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不存在？

2024-01-13

前些日子看到一个短视频，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先生讲到的一个观点让人震惊：亚里士多德不存在。

金先生提出的怀疑是：其一，他怎么可能那么博学？按照西方历史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历史、地理、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医学、文艺理论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奠定了众多学科研究的起点。一个人生命有限，能力有限，不可能掌握那么全面的知识，取得那么重大的成就。其二，他怎么可能写作出版那么多著作？《亚里士多德全集》有三百多万字，杀光欧洲所有的羊，羊皮都不够亚里士多德一人用的。而且，亚里士多德是十三世纪之后才突然出现的，之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他，不是杜撰出来的又是怎么来的？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在世的时候确实影响不大。当时在希腊乃至西方世界，柏拉图的影响如日中天，他的光芒遮住了亚里士多德，而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与柏拉图是冲突的。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是雅典，而雅典的文化中心是柏拉图创办的哲学学园。基督教兴起之后，主要接受的是柏拉图哲学，在很长时间里基督教神学都是圣经与柏拉图哲学的结合。公元529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关闭雅典学术机构，放逐了所有学者，掳掠了雅典的经典著作，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西方的学术中心转移到君士坦丁堡。再往后，雅典的经典著作流入东方的阿拉伯世界，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在西方世界却逐渐消失了。

十一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经典著作又开始慢慢回流到欧洲，不过这时只有阿拉伯文的。1085年，一批基督教牧师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将从东方流传过来的阿拉伯文的古希腊经典，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为拉丁文，他们是最早的经院学者。这时，亚里士多德哲学更容易为神学家们接受，于是亚里士多德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到十三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构建新的神学体系。经由阿奎那的努力，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主要哲学基础。这时候的经院哲学，就是圣经加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存在其实是连续的，并没有中断。古罗马政治家活动家，著名思想家西塞罗（前106-前43年）对亚里士多德推崇备至，将自己看成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将自己的思想看成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发展。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亚里士多德表达崇高的敬意，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明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关于私有产权的优越性的思想，关于国家起源的思想，关于正义与利益的取舍的思想，都可以明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尤其是他关于产权的思想，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有关思想的翻版。

古罗马学者第欧根尼·拉尔修大约生活在三世纪上半叶，人们对他的生平所知无几，但他的著作《名哲言行录》（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却声名卓著。这部著作记录了从泰勒斯到伊壁鸠鲁的大部分古希腊哲学家的生平、言行、思想，是关于古希腊哲学家最完整的传记材料汇集。该书第三卷专门介绍柏拉图，中文版用了40页。第五卷开头介绍的是亚里士多德，用了15页。拉尔修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他与柏拉图的关系，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关系，介绍了他主要的思想贡献，在当代及后世的影响。书中还列出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目录，共有375卷。还统计出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有445270行。

中世纪的神学泰斗圣托马斯·阿奎那终身研究亚里士多德，被叫做“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他的思想更是显著的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的论证方法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他的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与圣经的结合。阿奎那对公平价格的解释受到他老师大阿尔伯特的影响，而阿尔伯特是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时得出自己的认识的；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涉及到对商业、利润、利息的解释，不仅采用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方法，还大量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论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章讨论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关于货物两种用途的思想（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104注39）。马克思关于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的思想，最早的表达就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商品有两个用途，一是自己使用，二是交换给他人使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讨论货币增殖问题时，马克思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关于经济与货殖区别的思想（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178注6）。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引用亚里士多德有三十三处。马克思还承认亚里士多德在多个学科中的卓越贡献，说他是 “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博学多才，金灿荣先生表示深深的怀疑。他认为一个学者在他有限的生命里，不可能对那么多学科都有研究，而且做出重要的贡献。事实上，有些学者或思想家确实是有天才的，其博学的程度远超常人。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就非常博学，对所处时代的很多学科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取得非常卓越的成就。比如，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对于数学就有很深的造诣。柏拉图的哲学学园招生，条件之一就是要掌握几何。那个时代还没有学科的分工，一个学者在很多领域有研究有贡献应该是正常的现象。

在我所了解的经济学的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很博学，其研究渗透到很多领域。马克思非常博学，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历史等都有深入研究，并构建起自己的体系。马克思对数学也很有造诣。创新理论的重要贡献者熊彼特（1883-1950）也非常博学，我读他的《经济分析史》时发现，历史上有关经济学的文献，大大小小，角角落落，似乎没有他不涉猎不熟悉的，对经济学之外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学，他也有很高的造诣。当代的学科分工已经非常深入细化了，但还是有非常博学的经济学家。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斯密”，“经济学的良知”的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1933——）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深造诣，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政治学家，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博学可能更加突出一些，这只能说他更加天才而已。

