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黄帝到底是历史人物，还是天神？虽然，在中国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言黄帝史事，间或亦稍有异词，但大家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位历史人物，这是根本不存在什么争议的，即使是秦汉之后，由于秦始皇、汉武帝的求长生不死，有些投机人物如方士之流，以投帝王所好，无中生有地杜撰了黄帝长生不死、成仙、乘龙升天等荒诞故事，但史家们多对此种说法嗤之以鼻。

　　可是，到了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究竟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无黄帝其人，这却成了学术界有争议的事情。有人说黄帝是传说中人物，不一定可靠，或者有，也许也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有人说“黄帝原本就无其人，无其说”，一句话就将所有古史记载否定了个一干二净；还有的则说黄帝是天神，是汉代以后才附会出来的，并且指出是由郊祀天神附会为历史人物的。至于一些热衷于以补中国古代历史上神话之不足的学者，则说得更玄乎，而且还有鼻子有眼地描绘他“长有四张脸”，是“蛇身人首”等等，而且新出版的不少辞书也都跟着作这样的解释……

　　那么，轩辕黄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呢？本节着重说一下“三皇五帝”之说的起因以及古代帝王们的“郊祀”对象，以探讨黄帝是否为“天神”的问题。

　　古今述史，在分期和称谓方面，各有不同。古代述史，对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史事，因无朝代可言，便依原始社会中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以一个形象化的名称而作概括。先秦史家一般这样认为：人类之初“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吕氏春秋·恃君览》），且“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庄子·盗跖》）

　　有巢氏之民，是还不懂得用火的原古先民；当发明了钻木取火、改生食禽兽之肉为熟食后，这又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于是，古史家又将古人类懂得用火之后的历史时期，命名为“燧人氏”之民。《白虎通》卷一，集先秦史料说：“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燧人氏时期，既未发展到农耕生产阶段，也还不会驯养禽兽，饥饿中需要求食时，即去打猎、捕鱼、拾橡栗等野生果实充饥。虽然此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用火，懂得吃烧熟的食物了。但不论生熟食物，都是难以长期保存的，时间一久，存放的食物自然会腐败、变臭，从而不能食用。这种“饥即求食，饱即弃余”（《白虎通》卷一）的实际生活，自然要常常挨饿。当人们从猎获的活禽兽中渐渐发现，有些禽兽是可以人工饲养、繁殖的，这样就可以解决猎获物不多时候的食物缺乏，使之免于饥饿。于是，畜牧业便发展起来，古史家称此时期为伏牺氏时期。其名称所得，盖因“养牺牲以庖厨，故日庖（同伏）牺氏”（《史记·补三皇本纪》）。按《易·系辞》所记，结绳为网而捕鱼，捕兽，以及八卦的创作，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而当原始人类进步到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时代，中国的古代史家就称其为“神农氏”时期了。这种先秦时期通行的古史分期和记述，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同样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实际的，因而也就是历史唯物的原始社会历史分期法。

　　但是，由于秦始皇、汉武帝用事鬼神，求长生不死，不仅使社会风气变坏，而且也影响到思想学术领域，一股谈神说鬼、以述怪异荒诞为时尚，并附会于古史的非科学思潮蔓延开来。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又附会、编造出“盘古氏”、“女娲氏”，加到了原始社会史中：说什么“首生盘古”，“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三五历记》）。“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电，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五运历年记》），说是由此而有世界，万物始生。然后，又有什么女娲氏用黄土造人的事情：“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风俗通义》）。并说其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止……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予·览冥训》）。这，显然是汉代杂家著作依据了大禹治水的史事而编造出来的神话故事。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古代史家所言的“神农氏”时期，即是表述人类社会发展到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经济生产特点的时期，依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这个时期大约开始于七八千年以前，而到四千七百多年以前。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产品较前丰富，在正常生活消费和分配之后有了一定剩余。在此种情况下，氏族公社的族长利用掌管财物分配之权贪污集体财富为己有，造成了私有制的产生，掠夺性战争的爆发，并由此氏族间联合为部落，部落间又结成部落联盟，这种野蛮的掠夺他人财富的实际状况，不仅破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公有制度，同时又由父系氏族代替了古老的母权制，最后导致国家制度的产生。因此，中国古代史家所言的神农氏时期，大体上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代”。

