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长篇小说《卤阳湖》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21年2月开始向国内外发售。两年多以来，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省市图书馆和985/211重点大学图书馆收录率超过85%，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省份的省图书馆和省会城市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都进行纸质版收藏并许可读者外借。目前汇总数据显示，每年国内不下5万人次阅读和借阅，国外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售，以亚马逊美国网站和港台相关图书网站为渠道进行发售传播，其中30%为研究机构购买收藏，包括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研究机构等在内，希望从文学中发掘史学文献资料。

 

这距离2006年短篇小说《百年孝通镇》发行，整整经过了十五年。

 

这两部小说，描写时间跨度不同，详细程度不同。《百年孝通镇》描写时间跨度从1911年写到2005年，写了94年，号称百年，写作手法类似秦腔《双镯记》折子戏，言简意赅，包括文学描写，都以简约为主，好比毛坯房花了一点点钱进行了简装修，将将凑活住即可；《卤阳湖》描写时间跨度从1978年到2018年，写了四十年，写作手法类似京剧《玉堂春》，以十几万字规模进行了重点事件重点描述，强化了修辞，文学塑造方面也比《百年孝通镇》更细化，但还谈不上《金瓶梅》一样在描写方面的豪华排场，用装修比喻来说，就是既不是简装，也不是豪华装修，属于普通装修，形象地说，好比墙面处理，既不像简装修那样贴墙纸，也不像豪华装修那样用高档大理石，而是采取了成本居中、性价比居中的喷砂。

 

这两部小说均具有极强写实力。从这两部小说中，读者可以抽象出对应时代的真实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活实际状况。这和玄幻小说截然不同。《丰乳肥臀》和《红高粱》作者莫言说，他曾经会见过畅销书《盗墓笔记》作者南派三叔，一见，发现是一个很年轻小伙子；一问，小伙子说自己没有盗过墓，所有小说描写都是想象出来的。莫言说，这也是一种能挣钱的文学，拍成电影大家爱看，也是一种方式。但莫言说，这不是他一直想要的文学。

 

莫言有他偏执的一面，他坚持文学应当披露社会黑暗，并以此作为创作主线。可我认为，文学也可以客观反映一个时代，也可以歌颂一个时代中美好的事物。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高尔基，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莫泊桑，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写实文学。文学应当包容多样性。

 

几年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大衰退，世界各国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这几年描写疫情的文学均没有被允许出版，除了主旋律几个宣扬救死扶伤的电影允许上演。因为人性在灾难情况下有太多的恶，这些特殊环境下的恶，不应当被写实文学白纸黑字地记载并传播。

 

疫情期间，物资供应紧张，各种恶事都发生过。有孤寡老人死在家里发臭了好几天才被居委发现的，有独居年轻女人为了几瓶可乐被迫和“大白”发生不当关系的，也有疫情之间利用通行证发财的，更有利用集中采购权从中牟利，采购奶头猪肉给群众吃的干部，等等。

 

这些都是真实的，群众都是知道的，许多都是立案审判的，但文学要记载和出版，是不允许的。宣传主管部门期望，传播更多正能量的东西，要让社会显得更加友好和谐。这能理解。

 

我在疫情期间几部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均没有被出版，都因涉及疫情内容。

 

由此，我想到《山海经》。《山海经》既能通过任何朝代的宣传出版政治审查，又能曲折地反映一定真实。但有缺点，就是许多真实缺乏证据支撑。你知道是真的，我也知道是真的，但缺乏证据材料支撑。

 

这就好比两个考据学家吵架，一个说，我能肯定，十天之后，白天经过必然是黑夜；这个观点能够通过社会科学实验证实——十天后两人一起观察，看白天结束之后是否必然进入黑夜，可以实证。另一个说，我能肯定，五百年之前某一天，白天过后也一定是黑夜。那么后面这个考据学家说的话，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是真的，包括吵架对方也信，但对方会说，怎么证实？拿不出证据！

 

我写外公晚年，可能是后一个考据者的处境。在《百年孝通镇》和《卤阳湖》中，都有对外公文学塑造形象描写，和真实人物有99%相似度。

二、《孝通乡志》记载一对重要证人——任宏欣和秦福民

《孝通乡志》是《蒲城县志》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志文献，具有史料属性。按《孝通乡志》记载，蒲城县南部党睦孝通一带邮政事业最早开拓贡献者之一，就是孝西村任宏欣。这是地方志记载的正面有贡献人物。前几天刷抖音视频，发现任老先生已经去世至少三年了，因为按当地风俗，夫妻双双去世三周年才可以立碑纪念，视频中看到后代们为其立碑纪念。

