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赵向阳。欢迎大家继续与我一起研读《清教徒的礼物》，探讨美国管理文化的历史，思考中国当下的管理问题。
这是本课程的最后一讲。在进入本节课的正题之前，我首先想对作者霍博兄弟所秉持的历史史观做一个总体评价。这部分内容可能有点超纲了，也就是超出了绝大多数读者对本书理解的范围和能力，霍博兄弟本人也不一定对自己的思想有清晰的反思，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讨论一下，甚至我觉得不吐不快。
在我看来，霍博兄弟的思想大体上可以划分到英美的保守主义思想阵营之中。英美政治思想谱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曾经与自由主义是同一战壕里的思想战友，后来分道扬镳。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的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德鲁克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深受埃德蒙·伯克的影响。所以，德鲁克反对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和残酷的战争，崇尚持续不断的改良。为此，他特别撰写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请特别重视这本书的前言和结语），重视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在创建一个功能社会（The functioning society）（准确地应该翻译成“运转正常的社会”或者“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大胆断言，德鲁克的思想同样可以定位为自由保守主义，或者保守自由主义。德鲁克生前渴望看到霍博兄弟的《清教徒的礼物》，这说明，两者在思想观念上是高度契合的。
关于什么是保守主义？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激进主义，我写了一个附录，放在这一讲的后面作为延伸阅读，大家可以阅读它的文字版。我就不读给大家听了，因为听着也很费解，需要逐字逐句地阅读才能理解。
简单地说，保守主义思想包含六条原则。
1）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它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起永恒的联系，将伟人和凡人、活人与死人联为一体。
2）保守主义珍爱多姿多彩并带有神秘性的传统生活，重视传统经验和情境式地思考，因为它明显区别于大多数激进观念体系所推崇的日益狭隘的整齐划一，以及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
3）保守主义坚信文明社会需要多种秩序和等级。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真正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如果被强制立法推行，所有试图平等化的努力都将引人步入绝望之境。
4）保守主义相信财产和自由密不可分，经济上的均等化并非经济进步。如果消灭私人财产，自由将不复存在。
5）保守主义相信旧习惯，不信任“诡辩家和算计者”。人必须控制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因为保守主义者认为情绪是比理性更大地支配人的力量。传统和合理的成见能够制约人的无法无天的冲动。
6）保守主义认为变化与改革并不是一回事。通常，激进的创新更像是吞噬人类的火灾，而非进步的火炬。社会必须有所更新，但是，必须通过缓慢的变化来实现这种更新。因为缓慢的变化是自我保存的途径，就像人的身体永远都在自我更新一样。
深入地、条分缕析地证明德鲁克和霍博兄弟的基本思想属于自由保守主义，或者保守自由主义，已经超出本课程的范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深入挖掘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只在这里推荐一本参考书供大家阅读《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拉塞尔·柯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不同于中国读者的刻板印象或者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从政治价值观和宗教传承上来说，美国是一个偏保守主义的国家。2002年，德鲁克为什么能获得美国平民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勋章“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鲁克的所有写作保守了美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良心和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霍博兄弟也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的历史史观，被德鲁克先生高看一眼，这就不难理解了。
好，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讨论一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结语：第三次（或中日）工业革命》。关于这一章的内容，我觉得看似简单，实则争议很大。所以，这一讲，我想跟你聊聊我的一些看法，供你参考。
第一，阅读本章的时候，我的一个强烈的印象是，霍博兄弟并不真的了解中国。比如，在这一章中，他们的一个主要逻辑就是比较儒家精神与清教伦理，并且认为两者有相似之处，所以，儒家精神可以成为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重要文化价值观资源。的确，两者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差异也很大。比如，儒家精神中没有一个独一神是世俗化的，而非宗教化的；儒家精神是相对开放的，无固定边界的，而基督教是排外的，是非此即彼的；儒家精神的开放性是由内及外，由近及远，按照差序格局的方式排列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清教徒精神更多是一种纵向的“关系主义”，上帝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中介和媒人，在基督教这个关系圈之内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而在这个关系圈之外皆是异教徒。所以，基督教社会的这种信任关系很容易在陌生人之间拓展，因此基督教社会比较容易按照契约精神组成大型组织。