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文本’——‘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使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视界呈现出来’。”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教条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以毛主席为代表；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城市中心论”是教条主义的典型的表现形式，“城市中心论”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正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导致的。
范围论认为，科学理论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如果超出范围应用，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这一现象，叫作超范围现象。教条主义就是一种超范围现象！
教条主义者，只看到理论的真理性，而看不到理论的范围性。其次，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有这样一种心理趋势：总是用头脑中已有的理论，去套眼前的感觉资料。这一心理趋势也是教条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对教条主义作了批判，但他又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具有普遍的意义，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就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发展，这便进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命题，隐含着一个前提性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并且至今都管用的东西，所以要把它拿来中国化。”②怎样一个化法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再重版，多次修订，以适应理论家们的需要。在中国做一个理论家其实容易得很，你只要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列宁全集就可以了，然后熟读它，为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和方针做解释，为当代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嬗变。
有感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主义倾向，张一兵说，“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曾对该书的学术目标做了如下的概括：在文本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实现一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回到马克思’”。③“‘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最初文本’，这几乎是当今所有致力于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的共同意向。”④
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使马克思文本的本来意义呈现出来。
超出范围应用马克思主义
《范围论》认为，任何理论都受其范围的制约，马克思主义也一样。那么，马克思主义超出范围是怎样一个表现形态呢？
请看聂锦芳在《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中怎样说：“在过去，不同职业的研究者面对同一对象时往往采取相同的、超职业的研究视角、规则和路向，由于强烈的现实关注和意识形态色彩，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已经远远超出19世纪中、下叶一个德国思想家思考的界域，而赋予其过多的当代考量；马克思如影随形地参与甚至主宰着对当代世界的建构，它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超越时空的绝对意义，可以解释并且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而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出现甚至时代的变迁都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是如此，巴黎红色风暴也是如此。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时代可以发生变化，甚至相互之间构成一种反拨、纠偏和否定，而作为这些政策出台、时代变化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却具有统摄、包容一切的性质。”⑤
马克思主义超出范围，就会具有统摄、包容一切的性质，成为无处不适用无处不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就20世纪而言，大多数论者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对象，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的。我们可以在对马克思思想毁誉不一的、往往是极端对立的不同的评论者那里看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相同的方式：解读者往往根据当时现实状况生发、概括出的观点，从既有的政治立场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然后又借助这些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强化对自己观点和策略的信念；这种情形下，解读者不仅不可能以文本本身为本位，而且必然会肢解文本的完整性，过分突出那些与现实观点契合或相近、疏离或相违的部分和思想，而忽略文本中的其余部分，这时文本实际上已成为他论证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⑥
马克思主义超出范围，还表现在对马克思思想毁誉不一极端对立的不同的评论者，都会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论据和支持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无处不适用无处不正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能被真理论证并支持的观点，理所当然也具有真理的性质。
叶险明认为，就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系而言，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上是以“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哲学原理为根据，为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和方针做解释为当代中国现实作辩护性或赞美式的论证。”⑦马克思主义超出范围，最重要表现，就是为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和方针，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能被真理解释得天衣无缝的决策和方针，理所当然就具有了真理的性质。
因此，现实生活中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理论本初意义相差甚远，正如聂锦芳所说，“就学术界看，人们在他的名目下阐发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当年观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属于他的意旨和内容，更不用说还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更为复杂的情形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很多论者对马克思及其文本和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加入了过多的现实考量和情绪成分，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言说马克思的人越来越多，‘挖掘’和阐释的思想越来越新颖，但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和思想却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他的文本越来越不熟悉。”⑧于是，就出现了理论家的全部工作就是“从现实中‘为我所遇’的真实问题，到马克思那里找‘为我所欲’的答案。结果趋向现实的努力越大，逃逸现实的速度越快。”⑨
其实，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答案的！
这是因为，“马克思思想已经经过了一百五十余年的深刻检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当然更不能为了迎合潮流和时尚而失却公正和理性的判断。
就马克思当年理论思考的视野看，他的思想产生的基地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英、德、法三国，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言说这三个国家的历史、现状时，表现得是多么游刃有余、入木三分！但一越出这一界限，就显现出他对其他国度、别的领域的研究并不都是行家里手，他关于美国所做的大量评论，在深度上显然已经打了折扣，而对于东方国家和古代社会，诚如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的，一直是他理论思考的盲点。尽管他晚年做过一些补救，但从留存下来的材料看，对俄国村社制度解体后的社会发展趋向，他做不出肯定的判断，他编定的《印度史编年稿》，由于材料的缺乏，不仅失之简单，而且有重要的遗漏和谬失。
