有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有些人天生就是被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种基于天赋分工的协作关系。进一步，“由于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首先就组成‘家庭’。”（P5）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家庭是为了满足人类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在家庭中，“生活”是主人的事情，奴隶是没有生活的，他们只是满足主人生活需要的工具。

个体是不自足的，需要与他人结合成为家庭；家庭也是不自足的，需要与其他家庭结合成为村坊。随着人口的增加，一个屋檐下住不下，围绕着原先的住所，建成新的住所，家庭繁衍为家族；进一步，若干家庭或家族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村坊。村坊的形成，可能是为了使用一些共同的生产生活设施，如水源，山林，也可能是为了共同的防御。村坊是家庭或者家族的结合，扩展了个体的存在空间，个体存在的社会性有所体现。

随着家庭和村坊的发展，若干村坊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城邦是异质分子的一种结合。生产粮食的，生产衣服的，建造房屋的，生产鞋子的人们结合在一起，生活的需要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人已经实现了自足。所以说亚里士多德说，随着城邦的建立，“社会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P7）

由个体而家庭而村坊而城邦，这是一个自然演化的历史过程，“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P7）所谓“终点”是指进入城邦之后，人作为人的属性充分显现出来了。“无论是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见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P7）

亚里士多德所谓人的“本性”是指人的社会性。人作为人其实是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作为个体的人所具有的只是生物属性，只有进入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的人，具有社会属性，才完成人作为人的完整的存在。城邦就是人作为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

“人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的组合。……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恶劣的动物。……失德的人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下流而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P9）人似乎天然具有某种野性的，只有进入群体之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才能得到教化，受到驯化。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P9）

城邦的产生是基于人的成长的需要，一是使人由不自足而变得自足，由不自由而变得自由，二是使人在群体环境中受到教化和驯化，成为社会的人，完成其社会性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说城邦是一个“至善的社会团体”，还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所谓“优良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自给自足”，更指人的存在由个体性到社会性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