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在这方面面临严重的不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更多存在于有关系基础的人之间，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诞生的基本上都是家族企业等等，不一而足。霍博兄弟另外一个分析逻辑上的巨大漏洞是，可能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霍博兄弟基本上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方面的能力，以及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事实上，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百年里把中国从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变成一个高度组织化国家，中国根本无法完成工业革命的，中国目前的状况很可能会非常类似印度的情况。所以，在讨论中国如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绝对无法绕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强大领导。
第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霍博兄弟对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的理解是肤浅的、似是而非的，除了一些主要逻辑上的漏洞之外，在很多细节上也理解有误。比如他们说，“明朝的时候，七次下西洋是势力强大的、富有远见的宦官阶层发起的，但是遭到了势力同样强大但思想相对保守的儒士阶层的反对。宦官（至少在某些方面像清教徒）重商求进，而儒士则在另外一些方面像国教教徒重农求稳”。这完全是把宦官阶层浪漫化了，中国的宦官阶层从来没有在经济发展和政治上有长远的目标，更多的是个人利益之争，决定郑和下西洋的不是宦官，也不是儒士，而是皇帝。再比如，两位作者说，中国重视技术专家的习惯是从法国继承来的。准确地说，中国对技术专家的重视是从前苏联继承过来的。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的很多占据领导岗位的人都有留苏的背景，例如，江泽民等。而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则在政治理念上曾经深受法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中国最多只是受法国的间接影响而已。
第三，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是中日引领的，我认为，霍博兄弟的这个判断是有偏差的。我们知道，第三次工业革命从1950年前后开始，这次是以电子通信业和信息技术（计算机、互联网）为主、能源科技和生物科技等多种技术为辅所引发的。所有这些技术，基本上都是1950-1990年之间，在美国公司和美国大学孕育而生的。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能力完全独享独占这些技术，而是根据创新扩散的原理，首先是从美国开始向其他发达国家扩散，最后再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1960年开始，美国的很多先进技术被日本和德国大规模商业化，再结合上日本独有的管理之道或者德国的独特文化，例如，自中而上的课长制、丰田的持续改进和精益生产、德国的工匠精神、隐形冠军、双元制教育等，在1980-1990年代对美国形成了第一波的冲击；而从1980年开始，通过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等，西方的资金、技术和新观念开始逐渐流入中国。经过30多年的奋力发展，引进消化和吸收之后，在2010年前后，中国终于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工厂，建成了全世界门类最全面的工业体系，这算是对美国的第二波冲击。从1950年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持续时间长达70年左右，而且是一浪接着一浪，大浪中套着许多个小浪，技术革新层出不穷，密集爆发。除了美国、日本、中国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地位，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命名为中日工业革命。尤其是中国，我们只是从1980年之后，才开始正式加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下半场的。中国完全谈不上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人类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门口，智能革命、新能源和生物技术等一大簇技术排山倒海而来，中国绝对不能错过。
第四，所谓经典，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一个独一无二的、同时又是简洁的想法、观点或者理论推向极致，用它来解释一切。但是，最大的风险也在于此。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用清教徒的四个特点再加上对技术和技术专家的重视用来解释过去四百年里，美国（包括前殖民地史）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衰落。它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解释力？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解释力。它是不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或许是，但不一定。它是不是很周全地解释了美国的兴起和衰落呢？肯定不是。关于这一点，我在发刊词和第一章里，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你可以回顾一下。在我看来，两位作者对美国的发展主要是做了内部归因，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用精神决定物质的方式来解释的（虽然他们并不承认），而没有从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从更高层次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大势的角度进行解释。这就让这本书的视角显得有点过于偏激和片面。
