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不可不谈“黄帝”二字的由来。因为，这对“黄帝”之称缘何而起，以及这一称谓的深刻涵义是什么，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关于“黄”、“帝”二字，在中国汉字初创的历史上，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它们的原义又是各指什么？这，从古至今，已有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考证。不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其意见至今尚未完全一致。此，亦算得上一桩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
先说“黄”字：
“黄”字，甲骨文作“”、“ ”，金文为“”，小篆变作“”，楷书写成了“黄”。
中国的古文字，其原始为简单的象形图画，用以指明其涵义。进而，又以字注字，两字合一，用以形声，指明其读音。故，中国的文字是由形、声、义三个要素组成的。这样，中国的文字较之与外国的文字，就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考证中国文字的全部演变过程，以形辨义，就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很多古代的事情，解开我们由于古文献资料奇缺而弄不清楚的古史之谜。因此，研究中国文字演变的历史，也就成为一门科学研究，它是帮助我们进行考古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甲骨文中的“”、“”，古文字学家们一致认为其中的，“”是一个正面站立着的人的形相，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人形腹部位置上加的这个“”。在这方面，人们的解释就有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陈政同志在《字源谈趣》一书中认为：“上古时代，初民不懂得讲究卫生，常常生蛊。‘蛊’，是人腹中的寄生虫，如血吸虫等。人得了这种病，日久成痼，腹部积水，肚子膨大，便容颜憔悴，肤黄如蜡。于是，我们聪明的祖先便以这种生水蛊的人的形相和肤黄如蜡的颜色创造了‘黄’字。”所以，陈政同志的结论是：“黄”——生蛊腹胀的人。”对此说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则认为上古之人造字，都是以普遍存在着的、人们一望而知的事物特征而作文字之形的。生水蛊而腹胀，这只是人体百病中的一种，此种解释不仅缺乏应有的说服力，且又没有任何古典史料可作佐证，不足为信。
康殷先生在《文字源流浅说》一书中，也认为“”字中的“”为“人形正视”。但老先生则以为“”为人身上所佩戴的玉环形，并“由田形声”而为“黄”字。但此说似乎也有些牵强。甲骨文是商代已普遍使用的古文字，只是由于商人占卜刻在甲骨上的部分卜辞能够在长久的历史中保存下来而被我们所发现，才定此种商代文字以一个“甲骨文”的名儿。商代已普遍使用的统一性文字，其形成的时代当然应在商代以前，那个历史时期，能够佩戴玉饰的人是极少的，不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在现代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视此，劳动人民怎能由佩戴玉饰而创造出“黄”字的字形来呢？且田字与黄字，其读音相去甚远，又怎么能“由田形声”而读出“黄”字的字音来呢？更何况，“黄”字本指颜色，佩戴环形玉饰似亦和黄色联不上边际。是故，此说也还值得商榷。
其实，“”字本和“”的张“”吃饭有着密切的联系。此，正所谓“人非土不立，非五谷不食”（《白虎通义·社稷》）。但五谷杂粮，又莫不生于田土之中，故，人是离不开田土而生存的，并由于对土地的热爱而生敬仰。周代之前的古人，就早已建五色土坛为“社稷”，春祈秋报，以大礼相祭，就是明证。《尚书》有“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之解，《管子·水地》有“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之释，这就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华夏居民对土地与人生重要关系的深刻认识。古人造字，将“”加到了“”形的腹部位置，形成了一个吃饱肚子而站立起来的人形“”，金文又在人形的头部加上了一个张开的“”，使甲文“”字变成了“”，推其原意，亦当是强调人要张口吃饱肚子，就离不开田土。而华夏民族成长的摇篮——黄河流域，其土俱为黄色。故“黄”字原意，本指土地之色。现在，对于黄字的解释，已有不少学者持此观点。
当然，对此种文字本原涵义之释，即黄字本指土地之色，究竟是否确当，不能只局限于古文字演变研究推论与古史料所载古人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的印证上，它的正确结论还应当有考古发现与研究得到证明。倘若在“黄”字所产生的大体时代，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产，不是以农业种植生产为主，而是以畜牧渔猎为主，那么，此说也就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如果那时确实已经发展到以农业生产为主而维持人们的生活，则此说便可大体上确立，而不致有什么疑问。
