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黎”,释之以古族名,并不确切。释之以“古代南方的部落名”①,是错误的。因为,推其源,九黎之根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九黎,是以其原居于古代黄河九流入海之地,而史称“九黎”。九黎之“九”是地域之称,“发源崑崙,九流分逝”②,是“九黎”之称中“九”字的来源;“黎”者,原指具有黏性的黍类农作物,为古代北方农耕生产中的传统种植物。故,黎字之用,原指种地的普通百姓,如:黎萌、黎甿、黎氓、黎烝、黎庶、黎民等等。至于三国时的韦昭所言“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③,则为一种无根附会了。
我们以“少昊”古地域之指,按“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④,及“命蚩尤宇于少昊”⑤的古史事记载之证,则知上古的九黎人,应当是指今山东省北部、河北省东北部之古代居民无疑。
现在,河北省的东北部,有一个昌黎县,历史上曾称作“交———————————
① 《辞源》1983年版。
②徐干:《徐伟长集·齐都赋》。
③ 《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韦昭语。
④ 《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
⑤ 《周书·尝麦解》。
黎”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古老的地名。“交黎”者,疑即“九黎”之音转。因为,古代在地名、族名、人名上,依音而记,出现许多同名异写的事为习见。就说“交黎”吧,西汉以古地名而置县,后汉改作昌黎,但在书写中,则有“昌辽”、“天辽”、“夫黎”、“扶黎”、以及恢复“昌黎”的历史变迁。这在地名学研究中,是最为常见的问题。所以,九黎人是五千年前居住在今北京市南、山东省北部、靠近渤海湾的居民,大体上不会有误。
所谓“涿鹿之战”,其战端并不发生在涿鹿,而是肇始于山东:是蚩尤在山东“登九淖,伐空桑”,主动向炎帝发起进攻。炎帝一战即败,一败即跑,逃回了涿鹿,蚩尤亦胁迫着九黎人追赶到了涿鹿,这才有了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的。
蚩尤是不可能将所有的九黎人都驱赶到战争的旋涡之中的,他只能是九黎人中的一部分青壮年人,其留在原居住地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成为了现代汉族中的一部分。而被蚩尤裹胁到涿鹿与黄帝作战的那一部分九黎人,在战争结束后,大约都被迁到了河南一带居住,被称之为“黎民”,以与“百姓”相区分,并派有专职官员管理。黎民中的人没做官的资格,而百姓中的优秀人才则可以被选拔为官员,管理国家事务,如姚重华者。
古制,平民只可以祭人鬼,也就是各祭各家已故的先祖之灵,而不可以祭天神,更不能天神与人鬼相混一起祭祀。但到了颛顼之时,黎民之中各立家祠,将天神与人鬼、地祗一起进行祭祀,这就违背了礼法。于是,颛顼就派了重、黎二人到黎——————————
① 《前汉书·地理志》。
民中进行管理,以行规范黎民之行。让重专司祭天神之礼,而黎专管祭祀人鬼、地祇,使之不复相杂。这就是《国语·楚语》所记的这一历史内容:“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记载,与国语一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献上天”者,指祭天,“邛下地”者指祭地。
黎民,只是相当于后世的“平民”群体,其与“百姓”的惟一的区别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人不能为官。所以,凡黄帝、炎帝的后代中有品行不端者,如《左传·鲁文公一八年》所说的帝鸿氏之不才子、少昊氏之不才子、颛顼氏之不才子、缙云氏之不才子,也都让其到黎民之中生活。而凡被派到黎民之中负责管理的官员,因为要长期生活在黎民之中,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自然融入黎民之中。如此,在黎民之中,事实就包含了黄帝、炎帝和原九黎人的三方面后代子孙。所以,史书又称这一群体之人为“苗民”或“三苗”。苗者,苗裔,后代子孙之所谓。三者,黄帝、炎帝、九黎之所指。关于“三苗”,历史上有正确之解者不多。如汉代高诱说:“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①,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其一,若依《左传》之载,高氏之说少了颛顼氏之不才子檮杌。其二,少昊、颛顼之裔,亦同样为帝————————————