世界上邦国林立，为什么富的这么富，穷的这么穷？五六百年前，地球上只有欧洲和中国两个最发达的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者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在欧洲，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能先后称霸全球，尔后又逐一衰落？为什么美国、日本和德国能后来居上？20世纪后期，为什么又有一批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能够奋起直追、迎头赶上，而另外一些却限于穷者愈穷的境地？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国富国穷》一书中批判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基本观点，将地理、历史、科技、哲学、宗教、国际政治和传统文化等因素糅合在一起，多层次地分析了财富创造、国家兴衰更替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人类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我认为兰德斯的观点更准确地可以解释美国（包括殖民地）过去400年的发展历史，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自行研读相关书籍。
第五，历史从来都是以一种波浪的形式演化，不会按照直线的方式前进。任何一种管理思想，不管诞生之初它多么英明神武，在实践中用得久了，都会产生负面效果。而与之针锋相对的管理思潮，也会随之兴起，作为一种相互补充，交替使用。所以，在我看来，霍博兄弟所推崇的起源于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伦理，成熟于美国1920~1970年代的龙头企业的经验管理思想，它在历史长河中的起起落落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而且，它们的起起落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的周期之间，也不一定存在非常明显和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说，两位作者的工作经历决定了他们对经验主义的管理实践天然地抱有好感，更加推崇，那么，他们对商学院的批判可能就有点过于苛刻了，对于过去一个世纪里商学院在知识生产方面所积累出来的丰富成果，可能就选择性忽视了，甚至根本不了解。
第六，为什么管理学的理论和管理实践经常被人们认为是两张皮，被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鸿沟？除了理论和实践之间本身就具有差异之外，除了知识生产方面存在问题之外，从商学院学者到管理实践者之间的知识传播的链条很复杂，也可能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非常武断地说，商学院的知识生产一无是处，全是垃圾。正确地做法是，把从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优秀经验性原则，与商学院开发出来的精致的知识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对比参照着使用。正如那句已经被人们引用得过于泛滥的名言所说，“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一流的智商，就看他是否能把针锋相对的思想整合在一起，而且运转自如”。
第七，100年前，法国人亨利·法约尔总结出了自己的管理14条原则。半个多世纪前，戴明博士也总结出了自己的管理14原则。而现在，霍博兄弟也总结出来了“管理黄金时代优秀实务背后的25条原理”。我希望你可以反复阅读书中的附录，对照自己所在企业或者单位，或者中国最优秀的公司，例如，华为，看看他们的管理实践是否与这25条吻合？或者在哪些地方存在矛盾之处？以及如何改进？管理学中很少有规则性的东西，如果有，我想这25条原则或许算得上是。如果您遵守这些基本原则，并且充分考虑到了每一个具体的管理问题的情境性，在事上磨练，知行合一，您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第八，在过去的四十年多年里，中国走过了以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廉价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再到效率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大规模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经济和优质低价的商品等），现在已经进入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仅要在基础研究上发力，投资于硬科技，解决各种卡脖子问题等，更重要的是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益。尤其是在这个新的时代，涌现出很多新的管理问题，包括数字化转型、新型全球化、气候变暖、全球性的流行病等，管理学既要坚守已有的优秀经验，也要勇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让您所服务的企业绩效更高，让工作于其中的人更有成就感，让社会变得更富足和美好。
好，我简单跟你分享了我的8点看法和评论，希望这个课程对你有所帮助。这也是《清教徒的礼物》精读班的最后一讲了。加上发刊词和19讲，总共20讲。我兑现了开课时我自己的承诺。
但是，我觉得一门好的课程一定是与学生进行互动。我很遗憾地发现，前面所留的思考题几乎没有任何人完成。这可能是因为音频课程这种形式限制了交流。所以，我有一个提议，我们可以通过腾讯视频的方式进行一次线上交流，我们可以找一个晚上的时间，围绕这本书和中国当下的管理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交流。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建议。
另外，去年12月26日晚上，我与正和岛副总裁陈为先生围绕这本书进行了一次直播，相关的视频回放在我的公众号“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上有完整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收看回放，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对话。即兴发挥是个好事，我喜欢通过与人讨论问题加深自己的思考。
最后，前不久，我出版了《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商学院批判与自我革新》，也可以当做《清教徒的礼物》的补充阅读材料。如果《清教徒的礼物》帮助大家对美国的商学院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那么《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可以帮助您对中国的商学院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是赵向阳，谢谢您的收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