 

任宏欣和我外公是两亲家。任宏欣一个女儿嫁给我一个舅舅为妻。我这个舅舅（大外婆的小儿子）和我母亲是同父异母——我外公有两个老婆，就是我外婆（小老婆）和大外婆（大老婆）。我大外婆一生都在孝通街，没有和外公到西安享过福。我外婆是和外公在西安城生活，遇到政权更替后才到乡下的。

 

秦福民是《孝通乡志》正式记载的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枪决的旧社会土匪，住在秦家村。乡志是史料，不是文学，具有真实性。

 

除了这两个证人，还有证物，就是现在孝通街道最繁华地段的四层高楼建筑，这是方圆十几里最高的建筑，这个建筑前身就是供销合作社，沿街最热闹的门面铺，这些前身资产，就是外公解放前置办、解放后被没收充公的，充公后作为地方供销社存在了几十年，后来被其中一任村书记出钱购买地基，建成了现在这个建筑。这个建筑每个去当地的人都能看到。

 

任宏欣生前住宅，就在这个标志性建筑隔壁，算是邻居。

 

这里有两个“为什么”需要思考：

一、为什么旧社会秦福民威震一方大土匪，始终没抢孝通街外公置办的大商铺？

二、为什么新社会外公逃到乡下，任宏欣不嫌弃其大地主身份把女儿嫁给其儿子？

所有问答，都必须考虑当时历史环境和政治条件。

 

特殊十年期间，多少人烧毁了合影照片和来往书信？为的是害怕被政治运动牵连。照片没了，许多证据也就没了。没有了证据，并不是说之前并不存在过，仅仅是没有证据罢了。

 

三、母亲和姨妈一辈人的片段记忆

母亲今年72岁了，身体健康，神志清晰。母亲和姨妈们（除了和母亲同父同母的姨妈，还有和母亲同父异母的姨妈）经常回忆外公政权更替时期选择，都能统一讲述一个故事，就是特殊更替时期，外公收到了一份调令，是调往广东的，我的外婆撕毁了调令，最后全家逃到陕西蒲城乡下，逃回老家孝通街。

 

可是，母亲一辈人不能回答：调令是谁发的？调动西北五省总会计到广东干什么？母亲这一辈人都七八十岁了，她们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除非揭开尘封历史。

 

我祖父晚年回忆外祖父时候说，这是在外干大事的人，窝到农村是社会变了，没办法。我姨妈回忆说，我外公身材矮小，干不了农村生产队粗活。我母亲回忆说，外公和外婆逃到乡村时候，她哥哥（同父同母）是被挑着扁担挂在框子里带到农村的，而现在她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舅也去世两年了，七十三岁走的。我的大舅舅是真正被出身成份论限制埋没的一代人——作为高中时代始终第一名的高材生，拿到航空学校录取通知书，被当时军代表艾连长政治上卡住了，说地主崽子怎么可以开社会主义的飞机？从此一生埋没乡村，去世时埋葬也很简陋。

 

外公真正的长子（大外婆的大儿子，比我大舅舅年纪大），在特殊十年期间，为了保住一个公职教师身份，发表了和父亲断绝父子关系声明，得以保全工作和前途，最后以大学教授身份退休。我母亲多年以来对这个大哥哥断绝关系做法很有看法，可现在看来，或者保全工作和前途做法是所有选择中最可行的。

四、一段缺乏证据的或可信历史

外公临终前一两年，在我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由我母亲照顾。那时我十来岁，经常骑个自行车从孝通街骑到渭河大桥，一辆破自行车，一个干馒头，水杯子都没有，渴了在路边水渠上用双手掬起冷水喝，也没有生过什么病。现在转眼年近五旬，真是时光流水。

 

我从小学开始，就形成了写日记习惯。外公去世时候，我和母亲在大舅舅（母亲同父同母）家。在整理需要烧掉的东西时候，从一个很古老的榆木桌子抽屉边上，我看到一个发黄的信封，当时小，信封随着其他需要烧的物品一起烧了，但我日记记下了几个重要信息。这些信息许多年我都没有看过。

