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各种文化现象异彩纷呈。在读图、读屏时代以及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的同时，那些习惯和崇尚纸媒的人，由于多种原因厌倦了网络泡沫后，往往会回头重新注重曾经风靡一时的纸媒。

纸媒不会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销声匿迹。因为只要有人需要学习，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更需要从纸媒上获取营养。所以，尽管纸媒的运作受到广泛的诟病，尽管不断有纸媒因为办不下去而消亡，但它的一时衰微，不等于会永久衰微，相信它会一直存在下去。

在关注大众的网络狂欢之后，再来探讨不久前围绕纸媒产生的那一场盛宴，也许我们会从中悟出更多的东西。

我要说的，是我们曾经经历的暴读和暴写。

十多年前，报刊杂志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与之伴随的，就是蔓延在中国的暴读和暴写。那时的中国有13亿人。我常想，如果有1%的人每年订一份报刊杂志或者买一本书，该是一个多大的市场？中国有成千上万家报刊杂志和出版社，这又为写作者的稿件提供了多大的承载量？

所以，当时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道时，对消息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这则援引沙特阿拉伯《生活报》的消息题为《中国内地青年读书，香港青年跳舞》，称“香港青年人喜欢把钱花在电影院和舞厅，而中国内地青年人喜欢把钱花在购买学习用具和书上。其中，15%人每星期买书。”

毫无疑问，中国当时正普遍兴起一股强大的读书热潮。与之相辅相成，写作者也日益汹涌。有那么多的报刊杂志，就需要有那么多相应的写手。

读和写有各自内在的因素。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其中生存需要是一个最大的因素。

把当时的现象称为暴读，是有着一定道理的。

一是看群体的阅读。曾经看过一份报刊发行量排行榜，位于前十名的报刊杂志发行量均超百万份。中国三十多家报刊杂志为什么能够对写作者标出高稿酬？这是由其发行量决定的。也不断看到某某书发行量过10万册、5万册甚至更多的报道。报道者称，这还不是实际数目，不包括书商做手脚的那一部分，更不包括盗版的数目。用枚举法说明暴读也难免挂一漏万，也就不再一一赘述。

二是看个体的阅读。2002年1月2日的《中国文化报》有一篇题为《这些书，这些事》的文章，作者一年读过的大部头好书有十部之多。纵观各类阅读者，除专业定向式阅读、休闲式阅读外，单说写作者的阅读，其阅读量堪称暴读。2000年第3期的《随笔》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太平天国究竟如何？》的文章，为了写这篇文章，作者把淹没在皇皇巨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一段最直接的评价勾录了出来。

马克思在1862年4月所写的《中国纪事》一文对太平天国予以了彻底否定。可想而知，如果不进行全面阅读，是不可能勾录出这段文字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也不是只有从事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学者才会阅读的。有位作家曾撰文称，他读《资本论》不只是在理解政治经济方面的东西，但从文学的角度看，《资本论》语言的美妙真是了不得。

太平盛世好读书。暴读的现象让人想到无数只蚕在啃着覆盖在它们身上的蚕叶，正发出如细雨般声音的情景。

一个文化人，最突出的习惯也许就是阅读。如果中断阅读，自己的文化知识必将远远落后于时代。无论处在哪个行业，无论出于什么需要，没有阅读，就不再配称文化人。

现在的网络时代，人们也是成天捧着手机，对比过去，暴读（看）程度更甚。但这种暴读（看）与过去的暴读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在的暴读（看）队伍更为庞大，可谓鱼龙混杂，但大多是为着消遣，而过去则体现在一种求知欲望上。

至于暴写，看书店那些浩如烟海的书籍就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了。无论群体的写作，还是个体的写作，都堪称“暴写”。然而，对于当今时代的写作，许多人颇有微辞，大都是认为精品太少。

那么，这些写作与上世纪的写作究竟有何不同呢？

单就文艺方面的写作来说，由于不再像从前那样把政治放在首位，所以写作有着更为广泛的空间。改革开放后，文化进入市场，即所谓改革，初始的不规范，让许多耐不住寂寞的人把一些不成熟的作品一股脑推向市场，推向读者。不可否认的是，从内容上看，休闲消遣性被放在了首位；从目的上看，利益被放在了首位。

唯市场，必然产生功利心理。与之相辅相成的，必然带来写作的形式和内容的深刻变化，必然带来写作者道德的异化，盗文、洗稿等等怪相也就不足为怪。人们诟病文坛，其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不论怎么样诟病文坛，但必须承认，虽然良莠不齐，但文坛已经是前所未有的繁荣。

读者往往很看重名家的作品，报刊编辑也是如此。但如今看不少名家的文章，早已不再有原来的好感，不再有从前的“胃口”。名家的水平其实还会是原来的水平，甚至比以前还要高，但所下的功夫已经大不如从前。所以，老读者的感觉，是他们“泯然众人矣”！新读者则认为他们不过如此！

名家把他们那并不出众的作品抢滩似地批量展现在各地报刊杂志上，甚至连行业、专业报刊杂志也不放过，反反复复抢着上，形成一种抢占地盘的大比拼。作品越写越长，书越写越厚，年产量越来越高。

诚然，名家并不怎么样的作品高产化并不只是名家个人的因素，还有编辑的因素。编辑重名，除了不便得罪名家外，多是考虑报刊在读者层面的影响。

较之于名家重量不重质的暴写，也许有些新手仍有差距。但新手们不甘寂寞，尤其是精力旺盛的年轻新手。他们除了不遗余力地生产以娱乐为主的网络文学作品外，有些还会祭出各种旁门左道，进行程序化运作。

曾经读到一篇介绍诗人汪国真的文章，说他因为诗歌不景气改做火锅生意，嘲笑他是不是太认真了？如果以他的名声，坐在电脑前，每天写十篇八篇的短文，发在那些销量很大的报刊杂志上完全不成问题，何至于在街头支锅立灶去做火锅生意？

然而，这种暴写不是人人愿意或者能够为之。

看过一位名叫白天的作家写的《垃圾文字里的舞蹈者》一文，讲述的是她在北京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情形。有人约她写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此书分为上下册，与人合写。要她写非洲战场，另两位写亚太战场。她每天以一万字的速度拼命地写，完稿那天，大病一场。可另两位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几下就把活做出来了。

这是两种典型不同的暴写，但他们一样拥有读者。

有人读，就需要有人写。中外几千年的文化典籍是暴读者最为重要的阅读资料。但是，当今暴写者如何认真对待暴读者的热情？如何给读者有益的营养？有如何引导暴读者正确的阅读兴趣？这不是市场的问题，是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问题。

市场是暴写者的动力，这点没错。但市场是需要引导的，是需要开发的。迎合市场，迎合读者，可以得到一时的利益。市场中历来都存在陷阱，在读者跌进陷阱的同时，一味迎合市场的暴写者也终将受到暴写者的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