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轰轰烈烈的农业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虽然产生了许多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但成就也是巨大的，应给予正确评价。同时，中国的探索也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探索建立适度二元经济社会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中国 农业集体化 适度二元
作者简介：宋圭武：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集体化和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或合作化。
轰轰烈烈的农业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虽然产生了许多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但成就也是巨大的。首先，正是集体化和合作化，才有效组织了农村生产力，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化。对此，黄仁宇先生曾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①。其次，也正是集体化和合作化，才充分发挥了农村劳动密集的优势，在国家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大发展。再次，通过集体化和合作化，农村社会也有效吸纳了一部分城市剩余劳动力，减少了城市人口压力。
另外，那个时候公社确实存在贫穷问题，但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国家拿走太多，国家是以公社的贫穷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二是公社人口增加过快，这稀释了当时公社粮食产量增加的部分成果。三是对农民经营管得太死，尤其是限制农贸市场，让农民少了增加收入的渠道。也就是说，导致公社贫困的主要原因应是公社之外的因素，并不是合作化本身。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公社自身的存在形式也在不断改进中，国家也不断对公社管理体制进行政策调整和完善。
另外，有学者认为，公社低效率原因主要是农民偷懒和公社内部监督成本太高，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从实际情况看，“公社内部监督成本是存在的，但并不高昂，因为相反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其一，公社的生产劳动大多是团队劳动，单个人分开进行劳动的情况并不是很多。而一个团队在进行统一劳动时，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监督，从而也无形降低了监督成本，并有效防止了机会主义行为。
其二，中国文化具有面子文化的特点，这在农村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农村人都有好面子这一特点。而面子实质也是一种精神收益，具有一种隐形的激励作用，在集体劳动中，个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聪明、强壮等，也就是说，自己的努力虽然得不到实物收益的补偿，但声望收益和精神收益的补偿仍会促使团队中的个人去努力工作。
其三，生产中的监督难或监督成本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个人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数量难以进行有效测度，但这在公社的农业劳动中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是大多数劳动成果都是可以直接进行测量的。如挖土块，挖多挖少，大家都可以一眼看清的，并不存在难以测度的问题；再比如拔麦子，拔多拔少也是都可以较准确度量的；再如，耕地，耕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可以进行有效测量的；当然，也有一些对劳动成果难以进行测量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而不是普遍情况。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对农业劳动成果的测量总是将农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最终成果联系起来。如果将农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最终成果联系起来，确实是存在对劳动成果和劳动付出之间的关系难以进行有效测度的问题。但在公社的劳动中，对劳动成果的评价并不是依据最终成果，而是依据当时直接的劳动成果。所以，在公社的生产劳动中，所谓因为劳动成果难以进行有效测度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监督难并不是一个问题。
其四，在当时，公社是一个熟人社会和封闭社会，其中公社中的生产队大都是依据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所以，公社社员之间的劳动博弈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重复博弈。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因偷懒而引发的个人成本也是高昂的，所以，理性的人选择偷懒是不明智的。在生产队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由于血缘文化和熟人文化的作用，大家对偷懒并不是有太高的积极性的。一方面，你偷一次懒，从个人角度看，心理上总觉对熟人和本家有一种歉疚感，所以，这种心理也会阻止你去偷懒。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情特点，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偷一次懒，若被别人发现，就会成为村里人经常议论和取笑的话题，尤其会成为一些妇人和婆娘们经常进行街谈巷议的话题，这对个人以后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十分不好的，如在劳动安排上，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歧视，若偷懒的人是年轻小伙，也会在找对象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并且由于公社的封闭性，决定了你的退出成本也是高昂的。所以，在当时的公社里，大多数人都是勤奋的，并不存在明显的偷懒现象，偷懒只是少数现象，但这并不影响生产队的总体劳动产出效果。
其五，由于人口过剩，由偷懒而产生的对产出的影响也将是有限的。解放后，由于没有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也出现了一个高增长，反映在公社里，就是在土地总量没有增加多少的情况下，人口增加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个别人的偷懒对总体劳动产出影响也是不大的。
其六，生产队中的磨洋工现象，主要是出现在农闲时节，在农忙时节并不多见。从许多公社的劳动实践来看，有许多劳动场景是非常感人的，群众显示出很高的劳动积极性，而并非是普遍的磨洋工。而在农闲时节，磨洋工是对产出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的。
其七，公社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斗私批修等手段，也对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其八，本人是64年出生的，从小就生活在农村的公社里，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许多的公社劳动，根据本人的亲身经历和多年的经济学研究实践，感觉从监督成本高来解释公社低效率也是不准确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所以，笔者认为，主要从偷懒和监督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公社低效率应当是一个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无意义命题。”②
另外，还有人说公社“一大二公”问题突出，这要分阶段讨论。在大公社时期，确实有“一大二公”问题，这是公社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但在1962年以后，在小公社时期，这个问题应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在小公社时期，由于缩小了核算单位，是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大”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另外，在小公社时期，农民还是有自留地的，说“公”也不全对。实际后来稳定时期的公社土地制度，有点类似于井田制。集体土地是“公田”，个体自留地是“私田”。农民一般是先耕种“公田”，然后耕种“私田”，“私田”的收益不参与集体分配，归家庭所有。
另外，还有人说公社分配的平均主义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在大公社时期比较突出，但在小公社时期，并不是突出的问题。当时小公社时期内部的农民收益分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而生产队如何分配，比如粮食分配，一般是按工分和按人口相结合。这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劳动力少的家庭，若完全按工分分配，吃饭就可能是大问题。所以，小公社时期内部在生产队层面，实际的分配原则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一种结合。
总之，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不足，也要看到其优点。应当是集体化和合作化的方向是对的，但在具体的实现方式和实现过程中，是存在诸多问题的，甚至付出了巨大成本，但所犯错误，应当是属于探索中的错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探索，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人口大国探索建设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模式也提供了有益借鉴。（作者：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注释：
①黄仁宇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第478页。
②宋圭武：人民公社低效率原因及中国农村合作问题探讨，《社科纵横》2012年第6期，30页。
参考文献：
1.周剑麟著，《二元经济论：过去与现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2.张桂文、徐世江等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二元经济转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
3.王大伟著，《城乡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绩效》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一版.
4.折晓叶、艾云等著，《城乡关系演变的制度逻辑和实践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5.戴顺祥著，《唐宋时期城乡经济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6.刘维奇著，《城市化与城乡关系：兼论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之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7.叶超著，《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
8.李冰著，《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9.陈锡文主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