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黎”，释之以古族名，并不确切。释之以“古代南方的部落名”①，是错误的。因为，推其源，九黎之根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九黎，是以其原居于古代黄河九流入海之地，而史称“九黎”。九黎之“九”是地域之称，“发源崑崙，九流分逝”②，是“九黎”之称中“九”字的来源；“黎”者，原指具有黏性的黍类农作物，为古代北方农耕生产中的传统种植物。故，黎字之用，原指种地的普通百姓，如：黎萌、黎甿、黎氓、黎烝、黎庶、黎民等等。至于三国时的韦昭所言“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③，则为一种无根附会了。

　　我们以“少昊”古地域之指，按“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④，及“命蚩尤宇于少昊”⑤的古史事记载之证，则知上古的九黎人，应当是指今山东省北部、河北省东北部之古代居民无疑。

　　现在，河北省的东北部，有一个昌黎县，历史上曾称作“交———————————

　　①  《辞源》1983年版。

　　②徐干：《徐伟长集·齐都赋》。

　　③  《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韦昭语。

　　④  《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

　　⑤  《周书·尝麦解》。

　　黎”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古老的地名。“交黎”者，疑即“九黎”之音转。因为，古代在地名、族名、人名上，依音而记，出现许多同名异写的事为习见。就说“交黎”吧，西汉以古地名而置县，后汉改作昌黎，但在书写中，则有“昌辽”、“天辽”、“夫黎”、“扶黎”、以及恢复“昌黎”的历史变迁。这在地名学研究中，是最为常见的问题。所以，九黎人是五千年前居住在今北京市南、山东省北部、靠近渤海湾的居民，大体上不会有误。

　　所谓“涿鹿之战”，其战端并不发生在涿鹿，而是肇始于山东：是蚩尤在山东“登九淖，伐空桑”，主动向炎帝发起进攻。炎帝一战即败，一败即跑，逃回了涿鹿，蚩尤亦胁迫着九黎人追赶到了涿鹿，这才有了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的。

　　蚩尤是不可能将所有的九黎人都驱赶到战争的旋涡之中的，他只能是九黎人中的一部分青壮年人，其留在原居住地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成为了现代汉族中的一部分。而被蚩尤裹胁到涿鹿与黄帝作战的那一部分九黎人，在战争结束后，大约都被迁到了河南一带居住，被称之为“黎民”，以与“百姓”相区分，并派有专职官员管理。黎民中的人没做官的资格，而百姓中的优秀人才则可以被选拔为官员，管理国家事务，如姚重华者。

　　古制，平民只可以祭人鬼，也就是各祭各家已故的先祖之灵，而不可以祭天神，更不能天神与人鬼相混一起祭祀。但到了颛顼之时，黎民之中各立家祠，将天神与人鬼、地祗一起进行祭祀，这就违背了礼法。于是，颛顼就派了重、黎二人到黎——————————

　　①  《前汉书·地理志》。

　　民中进行管理，以行规范黎民之行。让重专司祭天神之礼，而黎专管祭祀人鬼、地祇，使之不复相杂。这就是《国语·楚语》所记的这一历史内容：“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记载，与国语一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献上天”者，指祭天，“邛下地”者指祭地。

　　黎民，只是相当于后世的“平民”群体，其与“百姓”的惟一的区别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人不能为官。所以，凡黄帝、炎帝的后代中有品行不端者，如《左传·鲁文公一八年》所说的帝鸿氏之不才子、少昊氏之不才子、颛顼氏之不才子、缙云氏之不才子，也都让其到黎民之中生活。而凡被派到黎民之中负责管理的官员，因为要长期生活在黎民之中，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自然融入黎民之中。如此，在黎民之中，事实就包含了黄帝、炎帝和原九黎人的三方面后代子孙。所以，史书又称这一群体之人为“苗民”或“三苗”。苗者，苗裔，后代子孙之所谓。三者，黄帝、炎帝、九黎之所指。关于“三苗”，历史上有正确之解者不多。如汉代高诱说：“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①，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其一，若依《左传》之载，高氏之说少了颛顼氏之不才子檮杌。其二，少昊、颛顼之裔，亦同样为帝————————————

