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京宏

时间：2023-7-6

 

引言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www.nber.org）2023年6月发布了一篇论文，作者是美国经济学者Joanthan，论文核心观点是说，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小微企业弊大于利，持续高企的企业成本会迫使许多企业倒闭，从而就业机会消失，对整个社会不利。这个观点对美国来说，或是对的。

2023年7月，上海社保基数上调到7310元，社会上舆论哗然。有观点说，三年疫情经济衰退成什么样了，怎么还有这么高的增长力？也有观点说，这是穷疯了，这是干嘛。各种说法很多，但缺乏美国那样高规格和全面板数据量化统计分析的有份量的文献。

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在1995年到2019年的二十四年里，中国GDP增速是美国4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路径和增长方式已经可以用拉姆齐模型（NBER, 2023）解释，并可以预测再过十年左右，中美经济增速将差不多持平，再过七十年，中国人均收入可达美国4折水平。人均收入是一个了不起的指标，按拉姆齐模型，2100年左右如果美国人均GDP是10万美元，那么中国人均GDP在4万美元到4万4千美元之间。这个模型假设前提是国际政治和平。

美国论文观点是否适合中国上海经济发展情况？在疫情后经济大衰退环境下，上海社保基金如此大幅度上调，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要结合国情分析。

 

一、中小微企业（以200人规模小企业为例）固定成本上涨约10%

 

以月薪税前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普通工厂工人来说，本来每月到手工资可以拿到3965.4元，但社保基数上调到7310元后，其到手工资将变成3882.45元，减少82.95元；对企业来说，本来每月缴纳社保成本（不包括公积金）为2422.83元，现在变成2752.9元，增长了330.07元，减去职工各人承担的82.95元，企业社保成本支出增加了247.12元。上述计算是根据养老金单位16%、个人8%，医疗单位8.5%、个人2%，失业金单位0.5%、个人0.5%，附加医疗单位1.5%、工伤单位0.16%比例核算的。

一个单位现在要生存，职工工资不可能都是5000块钱，职工社保基数也不可能不是最低基数。以一个200人规模小企业（金融部门30人，实体经济部门170人）为例，社保基数调整后，单位每月社保支出净增加约十万元，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万元。

这是现实成本压力。有的企业可能一年利润不过百把万，现在这么调整后，增长的社保吃掉了企业利润，企业生存将成为问题。一旦企业倒下，这一两百人又要重新去求职找工作，又给社会增加了就业压力。

 

二、利弊分析

 

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和模式看，当前上海社保基数上调到7310元利大于弊。中国经济目前处在增速降低的增长中，这个过程和美国相对成熟的经济市场环境有区别，中国还需要竞争来筛选更优质企业，而企业也需要竞争来筛选更优秀人才。

企业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竞争，但往往企业家有没有用人眼光，会不会选人，也影响企业存亡。不断高企的企业固定成本就是一张考卷，用实践来淘汰企业家。一个企业家如果用人选人识人不及格，就要淘汰。

当企业用人固定成本很低时候，企业家为了面子，为了虚荣，为了关系，为了人情，会在企业中养一些闲人，因为成本低，一个月几千块钱总成本，企业扛得住。但当社会法律政策迫使企业提高用人成本，养一个人成本大幅度提高时候，企业家就要摸摸口袋，看看家底，能不能养得起闲人。

除了养闲人，还有企业家用人不当成本。有许多人到企业来，不是为了干事，而是为了捞钱。特别是一些嘴皮能说的人，面试能力强，得到岗位后，也很能说，但就是缺乏真本领，缺乏真成绩，这样的人会坑死企业。这些人浪费了市场机会，没有效益产生，而企业成本不断支出，企业很快就资金链断裂。许多企业家在这方面都吃过大亏。

现在，高企的用人成本，迫使企业家认真对待选人用人，这方面成绩合格了，企业竞争力会因用人得当而提升，企业效益在竞争中会越来越强，这就是高成本的好处。

 

三、进一步连锁反应

 

上海持续上涨的企业用工固定成本首先会清洗效率低下的中小微企业，迫使这些企业完全逃离上海或在上海留下一个小办公室，大本营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外地，这些效率低下的中小微企业继续到外地以地区效率差换取生存。这种情况体现在中小微老板层面，表现为在上海以外的二三类地区开始做之前在上海做的生意；体现在雇员层面，表现为要从上海逃离，到外地城市做之前在上海做的工作。这进一步优化了城市人口结构，长远看是大进步。

上海持续上涨的企业用工固定成本其次会迫使能在上海扎根并继续生存的企业家和能在上海扎根生存的雇员群体不断学习。研究表明，不断的学习和教育是国际上超级大城市人口构成的主要特征趋势。NBER发表的论文数据显示，在25岁时候，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收入差距在27%，而这种差距到55岁时候会扩大至60%，这是教育对职业分类和职业收入报酬分配的马太效应。有许多人在残酷的竞争中没有思考能力，不能清除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竞争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教育和学习力，所以混日子，一天天混到三十五岁后，就很难在大城市混下去了，因为年轻的年龄红利也消耗完毕了。

上海持续上涨的企业用工固定成本再次会使能在上海扎根并继续生存的企业家和能在上海扎根生存的雇员享受全球先进的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和养老以及高端教育培训。这些高企的企业固定成本转化成政府财政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这些收入又反过来为高福利社会提供了物质经费保障。

 

四、结束语

 

世界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傻子——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或是雇员。谁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是正常的。面对国家政策在超级大城市的变化，各个层面能做的就是适应，适者生存。每个人内心都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尽管发朋友圈可能会吹牛，但真正份量都自己清楚。这种情况下，客观评估自己，如果年轻，有学习力，有受教育机会，有工作机会，就全力去奋斗，享受这个过程，同时能扎根。如果不行，到外地二三四线城市就业，也是靠谱选择。

对企业也是一样。如果在上海挣不到钱，加上成本越来越高，搬迁到外地挣钱也是实实在在的选择。如果能在上海继续生存，那一定是企业里聚集了正在能产生效益的人才，这样企业效益才强，面对高成本能够消化，并能为社会产生更多价值。这也是政府想要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