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那么，蚩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由于我国古代典籍对蚩尤的记述，多是在记述黄帝史事中提到，这样，比较起来，其记述不仅较黄帝为少，而且零七碎八，显得很不完整。如此，对于蚩尤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如：后汉的应劭在《前汉书》的注释中，说：“蚩尤亦古天子”；而南朝裴駰为《史记》作注，引孔子之语说他为“庶人之贪者”；相传为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所撰的《管子》一书，在《五行》篇中，说他是黄帝之臣；后汉的宋衷依《逸周书·尝麦》篇之载，言他为炎帝之臣；同是后汉的高诱，按《尚书·吕刑》所载蚩尤事，称蚩尤为“九黎之君”；而太史公司马迁、唐代的司马贞等则称蚩尤为“诸侯”……先秦古史料，一般行文较为古奥，对蚩尤的记述也多有怪异之辞，于是，现代有些人则又将蚩尤看成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不是历史人物了。这样，蚩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也就成为史海中的一个谜了。
不过，纵观古代学者，解释蚩尤者，多依《逸周书》、《尚书》所记蚩尤之事为本。现在，我们就将这两部先秦典籍所记蚩尤之文录出，试加分析。
《逸周书·尝麦解》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口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予中冀。”
这段文字中的“二后”，系指轩辕黄帝及炎帝，黄帝和炎帝本为同父异母兄弟，黄帝为有熊部落方国的军事领袖，炎帝是有熊部落方国行政首领。古代称部落行政首领为“后”，称部落联盟军事领袖为“帝”，此处“后”、“帝”所称为一义；“赤帝”即炎帝，“少昊”此处非指轩辕黄帝之子青阳“金天氏”，而是指他曾经受封而居的地域，即今山东济南一带，是时，这一带为九黎族所居之地，故此处“少昊”为地域的代称；“涿鹿之河”，即指涿水两岸的地方；“说”读作shu1，即用语言说动别人。此段文中之意盖云炎帝被逐，逃回到涿鹿向黄帝求援：“中冀”即指古冀州之中土，古以帝王所居之邑为中，“中冀”即指轩辕黄帝所都之涿鹿。
《逸周书·尝麦解》的这段文字记述，若用现代语言表述，大意就是这样：古代在天下未定之时，诞生了黄帝、炎帝两位首领，才开始定制度、建典章而治理天下。这当中，黄帝授命于炎帝分派正副官员管理地方，炎帝就让蚩尤去山东任职，（炎帝自己去了河南）。可是，蚩尤到了那里却积组织叛乱，炎帝闻讯，率兵北上山东监视，蚩尤兴兵伐炎帝，炎帝敌不过蚩尤而北逃，蚩尤还是追赶不放。这样，又一个逃跑，一个追赶，都又回到了涿鹿。这使炎帝非常害怕，于是就向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终于将蚩尤捉住杀了。
《尚书·吕刑》对蚩尤造反时的情形有一段记述。因为这段文字是周穆王命吕侯为司寇时，吕侯作刑法并阐述刑法之始的论述，故将黄帝之时的事和颛顼之时的事连在一起记述了。原文如下：
“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爱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
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予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予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
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这段文字是什么意思呢？若变成现代语言表述，就是这样：
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黎民。他不仅不打击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自己反而装出一种虔诚地奉黄帝、炎帝之命的样子去抢夺九黎人的财物，以此逼迫九黎人和他一齐造反，九黎人则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蚩尤就以酷刑逼九黎人服从，并说这是“法”；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刺人颜面等各种酷刑就滥加施行，并成为一种制度。如此，他的杀戮无辜都有托词，而不说有差错。这样，九黎人才逐渐乱哄哄地跟着他干起作乱的事来。如此一来，社会风气就变坏了：人们变得不忠于信义，不履行誓约，到处是以强凌弱和杀戮无辜之事。百姓受此涂炭，便上告于黄帝、炎帝，请求黄帝来惩罚这些恶人。黄帝也了解到蚩尤所纠集起黎民作乱，没有一点好声誉，所到之处，刮起的便是一股股血雨腥风；轩辕黄帝奉天承命，十分怜悯无端受害的无辜百姓，就对蚩尤之乱实行了镇压，使这些作乱者变为奴隶，永远处于下等人的社会地位。并且，不准许九黎人祭天，否则，将是对天神的一种亵渎。可是，到了黄帝的孙子高阳为帝之时，九黎人又乱德而胡行，既祭天神，又祠地祗，甚至家祭中神鬼之位杂混，乱了规矩。于是高阳（即颛顼帝）便命重专管百姓之祭天神，命黎专监九黎人之祠地祗，决不许可祭地祗与祭天神相混而亵渎神灵。对此种规定的执行，是不能有一点降格与宽容的。
只要我们明白了《逸周书·尝麦解》及《尚书·吕刑》
对蚩尤史事的记述，就自然会明白：应劭说“蚩尤亦为古天子是不对的。天子者，古人认为其权神授，临天下而位尊九五，岂有受人之命以司其职去做地方官的所谓“天子”？《尚书》，传为孔子编选的上古历史文件及追述古史的著作汇编，岂有不知蚩尤史事之理？盖孔夫子是以蚩尤贪婪、残暴、而又犯上作乱，故言其为“庶人之贪者”；后汉宋衷依《逸周书·尝麦解》文中“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四，疑为西字之误），司口口……”而言为炎帝之臣，岂不究炎帝之所以任命蚩尤，亦由受人之命所致？所以，宋衷之言不确。后世人多有只注意炎帝与蚩尤的隶属关系，有言蚩尤是炎帝的后代的，也有言蚩尤兴兵伐黄帝是为炎帝阪泉之败报仇雪恨的，等等。殊不知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史事在前，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史事在后，岂有蚩尤早被杀死而还能为后发之事愤而复仇的道理？至于太史公等诸多史家称蚩尤为“诸侯”，高诱依《尚书·吕刑》之载称蚩尤为“九黎之君”等，则均属述史之中以后世之制比照而对古史作推测性表述的不同用语。究其义，与现代史学家称蚩尤为“古九黎族部落酋长”是一样的。
总之，蚩尤是古代的历史人物，是先臣服于黄、炎二帝，后又趁放以外任之机发动叛乱，被黄帝平叛镇压了的一个恶人，言其九黎族首领是不确切的，亦绝非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