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是封建社会民间教育组织，与科举制度有关，是为生童读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场所。书院一般设山长1人，主持讲学及院务；首士1人，办理生活事务；学长1人，负责学习事宜。入学者一是生员为应乡试，每月进行2次“文生月课”；二是童生为进府应考生员，常年在院学习。书院学习方法主要是学生各自钻研、相互问答、山长答疑解惑，有时还请有名望的学者讲学。

老《汉阴厅志》《汉阴县志》载明，汉阴在明清时期才有两所书院。

一所名叫仰山书院，是明嘉靖十九年（1540）由知县杨惟藩将城内关帝庙（在今马道巷妇幼院家属楼）改建而成，为安康地区最早的书院。由于缺乏固定经费，嘉靖二十一年（1542）停办。

笫二所书院，名为育英书院，是汉阴清代唯一的书院，嘉庆八年（1803）由通判杜蕙与生员许逢熙及邑绅王逢周、陈刚、许尚、于庆等筹资，在县城后街观音堂(今经委棉织厂家属院)旧址上改扩建，并捐资购置了房屋一院，添修了讲堂、厦房、门楼、照墙，始立规模。又购置西关许家院等处水田，为师生修脯膏火之费。

历任汉阴育英书院的教师大多是名宿大儒。浙江才子叶腾骧，被聘为汉阴育英书院主讲席。副榜名宿王鸣凤，在育英书院舌耕60多年。中书舍人岳震川，“山南大儒”董诏，多才多艺的汉阴厅抚民通判钱鹤年，返乡的历任山西壶关、四川乐山知县的茹金,告老回乡的清廷文学散官承德郞、孺学飞堂李训典等等，都是在育英书院讲学的常客。清嘉庆至同治年间，兴安州文学艺术创作中心的汉阴县衙内东侧稿园，多与汉阴育英书院有互动。

育英书院越办越影响大、名气大，汉阴将所在的后街改称为了书院街。清晚期，中国沿海多地兴起近代教育，废除枓举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汉阴先贤们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光绪二十九年（1903）停办育英书院，在原址改设成育英高等小学堂（今汉阴中学前身）。 

百年育英书院，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作出过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育英书院开办后，汉阴出了进士16名，举人24人，其中翰林4位。清道光至民国初年，在我国我省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历任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广东盐运使、江西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甘肃布政史、陕甘代理总督的温予巽，任清廷刑部主事、二品顶戴花翎官衔的张成勋，清廷户部主事的蒋常垣，有4部著作的著名作家谢化南，民初湖北省督军府顾问欧瑞麟，反清建共和的民主斗士、民国初年聘为首任陕西省省长秘书的李孝芳，创办上海《谈盐丛报》、西安《旭报》、我国民初著名报人张翼廷等，均曾系汉阴育英书院的学子。

有人说，县城新街江南会舘里设有汉阴书院，根据是2004年江南会舘改建为“三沈纪念舘”时在其楼上发现有书院遗物。那是怎么一回事呢？解放后上世纪50年代，后街老观音堂育英书院旧址改建县农具厂（县计量厂前身）时，将原育英书院的遗物存放在了江南会舘楼上。不能据此就臆断江南会舘里设有书院。江南会舘是原江南省（今安徽省部分地方）来汉阴移民聚会、议事、活动和祭祀的场所，不是读书学习的地方。书院才是用来读书的。一个“动”，一个“静”，咋能放在一起？同时，古代书院是不可移动文物，也不得将清代后街育英书院硬生生地搬来新街更名为汉阴书院。据查《陕西省志》《兴安州志》《汉阴县（厅）志》，并无名为汉阴书院的书院。查全国明清书院名录，亦无以当地府、郡、州、县名命为书院的先例。  

有人称：“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在汉阴书院“学习生活过”。那就缺乏依据了。沈大先生沈士远在《过陕南》一文中，沈二先生沈尹默在《自述》中，都说他们兄弟姐妹在汉阴家中读的私塾。所有史料中，没有看到沈氏三兄弟参加清晚期科举考试的举动，也没有进过书院学习的记载。

（原载李家成著《汉阴文史大观》一书中，此次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