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值得留念的拜访
《新知识经济学》是我多年的研究所得，该书中引用了哲学价值论大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先生的观点，我在之前几次讲座的课件中，也都引用了李教授的观点，并且，我自认为，自己的《新知识经济学》关于价值的主要观点与李教授在其1987年出版的《价值论》中关于价值的观点是相通的。因此，在企业管理出版社决定出版我这本书后，我就期盼有机会去拜访李教授。在该书出版前，我把该书的电子稿发给李教授，希望李教授能够为我这本书写篇序言。很快就收到李教授的回复，并写了让我喜出望外的评语。我又给李教授写邮件，打算把李教授的评语作为扉页文字，但需要征得李教授同意。李教授很快又回信，建议不作为扉页文字。我再三请求，李教授只好对之前的评语作了适度的修改。我觉得李教授的评语尽管简短，但很有份量，决定作为该书的扉页文字，并打算等该书出版后，就去上门拜访李教授，以表感谢。
6月28日，上午，我收到出版社发过来的《新知识经济学》新书，就谋划着尽快去北京拜访李教授。可是，此时，正值暑运高峰，想买张时间、出发地、档次合适的列车票，相当难。在不断的候补、候补、候补中，终于等到了7月17日下午6点19分从九江站发车、18号早上5点半到北京丰台站的Z112次列车硬卧票。并决定，到李教授小区附近的花店买捧鲜花送给李教授以表敬意和谢意。
买 花
考虑到近期暴雨频发，列车可能晚点，加之北京城市交通向来拥堵，我还打算到地儿后，购买一捧鲜花，把这些时间算进去，我估计需要把留给自己的时间打充足点，因此，我出发前跟李教授约的时间是18号上午9点到10点半会面。可是，列车早上5点半就正点到了北京丰台站。在丰台站内摸索着到海淀区李教授住的小区该如何走，坐地铁哪号线等，或问地铁内工作人员，或从手机上搜索等，花费了点时间。6点过几分，我就出了长春桥站，路上的行人不多。通过查询导航，知道长春桥站到李教授的小区不远，干脆就先步行去看看，熟悉下路线。一路上边走边四处张望，看哪儿有鲜花店、早餐店。在家时，就想到要送李教授一捧鲜花以表感谢，因为，我觉得送红包不合适，我的书还没有收益，送茶叶等食物也不合适，因为不知道人家是否喜欢，再加上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考虑，还是不送食物。地方特产？九江或黄梅都没有什么特产，什么地方茶叶之类的，品质在中国来说，都算不上上等，也无法表达自己对李教授的崇高敬意。步行约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小区。问小区门口保安，附近哪儿有卖鲜花的店。保安说附近没有，要到金源大厦去，那儿有个花卉市场。其实，刚才我来小区的路上经过了金源大厦。于是，返回到金源大厦，并在该大厦早餐门店买了个烧饼和一碗小米粥，解决了早餐。出门后，继续问路人哪儿有鲜花店。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鲜花市场大门。向门口保安询问，保安说现在还没有上班，要到8点半才上班，建议我从那个E01小门进去，顺着步梯到地下二层，那儿有鲜花店。七弯八拐的，来到了地下鲜花店，看到有人在店里摆弄着鲜花，上前一问，正是卖鲜花的店主。说明来意，他就开始介绍起自己的鲜花有高、中、低三个档次。我挑了最高档的，叫他重新弄弄，把有些可能已有几天的花换成新鲜的，老板欣然应许。老板边摆弄，我们边聊天。老板姓杨，天津人。“荷花寓意高风亮节”“莲蓬寓意多子多福和富贵”“百合寓意纯洁友情、真诚祝福。”老板边摆弄着，边讲解着。听着他的讲解，我心理很踏实，感觉买对了。我问荷花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白洋淀来的，早上进的货。他介绍，这个店是他跟“领导”（即老婆）共同经营的，面积约30个平方，年租金近10万元。这几天天热，老丈人身体受不了，“领导”就回家去照顾父亲了，剩下他一人在店里经营。
经过他的摆弄，一大束漂亮的鲜花就算大功告成了。老板找来个鲜花专用大号手提袋子，把鲜花装好，这样，我就可以提着走。扫码、付款，此时，时间还只是刚过7点半。我立马发微信给李教授，由于路上一切顺利，拜访的时间提前到8点半，给教授造成不便，敬请谅解。此时，花店老板接到一个老客户电话，说要订购一束鲜花送老师，二十分钟后来取。老板便向客户推荐了我刚刚购买的那类鲜花。此时，我就跟花店老板说，要在他店里消磨一下时间，他说没有事。约二十分钟，老板把老客户的鲜花也弄好了，客户来电话，说自己到了地面停车场，但保安不让进。老板叫老客户在上面等，自己把花送到上面去。老板送花去上面，我就在老板店里帮他看店。不一会儿，老板就回来了。正好，时间接近7点50，我就跟老板道别。老板给了我明片，原来，老板叫杨永宇。老板说以后再来，可优惠。我说谢谢，跟老板告别。
拜 访
提着一大袋鲜花，我就往李教授住处走去。路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我感觉有不少路人看着我。一位推着童车的老人，本来跟我是相向而行，她看到我提着一大袋鲜花，就对小孩说：“好香、好漂亮的花儿！好香、好漂亮的花儿！走，我们跟着花儿走！”听到老人的话，我也回转头来，对老人笑着说：“好，跟着鲜花走！”老人就把车调转了方向，跟在我后面走了一段。
不一会儿，就倒了李教授的楼层，站到了教授的门外，此时，还只是8点过17分钟。一看，门上没有门铃按键，我就直接轻轻地敲门，并喊着李教授。李教授夫人开门。
“奶奶好！我叫余青山，跟李教授约的，来拜访李教授。”我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
“哦，请进。”奶奶和蔼地叫我进屋。
“奶奶好！”我跟奶奶打招呼。
李教授也迎了上来。
“尊敬的李教授，您好！”我连忙握住李教授伸过来的双手，向李教授致敬，并向李教授作了自我介绍，表达自己的敬意。李教授带我参观他的客厅和书房。李教授学富五车、汗牛充栋、著作等身。一番寒暄之后，李教授请我在客厅沙发上坐下。奶奶端上热茶，请我喝。我向奶奶表示感谢。
我拿出自己的《新知识经济学》，向李教授汇报。李教授看到该书还包着塑料封皮，拿来小刀切开了塑料封皮。我翻到扉页，向李教授介绍，上面是李教授对这本书的评语：本书尝试将哲学与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和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知识经济，是很有新意的积极探索。这个评语，是我来拜访李教授的主要动因，因为李教授的这句话，我要亲自上门来拜访、感谢李教授。书中间还引用了李教授在《价值论》一书中关于价值的定义。