　　轩辕黄帝因生于“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野蛮时代，就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教民习武以保卫自己部落的财产不受侵犯，但却并不恃武掠夺其他部落，而是用积极发展生产来提高本部落人民的生活，并由此而受到其他部落的宾服，推为部落联盟领袖，这也就是有熊部落方国。此后，又由战蚩尤，败炎帝的事件中认识到：“日中不暳，是为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柯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太公兵法》引轩辕黄帝语）的深刻哲理，于是东至渤海，西至六盘，南达江淮，北到大漠，凡各部落联盟势力“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以武功统一了神州地域，建立了国家制度。这就是司马迁所述的“诸侯成尊轩辕为天子”的史事。至此之后，中华民族进入了文明时代，有了史事的文字记述，有了明确的代系。继黄帝之后，为青阳、颛顼、帝喾、帝挚、唐尧、虞舜、夏禹几位执政治国者。夏禹颠覆了“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社会制度，建立了帝位“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政治制度，历史上，人们将夏、商、周，称作“三代”。

　　自轩辕黄帝起，至夏禹止，虽有黄帝、青阳、颛顼、帝喾、帝挚、唐尧、虞舜、伯禹八位执政者，但古人祭祖有一条规矩：“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国语·鲁语》），没有以上对国家、对人民的所做出的贡献和功劳，虽为帝王亦一概不在祭祀之列。因此，青阳在轩辕黄帝突然死亡之后，虽长时间实际执政，治理国家，并为国家默默地挑选、培养执政治国的帝位继承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即帝位。由此，按照“不王不禘”的原则，后世便不会在祭祖中将他列入祭祀对象；帝挚虽在帝喾后继位为帝，但执政九年，认为自己不善治国，最后亲自带了臣属到唐国迎其弟弟唐侯放勋，禅帝位给他，所以，后世以“数崇五”来决定祭祖对像，帝挚也就被排除在外了；伯禹颠覆黄帝以来年建立的“民本”社会制度，而复辟为“君本”的帝王独裁专制社会制度，事实上成为了夏朝的建立者，自然也不能与轩辕黄帝等并列。就这样，后世祭“远祖”就只有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位了，后人亦以祭祖惯例，将黄帝以来、大禹之前的这一历史时期，称作“五帝时期”。在郊祀中为着与所祭祀的五位天神相区别，就称他们为“五人王”或“五后”，这已在甲骨祭祀刻辞中见到。

　　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人们在谈论事物由来已久的时候，要用一句极简练语言来概括历史悠久，该怎么说呢？这总不能将自有史以来的帝王搬着指头挨个儿都数上一遍，然后再论说自己要谈明白的道理吧？于是，人们就依实际历史有“五帝”之称、之史的实际情况，以凡事又习以称三道五的习惯，在春秋以后、汉代之前的人们，将夏、商、周“三代”变称“三王”时期，由此，一句“五帝三王”，就将有历史记载以来都说到了；此后，因为李斯在为秦王政上尊号的问题上，为拍赢政的马屁，胡谄了在五帝之前还有甚么“三皇”时期，所以，后汉以来就又将“五帝三王”变为了“三皇五帝”。一句“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就简练地从有人类之初说到评论事理的当时了。 

　　关于称三道五之习的形成，在中国由来己久，它源于中国古代所产生的本源哲学思想影响，远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文字初创之时。

　　先说三。古人认为这是个具有增加、发展、带有事物规律性的重要数字。《易》经以效仿阴阳的爻画编制卦画，就是以“天、地、人”这个“三”为原则；老子也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关于三的称谓颇多：天、地、人，谓之“三才”；日、月、星，谓之“三光”；夏、商、周，称为“三代”；春、夏、秋称作“三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尊卑关系，被称作“三纲”……即使到了近世，这种习惯称谓影响下的用语亦还是无时不生，随处都有。举例言之，政治用语有很多都是：三民主义、三大作风、三大政策，三大纪律、三大差别、三大民主、三大法宝……若要说到生产、生活中带“三”的用语就更多了。

　　再说五。“五”字，在甲骨文及金文都作“”，其中“”字的上下两横“”分别代表天和地；而天和地之间的“”，则表示天与地之间交互感应、互为影响的关系。认为“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易-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序卦传》）。八卦是由古人以画成“”、“”以象征地和天、阴与阳，以形象地解释“有天地，分阴阳”，阴阳相交而生万物，阴阳相搏、相互消长而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哲学道理的。这便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而天为阳，地为阴，阳数奇，为一三五七九；阴数偶，即二四六八十，阴阳之数各为五个，五个奇数五个偶数各相参合，阳数共有二十五，阴数共有三十，阴阳之数相合共为五十有五。如此，以阴阳十位数推而大之，可至千百亿，推而小之，可至厘毫丝。这样，《易》之道理可推演事物的变化，就达到了神鬼莫测的奇妙地步了。亦正是由于这样，“五”这个数字，就成了象征事物变化规律，以类万物的字了。如：以木、火、土、金、水为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称之“相生”；反之，即为“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五既以类万物，而万物又莫不以五为称：青、赤、黄，白、黑，谓之“五色”；东、西、南、北、中，谓之“五方”；宫、商、角、徵、羽，谓之“五音”；牛、羊、鸡、犬、豕，谓之“五牲”；酸、甜、苦、辣、咸，谓之“五味”；金、银、铜、铁、锡，谓之“五金”……中国的医学著作，是运用古代本原哲学思想以辨证论治的典范，所以带五字的术语就更多，如五官、五脏、五劳、五夺……这．也正是《史记·天官书》所载的“为数者，必通三五”的实际状况。由于历史形成了中国人习惯于称三道五的习惯，三五相连的词语自然也就不会少。如：三坟五典、三纲五常、三令五申、三番五次、三天五日、三年五载、三五成群等等。