 

2009年家里重新盖房，原来祖父盖的“五间清”拆除，取代以新的楼板钢筋结构平房，期间要销毁许多东西，包括我童年以来获得的奖状，书籍，以及一些旧日记本，我匆忙之中把重要的一些照片和日记拍了照片，存在计算机硬盘和U盘备份，然后纸质物品烧掉，因为旧房也要拆除后用土垫高。后来，垫高后又盖了几间彩钢房，之前的旧房和历史就一并埋藏了。

 

2023年六月，小麦收割前后，蒲城多天连续下雨，七十多岁的母亲在老家雨天走路骨折，被乡亲们送到医院治疗。我放心不下，驱车三千里从上海一路高速开到老家，看望母亲。在老家住了几天，母亲恢复良好，并无大碍，于是我最后两晚便用电脑处理工作，顺便看到2009年以来放在老家的移动硬盘，日本东芝品牌，1TB容量，就拿起来，居然正常。打开当时拍的照片，第一次认真看了当年烧掉发黄的书信。从看到书信照片到看内容，整整十四年。从外公去世烧书信到看到书信内容，过去了三十多年。

 

这是一封几句话书信，是写给外公的，落款人是“弟 俊儒”，主要内容是说，调动到广东调令是他写的，希望外公能到广东任职，还是财政总管，并信中叙渭南老乡情义，恳望外公南下，共同共事。

 

俊儒又不是什么知名人。我匆匆看过，也没在意。母亲一辈人几十年只知道外婆撕掉调令，不让外公去广东，但没人提过还有一封信，可能只有外公自己知道。也没有人谈是什么人签发调令让外公去广东。

 

今年八月，我整理史学文献资料，偶尔看到关于淮海战役的资料。开国领袖对淮海战役高度评价，说淮海战场等三大战役抓住了黄维、杜聿明等高级将领，可惜让一个人跑了，这个人就是毛主席评价其“狡如狐、猛如虎”的抗日名将、黄浦四期毕业生、陆军一级上将胡琏。胡琏是所有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唯一一个逃出淮海包围圈的猛将。

 

后来查找资料，发现胡琏（1907-1977）是陕西渭南华县人，幼年家贫，后和刘志丹、张灵甫等一起报考黄埔军校，从军后胡琏字“伯玉”，在老家对旧友自称“俊儒”。

 

1949年，胡琏部队驻扎广东，胡琏本人兼任福建省军政一把手。后来，胡琏退守金门，被称呼为“金门王”，国民党军史评价说，胡宗南是西北王，但“十个西北王，不如一个金门王”，胡宗南也是陕西出身。

 

再深入整理历史文献，包括胡琏书信和胡琏后期发表的著作，可以发现胡琏1949年退守广东包括后来退守金门时候就着手财经问题，其退守金门后，在财经方面无人情况下，办了一个高粱酒厂，卖酒获得经济收入维持军队相关开支，这个高粱酒今天还在生产。为了纪念胡琏，金门现在一条马路就叫“伯玉路”。

 

从文献资料看，胡琏如果把外公请到广东，再到金门，那么金门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实业性质的高粱酒厂，当时还会有金门银行。当然最后，外婆撕毁调令，并劝外公逃到农村，后来在大陆终其一生都被政治监视，子女也不得上大学，终局凄凉。我母亲嫁给我父亲，重要原因就是我祖父是贫农主任，在当时对外公家来说有政治庇护作用，同时每年还能从祖父处获得几代粮食接济，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

 

可是这段历史，在当时年代，除了外公自己，应当不会让任何人知悉。知道了这样关系，当时都活不了命。前些年房地产和《物权法》推广时候，有些舅舅辈的人说解放前西安钟楼一条街两排国民政府要员住宅有外公的，能不能要回来，还问我，我说要不回，政权更替了。

五、结论

几年前我去天津，和金城银行一个资深创始家族成员交流，他家祖上是华北行署总会计，创办金城银行深度参与其中。他说，开银行需要三个硬件：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旧社会如此，新社会也是如此。这三个条件缺任何一个，银行必将开不久，必将崩盘。

 

枪杆子是基础，是夺取税收权的必要条件。有了枪杆子，夺取了政权，才能夺取税收权。有了税收权，开银行就有了现实和预期的财政来源。马克思说过，国债都是延期的税收，何况银行呢。