李教授问：“你今天是到出版社来办事的吧？”我回答说，“不是。我上个月28号就收到了出版社的书。今天是专程从家里来拜访您的，就为此事，再没有别的事。下了火车，我直接到您这儿来。等会儿离开您这儿，我就直接返回九江。”
我向李教授汇报自己观点的形成经历、写书的想法、国内几位大家对于传统经济学的有关观点等。我向李教授报告，自己过去在学习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文章时，常常因为这两门学科中对于价值的不同定义、含义而感到困惑，一直搞不清楚哲学中的价值与经济学中的价值有什么关系，难道两者完全不互通？正是因为学习了李教授的《价值论》之后，才有了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才认为它们是相通的，也使自己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对于效用价值论有了新的认识。
李教授是我国价值学会的首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学贯东西，著述颇丰，对于哲学及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都有极高造诣。李教授的价值论属于哲学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论是一般与具体、特殊的关系，这也是哲学本身所具有的特点。马克思其实并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单独的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后人总结出来的，主要是苏联斯大林组织编写的，其中关于价值的含义，其实是关于经济这个具体、特殊学科的。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谈到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和劳动熟练程度下，社会大多数的生产者生产该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价格通常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看成是一条价值直线，引领着价格在这条直线上下进行波动。我向李教授请教，这条直线之上是不是代表着社会发展方向？李教授讲，那条线是一条虚线，而不是实线。我请教道，这条直线一侧，价格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获得利润，而另一侧则表示的是价格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获得得利润。不同的企业处在不同的一侧。可获得利润的，就代表先进生产力，就能积累财富，而先进生产力会受到追捧、被学习和推广，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李教授对此表示肯定。
我们谈到了“价值工程学”。李教授讲，价值工程学一般应用在成本管理方面，可以降低成本。我举了个例子，一本书，有封皮和内页。价值工程就需要对封皮的功能与成本、内页的功能与成本进行分析，找到两者功能与成本的最优组合，从而取得最大价值。
我提到，不少专家学者相当关心关注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他们各自的观点，如，北大的姚洋教授，就认为“劳动价值论违背常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先生就认为，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思想观念和基础理论创新”，“消灭私有制是对《共产党宣言》的误译。”我觉得李教授的价值论属于基础理论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创新，应该也能够应用到政治经济学方面，指导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希望李教授多讲一些公开课，推广自己的价值论，让更多的人转变价值观念，这样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为民营经济及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李教授表示，“很多大学把我的价值论作为教材，自己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果也得到了相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采纳，比如，自己曾建议，国家要明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后，国家就研究颁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李教授的介绍中得知，虽然正式的核心价值观文字表述与李教授的想法有差异，但是，这其中仍然包含着李教授的助力。
李教授讲，曾有外国学者问他是哪个学派的？李教授回答他们，自己的理论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有自己的创新。我接着李教授的话说，“我自认为，我对于价值的定义跟您李教授的基本相同，您关于价值的论述，让我如获至宝，我可以说是李教授您这个学派的。可以这样讲吗？”李教授笑而不答。
我接着说，“大约2000年左右，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网与学术网还是二合一的，那个网上就把您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挂到网上，我那时就下载打印出来了，那时还是针打的，用的是A3纸，A4纸很少使用。不过，那时并没有弄懂您关于价值的定义。”李教授看着我，嘴都笑开了。“多年以后，我又系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对其效用价值论有更深入的学习和理解。多年前，我在九江图书馆找到了您写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就立即把它借了回来学习。这次来拜访之前，我又特地去把这本书借了出来，并特地带来了这本书。”我说着，从包里拿出了这本发黄的书，递给李教授。李教授接过这本书说：“这是第一个版本的，上面应该还有个活动封皮。后来，多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还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了。”