　　所以，“三皇五帝”一语，以三对五，以皇对帝，它是人们依据历史上有五帝之事，而又按习惯用语在“五帝”前面加上一个“三皇”用来泛指历史之久的，民间语言并不是史家述史之词，因此，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首先，五帝之前按先秦史家所述，为“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神农氏”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时期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它既不能称之以“皇”，以与“帝”来对应，又不能用“三”这个数字作准确的表述；其次，秦汉之后，又造出了“盘古”和“女娲”的神话人物列入传说的历史时期之中，这本身又成了一种不伦不类；更何况，汉以后的杂家著作，偏要将盘古、女娲、有巢、燧人、伏牺、神农这种历史传说时期和神话人物相杂混的六个不同所指确定出“三皇”来，就出现了更加杂乱而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七种不同说法。现在，有人不对此种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依据“三皇”之中有神话人物，就硬说“五帝”也是神话人物。还有人依据有巢、燧人、伏牺、神农为传说中的历史时期，也就将“五帝”定为传说中的历史时期或传说人物。这种依不科学的一种习惯用语为论据，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会是正确的了。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说轩辕黄帝是天神，是从古代郊祀活动中附会出来而充作历史人物的。此说可推张维华先生为代表。如他在1981年第4期《文史哲》发表的《释“黄老”之称》一文说：“黄帝……是先秦时代某一个天帝的称号。先秦之世，有五畤之祀，这五畤是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祀天的地方。以五行来配，东方属木，曰青帝，南方属火，曰赤帝，或曰炎帝，西方属金，曰白帝，北方属水，曰黑帝，中方属土，土色黄，曰黄帝。黄帝这个称号的起原，是否与五畤所祀之黄帝有关呢？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五帝本纪》记叙黄帝之事说：‘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与五畤中所祀之黄帝很是相同，可以设想黄帝之称是从这里来的。”

　　然而，这个大胆的“设想”，却是百分之百地“设想”错了。原因就在于张先生虽举古代郊祀为论据，以做出否定轩辕黄帝是历史人物的结论，但可惜的是，没有将古代郊祀的内容，即郊祀中的主要祭祀对象搞清楚。郊祀中要祭祀的对象很多，有天神、地祗、人鬼（即已故的先王，也就是祖先）、日、月、星辰等。但主要的是天神、地祗、人鬼三项。日、月、星辰，是为天神之列。这位先生却偏是在论证中以天神代替人鬼，很有意思地把天神和人鬼弄混了。

　　祭祀神鬼，历史久远。其源盖出自原始人类的原始思维活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极端落后，人们尚不能对风雨阴晴、生老病死等许多自然现象作科学的认识，就依其原始的思维，而认为“万物有灵”，天上有天神，人死有鬼魂，山川草木也都有灵怪。因此，就形成了古代对天神、地祗、人鬼的三大崇拜和祭祀。这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就已经形成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重要典礼了。在中国的文物考古中，已有极其丰富的材料证明了此种情况。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对天神、地祗、人鬼的定期祭祀，是作为国家的重大典礼举行的。只不过，由于社会的进步，人们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已由过去的主要祭天神而变为主要祭人鬼。且这种祭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对那些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祖宗先人的一种崇拜和纪念。

　　古代的祭祖典礼，大致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祭祀称作“禘”，不是帝王的，不能举行这种规模的典礼。此所谓“不王不禘”。祭祀的对象是远祖和近祖。其方法是或画像或设立牌位，届时帝王率文武大臣向先王礼拜、献上供品。其举行典礼的地点，是在专供国家举行重大庆典的“明堂”中进行。此五年一次的大禘之际，凡有条件和实际可能的，还要由帝王率群臣或者派遣特使，沭浴更衣，带了祭礼，到先王所兴之都、之地或者葬地的庙中去祭祀；