 

其次是笔杆子，起到稳定预期宣传作用。绝大部分人都是羊群心理，笔杆子要保证银行不能形成挤兑慌，一旦形成挤兑慌，银行也完蛋，这其实是信用和预期管理，是配合枪杆子。

 

第三是钱袋子，就是得有愿意存款的群体，或叫资金端。银行一般是用4%的资本金撬动，用存款来放贷，赚取利差，比如给储户一年期存款利息1.5%，而收取贷款企业利息4.5%，赚取3%（内行话叫300BP）利差。世界银行业《巴塞尔协议III》之后，银行核心资本金充足率仍是4%，但另增加了4%保险，总体来说就是8%，简单地说，比如中国建设银行，有8亿自有资本金，就可以做100亿的信贷生意，允许92亿以储户存款形成银行负债，即表内负债，进行金融资产经营。

 

政权更替中的选择，只能是碰运气。比如搞信托的荣家和搞中医的乐家，就天壤之别。荣毅仁为代表的荣家也是一部分跑到海外，荣毅仁留在国内；乐松山为代表的同仁堂乐家也是一部分跑到台湾，乐松山留在国内。不同的是，乐松山在1966年就挨整，妻子和母亲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两年后乐松山也自杀，从此大陆同仁堂没有了创始人乐家人，变成了纯国企；荣毅仁比较幸运，活到了邓公总设计师复出，后来担任了国家副主席，组建了信托。

 

未来会怎样，历史有答案。当前国家稳定，碰不到这个问题。每个家族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先发展成大家族。后续若干年碰到这样选择，还是和荣家、乐家一样，一部分跟着旧的走，一部分跟着新的走，最后全凭运气。要承认在历史大河和时代趋势面前，个人才能什么都不是，全看运气，英文叫LUCK。荣毅仁若活不到邓公复出，恐怕荣家和乐家差不多。

 

历史告诉我们，一定要有儿子来延续血脉与财富。遇到大变动，就两边博弈，一个儿子赌一边。不遇到大变动，国家和平，政治稳定，就踏实挣钱，发展经济，有实力才有根基。

未来定义是习主席说的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主流，才是未来真正方向。

 

这是一个很好的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旧社会当土匪的，在新社会也收起砍刀，拿起了镰刀走向麦田，或拿起塑料袋走向葡萄树架下去套袋，不犯法地种植酥梨和葡萄，也能活下去，犯不着放下锄头拿起砍刀去拦路抢劫。劳动力就是劳动力，配上镰刀就割麦的农民，配上砍刀就是抢劫的土匪，配上枪加上政治指导就是抗美援朝的英雄战士。农民，土匪，英雄，是时代赋予一个普通劳动力未来命运的不同时代背景底片。正如老子《道德经》说的，“天下有道，则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我想，这也许能回答本文的两个“为什么”。

 

所以，外公人生最后的片段，无论是否是可信，或其中某种特殊环境下当事人刻意销毁证据以明哲保身，或其他因素，都无法事后下结论去评判对错，那已经成为历史。（完）

 

参考文献：

 

①　《山海经》，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

②　张京宏 著，《卤阳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③　丁川 著，《国民党军狐——胡琏》，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

④　孝通乡人民政府编：《镇压秦福民——孝同乡志·人物篇·1949》，载《蒲城县孝通乡志》，1987年版。

⑤　《蒲城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

⑥　冯骥才 著，《蒋介石麾下名将大揭秘》，远方出版社，2008年版。

⑦　【美】Brain ,《Later years of Jiangjiesh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10.

⑧　陈立夫 著，《金门旧忆序》，载《金门旧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发行，1977年版。

⑨　胡琏 著，《金门旧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发行，1977年版。

⑩　胡琏 著，《出使越南记》，台湾中央日报 连载，1977年11月-12月。

⑪　金门酒厂 著，《金门高粱酒》（全三册），福建文化出版社，2022年版。

⑫　刘志稳 孙伟民 著，《蒲城文史资料·乡镇志辑遗（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蒲城文史委，2019年版。

⑬　《渭南地方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⑭　徐层生 著，《热爱您 尧山中学》，蒲城作家协会，2022年版。

⑮　沈宗南、张京宏 著，《兰彻斯特战略在中国》，台湾世新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版。

⑯　《陕西省志》，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