　　①  高诱：《山海经·海外南经·注》。

　　鸿氏、也就是黄帝之裔。释史不能为凑数之“三”，故意缺一门，或者增一门。化一为二，变二为一，都是错误的。其三，也更重要的是，高氏之说，缺了三苗的主体人群——黎民之裔。

　　尧、舜之际，其最关心、最重视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是彻底治理在神州大地上泛滥成灾的大洪水。在这个事上，尧曾放弃自己认为鲧不能胜治水之任的意见，按“四岳”之荐，任鲧治水。结果，鲧果不出尧之所料，到处堵截洪水，越堵越泛滥。舜摄行政事后，就向尧提出建议：惩治治水无功的鲧，而用鲧之子禹治水。尧同意了这个意见后，舜先流而后诛，处死了鲧，用鲧子禹治水，使皐陶、伯益、契、后稷等人配合。三苗的南迁，就直接同禹治水以后，为取得帝位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有关。

　　虞舜时的治水成功，并非禹一人之功，而是其时参加治水的所有官员及全国黎民百姓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而取得的结果。如：皐陶，字庭坚，是青阳的后代，为佐舜治国而掌刑理。他执法无私，赏罚严明，宽以待人，急民之疾苦，深得民心。特别是黎民（苗民）出工遇到了缺粮问题，皐陶千方百计解决黎民的缺粮问题，不仅保障了治水工程的顺利进行，而且安抚了黎民，维护了国家安定，保证了黎民百姓的团结，是当时举国上下都一致钦佩的贤者；伯益是当时掌管山林、自然资源的虞官。他在治水中保证了物资供应，功劳很大；还有契，为高辛之子，与尧是兄弟关系，其与禹同时被任命为司徒之职，他在治水之中，教化黎民百姓，团结大家一齐公而忘私，同心同德抗御自然灾害，亦功不可没；后稷亦高辛之子，主管农业生产，他在发展生产，解决黎民吃粮困难中，与皐陶协力同心，所以黎民十分感激他……然而，倒是工于心计的禹，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得到舜的帝位禅让，多次借苗民问题大做文章：

　　先是，治水成功后，凡治水之民都有赏赐，惟禹借口苗民不按时完工为由而不给奖赏。对此，苗民当然不会服气。于是，禹就坚持要兴兵征剿，由于被舜阻止才没有干成。对此，古籍中是这样记述的：“有苗不服，禹将征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①；此后，舜准许禹为“纳言”，不论日夜，随时可以出入而进言。不久，舜决定将三苗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居原地，一部分迁到三危定居。舜居帝位三十三年时候，有意禅让帝位之际，禹为树威，又一次提到了征苗问题。“（虞舜）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②。

　　禹的这一番话，若从表面听来，似为谦语。而事实上，则是在舜业已明言将禅帝位于他后，他一再强调的是皐陶德高望重，“黎民怀之”；自己“德罔克，民不依”。并一再点明了其所顾虑：“念兹在兹”！藏在骨子里的话是可会意的，可能还有其父被舜治罪而杀，对其威望影响的问题。说白了，不是自己愿意不愿意受禅、能不能治国的问题，关键在于自己没有皐陶威望高，黎民服不服的问题。其意就是要舜采取措施，树立自己的权威。接下来的一番话，则是几近于声泪俱下的诉苦，攻击别人，表己之功，甚至对舜以质问的口气，点明对舜阻止其征苗之举的不满了！其言如此：“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尚书·大禹谟》。

　　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

　　迪有功；苗民弗即工，帝其念哉？”①禹用近于哭诉的语言摆功之后，并质问舜：“苗民弗即工，帝其念哉？”这无疑是用翻旧账的方式，又点明了要征苗民而树己威，使天下服的问题。

　　后来，当舜正式禅禹帝位后，禹就迫不急待地誓师而征三苗，由此，三苗不得不南迁至洞庭湖一带。《山海经·海外南经》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正是此地。

　　三苗，即是黄帝、炎帝、九黎人的后代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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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尚书·大禹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