　　第二，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祭祀称之曰“袷”，祭祀的对象、方法、地点与“禘”相同。只是，三年之“袷”不论有无条件和可能性，都不到远祖先王的故都、葬地庙中去祭祀。即使是帝王因事出巡而到了先王的故都和所葬之地，也不去庙中祭祀。因为“禘”与“袷”不能乱套，国家大典不能随意举行；

　　第三，一年之中的祭祖，是只祭各朝代帝王之近祖，不祭远祖“五帝”。其方法是按季祭祀，春曰“祠”、夏云“”、秋称“尝”、冬谓“烝”。其祭祀地点是在各朝帝王的近祖祖庙，也就是太庙中。

　　祭天神，有祭天、祭日、祭月，其祭祀的固定地点是天坛、日坛、月坛。一年四季在都城之外举行的祭祀称为“郊祀”，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天神、日、月、星辰，以地祗、人鬼为配，祭祀的方法是在都城郊外起土为坛，称之为“畤”，按五行、五色、五方、五音、五味，依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时，分别在东郊、南郊、西郊、北郊举行。祭中土也在南郊，时间是夏至之际。郊祀一律用“烟祭”，即将供品放在柴上点火焚烧。郊祀的主要对象分别为：

　　春祭东郊。因东风送暖，春之来临，草木方能发芽生长而青翠。故，以古之木正（即木官）陪“先祖”太昊，以配太微天神青帝灵威仰以享祭；

　　夏祭南郊。因日从南方升高，方有赤日炎炎盛夏。故，以古之火正（火官）祝融陪炎帝，以配太微星座之天神赤帝赤熛怒而享祭；

　　秋祭西郊。因西风送爽，金色的收获季节到来。故以古金正蓐收陪“少昊”，以配天神白帝白招拒享祭；

　　冬祭北郊。因冬季日短而幽暗，故以古水官玄冥陪具有水德的颛顼帝，配祭北方黑帝之神汁光纪；

　　夏末以戊己日祭中央中土。祭祀中央中土，但并不能以此而在帝都中心的大街上举行祭礼，其祭祀典礼亦同样是在南郊进行。届时以黄帝时期的土官“后土”陪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以配祭太微垣之天神——中央黄帝含枢纽。

　　为什么郊祀要天神、人鬼（即祖先）地祗一起祭祀呢？这是由于古人认为天、地、人可以相互感应的思想所致。《礼记·郊特牲》对此解释得很明白：“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其所以同时祭地祗，是为着使“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

　　综上所述，古代的郊祀对象既有天神，又有人鬼，同讨还有地祗。在这中间，人们是将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同天神含枢纽黄帝分得极其清楚的，一个是享祭，一个为配祭。如此，怎么能够抹去“轩辕”与“含枢纽”的名称，去掉“天神”和“人祖”的不同属性，将两者合而为一，笼统地只称“黄帝”，硬是不顾历史事实地得出一个黄帝就是天神的结论来呢？不仅轩辕黄帝不是由天神附会而来，而且，特别是在中国，绝大部分天神的名称、形象、作为，倒是古人依据了人间的现实想象和创造出来的。它们无不反映了人间的历史情况，是历史的影子。这也是研究历史和神话应当明白的一个基本常识。

　　诚然，中国古代历史有很多可疑之处，特别是秦汉以后有些古籍对古史的记述、解释，往往掺有很多不科学、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水分”。疑古、对古史进行考辨，本来是一种科学、唯物、求实的治学方法，应该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使我们能够从实际的历史中总结和汲取正反两方面的东西，以有益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现在和将来。但疑古不能变成一概否定古代历史。否定了历史，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又怎么讲？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至于张维华先生说，轩辕黄帝史事“大都是战国中期而后才出现的”。这个观点亦是很难成立和服人的。倘如此说，《易》经、《尚书》、《周礼》、《逸周书》、《国语》、《左传》，《世本》、《战国策》、《管子》、《庄子》、《山海经》以及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等，都有轩辕黄帝及五帝事迹的记述，对此又该作如何解说？总不能都统统否定吧？还有，商代的甲骨刻辞中，也有商人祭祀五帝的文字，有帝喾，亥等人的名字，并且，为着与所祭祀的天神相区别，刻辞中称天神为“帝”，称历史上的五帝为“五后”或“五人王”，对此又该作如何解释？总不能说商代人是按千年之后的战国人“附会”而提前祭祀的吧？

　　因此，我的认识是：轩辕黄帝是历史人物，根本就与什么“天神”挂不上半点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