据蔡莲珍、仇士华两位同志发表在1984年第10期《考古》杂志上的《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一文报告，他们以测定了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吉林、甘肃、四川等“l0个地点出土的20个标本，包括仰韶文化时期约4000多年前的浒西庄和陶寺遗址出土的人骨、猪骨和小米标本，山东大汶口晚期约3600年前陵阳河出土的标本，烟台白石村约五、六千年前的出土人骨”等，得出了结论：“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我国北方就种植了小米”。到了新石器时代，粟、黍等农作物的种植，已经遍及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的整个黄河流域。“同时还有相应的农具出土”。这，就证明了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关于“黄，地之色也”的解释，是正确的。
再谈“帝”字：
帝字，甲骨文中作“、、、”等形，金文为“”形，小篆演变为“”，至楷书乃写作今“帝”字。
此字的初义，系指天神，其后借以称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领，并由此而进一步演化为对国家君主的称呼。在这一点上，学术界基本上意见趋于一致。主要分歧表现在这个最初的“帝”字之形是依照何种具体事物为据，而创造出这个字来的。对此，综合起来，大体上存在以下五种不同的说法：
一、由花蒂形状的象征发展为生殖崇拜说。此说，最初为清代的吴大澂，他以金文帝字的“”形，猜为花蒂，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天》中继之。郭沫若对此说进行了发挥，言：“此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夏渌也持此议，不过，他又将“花蒂”更改为“根蒂”；
二、张舜徽在《中国史论文集·释帝》中，认为“帝”字之形，来源于光芒四射的太阳；
三、刘复在《“帝”与“天”》一文中，认为帝字来源于巴比伦。其主要论据是巴比伦古有一个义为天帝或人王的“”字，此与金文中的帝字之形“”相似。此为中国的古人向外国人学习，从巴比伦进口文字的“借字”之说；
四、章炳麟在《吴清卿，〈字说〉手批》中，提出了古帝字是从天上的飞鸟形状而来的说法；
五、康殷先生在因故而迟与读者见面的《文字源流浅说》等著作中，根据甲骨文中“帝”字原形的“、”等，以及今对甲文还不释的“、”图形，认为：“帝字是殷及以前人所想象中的主宰宇宙万物和人们的命运、祸福的至高无上的天神”并以“人工所制的模拟形——偶像”进行崇拜、祭祀演化而来，帝字的原形，即是这种人工制作物的象形。康先生还指出了清代的吴大潋未能见到过后来出土的甲骨文字，是以金文帝字“”，猜为花蒂之形的。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帝字形成，是所谓“受崇拜人之生殖器为崇拜植物生殖器”之论，实属无稽之谈。
我以为，康殷先生关于“帝”字的形成，是来源于人工制作并进行祭祀的天神偶像，确实很有见地，诚可谓一语中的，道破了帝字形成的历史之谜：
一是此说与甲骨文中的“帝”字字形相合；
二是此说符合原始社会人类的实际思维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古代风俗习惯。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受其历史上科学技术进步的具体条件限制，他们对自然界诸如响雷、下雨等非人力所能为的变化，对人类自身生老病死乃至睡觉做梦等自然现象，不能、也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便自然而然地幻想出天上有主宰一切的天神，地上的山水草木也有灵怪支配其变化，人死了其灵魂不灭而同样可与活着的人们交往。“对他们来说，看不见的东西与看得见的东西是分不开的。彼世的人也像现世的人一样直接出现；彼世的人更有力更可怕”（〔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因此，他们就依据自己的想象，画像、雕像、或者塑像进行祭祀。这，不论中外，都是如此。对偶像崇拜之风，原始社会甚烈，至今亦还有其遗风残留。君不见穿西服、系领带的人也还有虔诚地跪于庙堂中礼拜泥塑的么？
三是此说与“帝”字原来的涵义相合。汉代的许慎释帝字之义为古“上”，为审谛，尚不失其是。上即“大上”、今通称“太上”，原指上帝；审谛，意指上帝主宰人世善恶祸福之审视与谛听；
四是在中国的文字形成中有大量由对天神祭祀而形成的文字字例可作佐证，如“示、祝、福、祐、祭、禘”等等；
五是出土文物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能够说明此问题。如牛河梁遗址中发现的5000年前大型祭坛，以及造型相当精美的神像等，就都是很好的历史实物。
因此，帝字的历史形成，不论是形、声、义那一方面，都是由对天帝的崇拜、造偶像祭祀祈福，并以此造字而来。
综上所述：“黄”字，原为依照人与土地的关系，以正面站立之人形与田土之田字合而为一字，涵义即指土地之黄色；“帝”字，最初是以人工制作的天神偶像而创造字形，其涵义是指“天神”。后来，借作对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称谓。国家制度建立后，便又用来专称至高无上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