我问李教授，后来再版的，有重大修改吗？李教授说，没有重大的修改，只是些小的修改，基本观点都没有变。听到李教授的话，我对我的《新知识经济学》就更放心了。我向李教授汇报，我的《新知识经济学》，融合了哲学认识论、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效用价值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等观点，特别是引用了李教授在《价值论》一书中关于价值的定义，也是在学习借鉴、融合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我们谈到，使用价值对于交换价值的重要意义。农民之间的换工，既说明劳动有劳动价值，也说明劳动有使用价值，是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李教授认为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对于这个观点，我心里并不同意，但为了避免第一次就跟李教授谈论双不一致的观点并可能造成不愉快，我立即转向了其他话题。
时间到了上午九点二十。为了不打扰李教授过多的时间，我决定结束此次拜访，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向李教授请教。正好，李教授家来了位年轻人，我提议跟李教授合个影，李教授欣然答应，并请来的人帮拍个照。我拿出自己的手机，请来的人帮拍照，李教授安排我们拍照的位置、姿势等，并嘱咐我在微信里把合影发给他。跟李教授在门口告别时，我再次对李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敬意。我跟教授讲，“我当时也给一位经济学家写过信，把我的书稿发给他，请他批评指正。他说自己不懂知识经济学，没有其他任何意见。只有您给了评语，所以，我非常感谢您。”
返 程
步行到长春桥站，已是上午九点四十多，我决定用手机购买返程车票，一查，只有18号晚上十一点多的有票，还是硬坐票，正点到达九江的时间是19号下午2点半，考虑到近期车票紧张，立即购买，并返回丰台站转乘铁路列车。可是，丰台站检票口不让我进，工作人员说时间没有到。哪知，我粗心，她也粗心。我打开手机一看，才发现到自己买的是西客站的票。我不得不重新坐地铁，从丰台站转到西客站。在西客站，自动闸机也不让通过，我跟工作人员通融通融，工作人员说，可走人工通道。于是，这天在西客站一待就是近十三个小时。好在我在丰台地铁站外，已购买了四个烧饼，并从家里带了前天才买到手的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来静心读一读。看了这本书后，联想到前几天才读完的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深深感到，我们年轻时所学的政治经济学跟当前市场经济实践的巨大差异。我相信，自己的《新知识经济学》就是一部《新政治经济学》，对解放思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定会有帮助。
途中，我常常思考，这次北京之行，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想，至少有如下几点意义。一是致敬之旅、感恩之旅。这次到北京专程拜访李教授，就是向李教授表达我对他的无限敬意。我跟李教授素不相识，我贸然向李教授提要求，李教授不但没有拒绝，还对我的书给了积极的评语，这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提携。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二是我作为无名之辈、地地道道的草根，能够结交大名鼎鼎的李教授，就我个人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是珍贵的财富。三是，是一名新知识经济学研究者向哲学大师、价值论大师的请教，也是与哲学大师、价值学大师的一次对话。四是宣传了我的《新知识经济学》。李教授或许以前并不知道有人在研究知识价值、写新知识经济学，通过拜访李教授，李教授知道了有余青山这个人、写了《新知识经济学》这本书。五是跟李教授交流了政治经济学及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我向李教授提到了姚洋先生和贾康先生的观点，这也算是我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种肯定和支持。六是向李教授表达了希望李教授推广自己的价值论的想法，就是希望李教授多开些公开的讲座，广泛宣传李教授的价值论。
19号下午回到了家里。晚上，新闻联播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件支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我的周身顿感精神振奋。我觉得，这个文件与我跟李教授谈论的内容很契合，这次跟李教授见面很有前瞻性，很及时。也说明，我的思想脉动与这个时代思潮是契合的。我想，李教授的《价值论》对中国创建自主创新的新政治经济学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贾康先生指出了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有了这个文件，再加上我的《新知识经济学》，就能有效地解决许多人的思想观念和关于民营经济的基础理论问题。即使不再出台对民营经济特别的支持文件，只要转变思想观念，创新民营经济基础理论，也能更有效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那些发达国家不就是如此吗？因此，我展望，《新知识经济学》将会受到肯定，这也预示着民营经济的光明前途就要来了！
余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