① 高诱:《山海经·海外南经·注》。
鸿氏、也就是黄帝之裔。释史不能为凑数之“三”,故意缺一门,或者增一门。化一为二,变二为一,都是错误的。其三,也更重要的是,高氏之说,缺了三苗的主体人群——黎民之裔。
尧、舜之际,其最关心、最重视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是彻底治理在神州大地上泛滥成灾的大洪水。在这个事上,尧曾放弃自己认为鲧不能胜治水之任的意见,按“四岳”之荐,任鲧治水。结果,鲧果不出尧之所料,到处堵截洪水,越堵越泛滥。舜摄行政事后,就向尧提出建议:惩治治水无功的鲧,而用鲧之子禹治水。尧同意了这个意见后,舜先流而后诛,处死了鲧,用鲧子禹治水,使皐陶、伯益、契、后稷等人配合。三苗的南迁,就直接同禹治水以后,为取得帝位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有关。
虞舜时的治水成功,并非禹一人之功,而是其时参加治水的所有官员及全国黎民百姓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而取得的结果。如:皐陶,字庭坚,是青阳的后代,为佐舜治国而掌刑理。他执法无私,赏罚严明,宽以待人,急民之疾苦,深得民心。特别是黎民(苗民)出工遇到了缺粮问题,皐陶千方百计解决黎民的缺粮问题,不仅保障了治水工程的顺利进行,而且安抚了黎民,维护了国家安定,保证了黎民百姓的团结,是当时举国上下都一致钦佩的贤者;伯益是当时掌管山林、自然资源的虞官。他在治水中保证了物资供应,功劳很大;还有契,为高辛之子,与尧是兄弟关系,其与禹同时被任命为司徒之职,他在治水之中,教化黎民百姓,团结大家一齐公而忘私,同心同德抗御自然灾害,亦功不可没;后稷亦高辛之子,主管农业生产,他在发展生产,解决黎民吃粮困难中,与皐陶协力同心,所以黎民十分感激他……然而,倒是工于心计的禹,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得到舜的帝位禅让,多次借苗民问题大做文章:
先是,治水成功后,凡治水之民都有赏赐,惟禹借口苗民不按时完工为由而不给奖赏。对此,苗民当然不会服气。于是,禹就坚持要兴兵征剿,由于被舜阻止才没有干成。对此,古籍中是这样记述的:“有苗不服,禹将征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①;此后,舜准许禹为“纳言”,不论日夜,随时可以出入而进言。不久,舜决定将三苗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居原地,一部分迁到三危定居。舜居帝位三十三年时候,有意禅让帝位之际,禹为树威,又一次提到了征苗问题。“(虞舜)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②。
禹的这一番话,若从表面听来,似为谦语。而事实上,则是在舜业已明言将禅帝位于他后,他一再强调的是皐陶德高望重,“黎民怀之”;自己“德罔克,民不依”。并一再点明了其所顾虑:“念兹在兹”!藏在骨子里的话是可会意的,可能还有其父被舜治罪而杀,对其威望影响的问题。说白了,不是自己愿意不愿意受禅、能不能治国的问题,关键在于自己没有皐陶威望高,黎民服不服的问题。其意就是要舜采取措施,树立自己的权威。接下来的一番话,则是几近于声泪俱下的诉苦,攻击别人,表己之功,甚至对舜以质问的口气,点明对舜阻止其征苗之举的不满了!其言如此:“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尚书·大禹谟》。
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
迪有功;苗民弗即工,帝其念哉?”①禹用近于哭诉的语言摆功之后,并质问舜:“苗民弗即工,帝其念哉?”这无疑是用翻旧账的方式,又点明了要征苗民而树己威,使天下服的问题。
后来,当舜正式禅禹帝位后,禹就迫不急待地誓师而征三苗,由此,三苗不得不南迁至洞庭湖一带。《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正是此地。
三苗,即是黄帝、炎帝、九黎人的后代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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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大禹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