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他也写过评论，但除了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英国人贩卖鸦片，表示基于人道主义的谴责，他没有提出更多的真知灼见，中国对他来说，的确是太神秘了。
马克思对自己的学说，如果向前延展到古代是否还具有普适性也心存疑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他如获至宝，做了大量摘录，但仅凭这部书要勾勒出古代社会的图景及其发展是太不够了。
马克思生前不知道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埃特鲁里亚文明，除了迦太基而外，欧洲海上文明也不甚了解；而撇开这些阶段对古代社会的发展线索能有什么真正的把握呢？马克思在当时的情形下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处理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警钟，但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延长了寿命；他确信社会主义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进行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没有预见到全球各地区、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进程的多样化、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社会有机体结构系统中，他突出强调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功能，而对于文化的作用的估量明显不足，对宗教的意义的理解并不全面，更没有预见到现代科技进步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等等。”⑩
董德刚也认为，“由于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于一个半多世纪以前（相当于中国清朝的道光至光绪年间），它自然带有那个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历史局限。而且，作为个体，马克思也带有个人的某些局限，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更不必说‘句句是普遍真理’了。譬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有些偏激，国家理论相对薄弱，人性理论不够完全，价值理论只具雏形。换言之，马克思哲学中包含某些简单化因素、过激因素、空想因素。”⑪因此，早在一百多年前，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不可能观察到现在中国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也就不能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我注意到张一兵在他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的一段话，他说：“在福柯看来，过去的思想史面对一种观念、一个思想家，总试图去作一种‘同心圆的描述’，即在一个线性逻辑中来讲述一个有始有终的连续同质的变化总体。这不过是假象。思想发展中最本真的东西恰恰是，存在于话语的断裂处、栖居于话语布展的边界以及活跃于理论逻辑中的独特的异质性。
因此，福柯认为，必须对隐匿的无名的异端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当然，在总体上我的诠释明显异质于福柯和阿尔都塞的那种准结构主义的截断式解读。但是，福柯对非连续性的关注引发了我的共鸣，读者面前的这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与过去一切类似论著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我格外关注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非连续性。不过，这是一种在肯定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内在连续性之上的非连续性解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现实发展，正是在这种打破了‘同心圆’的非连续性上生成起来的，否则，就不会有列宁的‘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也绝不可能出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显然，这是一种‘源’与‘流’的辩证法。”11
福柯是对的，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地，是连续性地。但是，由于观察的范围性，人类思想中的理论、观念和思想等也就是范围论所说的结论，则是非连续性的，具有范围性的特征。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范围一个范围认识的。每一范围的理论都是对前一范围理论的证伪。不是吗？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伪，毛泽东思想是对列宁主义的证伪。之所以被证伪，是因为已有的理论存在着没有观察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之所以能证伪，是因为新理论是观察新现象和研究新问题的结果。任何理论，都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
因此，现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恰恰是要放弃已有的理论，观察新现象研究新问题！
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强调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并非今日始，早在1921年，李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马克思还原》的文章，曾明确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在国外，1959年法国马克西米里安·呂贝尔创办《马克思学研究》，倡导非意识形态化地研究马克思。目前哲学界重提“回到马克思”的口号，聂锦芳说，马克思“文本研究之所以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在我看来，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内在要求，二是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转换的趋势。
延续20世纪80、90年代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进行的反思，人们发现，原来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就其基本范畴、观点、命题，还是原理、体系和结论，相当部分缺乏原始文本的依据和本初意义的支持。当然，这不是说学者们在研究中没有引用过经典文本中的话语，的确也引用了，但大多情况下却是将不同时期、不同文本和不同语境中的论断不加分析地直接引用，结果在很多方面曲解了经典作家原初的意思，并没有呈现其思想的真实面貌。”⑫哲学界之所以重提“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是因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著作的理解，距真实的马克思非常遥远，乃至越来越远。
“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廓清笼罩在马克思身上的迷雾，还原他以及他的学说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的真实。”⑬“回到马克思原始文本中，找寻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义，……走近马克思的精神世界。”⑭使人们对“马克思原始思想”有一个“客观、完整而全面的把握和理解。”⑮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它将呈现这样的结果：同任何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这仅仅只是就一定的范围而言的；它同任何理论一样，有它没有观察到的新现象，有它没有研究到的新问题；它同任何理论一样都是可证伪的！
①程广云：《解读马克思：从文本到现实生活世界》 《哲学研究》 2003年12期
②董德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维审视》《理论视野》2012年第08期
③④张一兵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03期
⑤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一份清理与辨析》《学术研究》2003年第09期
⑥⑧⑩聂锦芳： 《重读马克思》《光明日报》（ 2011年07月04日 05 版）
⑦叶险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理论视野》 , 2014 (12)
⑨单提平《评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哲学门》2006年6月
⑪张一兵 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第一版序言》
⑫⑬聂锦芳：《近年来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
⑭王琎 ：《聂锦芳：在文本中走近马克思》《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04日 11 版
⑮聂锦芳：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与思路 《党政干部学刊》 200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