金灿荣先生说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写出三百多万字，还说如果整个《亚里士多德全集》都是亚里士多德写的，当时整个欧洲的羊皮都不够他用。我没有见过羊皮书，更没有用羊皮写过字，也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不是都是用羊皮纸写的，更不知道当时希腊有多少羊，欧洲有多少羊皮，但是，如果金灿荣所说当时人们只是用羊皮书写，而一张羊皮写不了多少字而且欧洲也没有多少羊皮属实的话，可能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他连一张羊皮都得不到，他可能一卷著作都写不出。我翻了一下手头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柏拉图全集》，共四卷，202万字。柏拉图是大人物，羊皮肯定要优先供应他的。按照金灿荣的推测，柏拉图写了200多万字，欧洲的羊皮估计也要枯竭了。还说一点，亚里士多德写了300多万，实在是多了一些，而且据说《全集》之外还有几百万文字。不过，挂名“亚里士多德”的文献，很多不是亚里士多德亲自写的，而是他的学生留下的笔记。当然，就思想内容而言，还是亚里士多德的。

金灿荣说“亚里士多德不存在”，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一次与同事聊天，他说金教授说的有道理，还有其他人附和。“亚里士多德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别人可以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说说而已，表达一下某种情感，实际上并不在意，而我却不得不在意。亚里士多德存在还是不存在，于我而言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我讲《经济思想史》，从古希腊开始，最早遇到的是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有着某种学术渊源，都是苏格拉底的学术后裔。亚里士多德尤其重要，他的思想被后世继承，而且有着清晰的传承路径。亚里士多德影响了西塞罗和阿奎那，阿奎那影响了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影响了重农学派，重农学派影响了斯密，从斯密开始，经济学正式形成。如果亚里士多德是假的，不存在，他的思想是被十三世纪之后的欧洲学术野心家和阴谋家杜撰的，整个经济思想史不就坍塌了吗？所以，从情感和利益的角度，金灿荣的说话我一开始就不相信。

我最近阅读了一些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文献，重点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好像可以成为金灿荣怀疑亚里士多德存在性的进一步的证据。

亚里士多德为私有财产辩护，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理由：（1）私有财产更容易得到关心和保护，相比于公有财产，私有财产的使用和保护会更有效率；（2）划分清楚财产的边界，基于财产的纠纷会减少，社会更容易实现团结与和谐；（3）私有财产更合乎人性。人都是自爱和自利的，财产私有满足人们对爱的需要；（4）慷慨和乐善是对待财产的健康态度，只有在财产私有条件下，人们才能通过施舍、救济等形式来体现对待财产的健康态度；（5）财产私有也是历史的选择。历史上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时间实施的都是私有财产，就说明这种制度是有优越性的。亚里士多德对私有财产的辩护是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亚里士多德之后，西塞罗及阿奎那都有过对私有财产的辩护，但他们的辩护都没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全面，只涉及到亚里士多德论及的某个方面。按理说，历史是发展的，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后人的研究应该比前人的研究更加深入而全面才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是全面而系统的，而后人的研究却显得零散而粗浅，这就违背常识。在这个问题上，说是从后面往前面倒推似乎说得过去。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系统全面的辩护，可以理解为是将后来历史上零散的解释汇集而成的。这个说法金灿荣教授可能会欣然接受，毕竟他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论据。不过，倒推的说法要是成立的话，就不是从十三世纪开始杜撰历史了，从二十世纪都做不到，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对私有财产的解释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深入而全面的。

亚里士多德对于货币性质的一个解释也颇新奇。在《政治学》中讨论致富技术时，讲到货币的性质，亚里士多德说：“钱币只是一种虚拟的物品，其流行有赖于习俗的信用……币制依于一时的共信……倘使惯用某种钱币的人们一旦改信另一种钱币，那么原来通行的钱币就失去其价值而买不到任何生活必需品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27）亚里士多德居然认识到货币的信用性质，认识到货币是“一种虚拟的物品”，其价值依赖于人们的共信！这些认识都非常超前。我所阅读的文献有限，之前我所了解的关于货币具有虚拟的、拟制的、信用的特点的文献，是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的《商业性质概论》。在这部著作中，坎蒂隆阐述了这样的思想，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基于人们共同的想象，也是一种契约的结果。这种“共同的想象”在现代经济学里被解释为某种“集体意向性”。坎蒂隆的表达与亚里士多德在内容上是一致的，而且亚里士多德的表达似乎要更加清楚一些。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杜撰的，则杜撰不是发生在十三世纪，而应该在十八世纪之后。

最后，我还是对金灿荣的怀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胡适先生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金灿荣不是假设，而是武断的质疑，还谆谆告诫年轻人不要受“别有用心”的专家的蛊惑。金灿荣对自己的论点深信不疑，可是他提出的论点却经不起推敲。我很怀疑，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拍脑袋的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对“亚里士多德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我算是释然了。如果亚里士多德真是杜撰的，而被“杜撰”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对他之后的西方文明发展起着基础性的重要影响，这就意味着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整个西方文明史都是杜撰的。不仅亚里士多德不存在，整个西方文明都不存在。我们大可以闭上眼睛假装看不到我们不喜欢的一切，塞上耳朵假装听不到我们不喜欢的一切。摸一摸后脑勺，硬硬的一条辫子还在，这就大可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