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和岛商业洞察 2021年10月
口述/赵向阳，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采访/王夏苇
这是一个风口浪尖上的大时代。我们正身处波澜壮阔的变革之中：中美贸易战炮火连绵，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央定调共同富裕……这样的大变局下，中国经济模式将如何进化？企业管理者该如何顺势而行？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赵向阳结合中小企业之关切，深度剖析大变局下的中国企业管理之道。
1/ 大变局来临，你准备好了吗？
1）您在新书《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中提到一个提纲挈领的观点——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曾“以英美为师”，但美国大金融+大科技、经济脱实入虚的发展模式日益凸显弊端，加上贸易战和疫情下全球化倒退等因素，中国有必要借鉴德国、日本的发展模式，“与德日同行”。在您看来，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型正在发生吗？有什么迹象可以供企业参考、判断？
赵向阳：这个观点是2019年9月我在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承办的“中国管理50人论坛”上提出的。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一周内全网阅读量达到200万左右。最近出版的《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一书开篇即是此文，书中还分类收录了国际格局、中国企业未来走向、人才自我管理与提升等方面的近年的思考。
总体来说，过去两年里，甚至可以追溯到大概2012年，我对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很多现象一直感到不满，觉得很多行为根本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毁灭价值，是在加速内卷，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我也一直感觉像是在黑暗中独自坚持，内心充满苦闷。2020年10月底，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发表演讲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在“管理50人论坛”的微信群里表达了反对意见，但当时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直到11月初，出人意料的变化开始了，蚂蚁集团的上市进程被监管机构叫停，针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和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的调控之手开始行动了。到了12月初，我在一场全国MBA创新创业的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标题是“It is a beautiful theory， but perhaps wrong”，后来正和岛微信公众号也转发了这个演讲，标题叫《是时候，理性思考创业了》。
总之，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很多现象给我带来了长久的苦闷，直到今年7月初，突然之间，仿佛一下子天亮了！一项又一项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深远的政策调整接踵而至，而这些调整与《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中包含的很多思想观念非常一致。
过去3个月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抑一扬两方面的现象。一方面是“抑”，是对滴滴的审查、对平台垄断的治理、对教培机构的整顿、对娱乐圈乱象的治理、对房地产市场“房住不炒”的严控、对房产中介的整顿，比如杭州上线了官方的二手房自主交易平台。一方面是“扬”，表现为国家大力推进“专精特新”，比如，7月27日，在长沙举办的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刘鹤副总理致辞强调“专精特新”；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关于做大做强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硬科技、解决“卡脖子”问题，产业链补链强链、补短板锻长板等议题，一下子就蔚然成风。这一系列观念的变革只花了3个月左右，可见中央决心之大，如同雷霆万钧。
这可以视为中国的第四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是1978年前后的改革开放启动，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三次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第四次就是当下的2021年系列改革举措，我认为中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刚刚过去的七八月份，许多企业家人心惶惶，我就告诉他们心不要慌，不要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带节奏，不要跟风，不要动摇，要把心态放正放平，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企业，服务社会。
2）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有着独特的复杂性，“以英美为师”学习市场经济，就没有将经验全盘移植，而是发展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中国与德日两国在国家体量、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上也不相同，即使“与德日同行”，也会保留并发展中国特色。在您看来，这可能给企业发展带来怎样的问题、怎样的机遇？
赵向阳：“与德日同行”，主要是指借鉴德日两国重视实体经济、实业立国，社会发展相对平衡、贫富分化相对较小的发展特点。中国因为国家体量、政治体制、历史路径等原因，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盘复制德日模式，中国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最近在研究德日模式的深层逻辑。所谓发展模式事实上是一种表层现象，它深深地根植于相应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过程、政治体制、文化土壤和产业环境中，只有深刻理解这些深层逻辑，才能理解一个国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所以研究德日，事实上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因为深层逻辑是相通的，是可以迁移的，越是研究深层逻辑，就越能理解中国过去70多年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走过的道路的背后动力和历史必然性。
相比英美模式，德日模式更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强调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强调有秩序的自由。德国的经济模式被称为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德国在政治谱系中更“左一点”，特别是中国有锦标赛式的地方政府竞争，有庞大的国企资源，一届政府接着一届政府干下去，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体制特色，是中国的巨大优势。
当然，中国的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自己是和政治保持距离的，甚至和主流学术体制也保持距离，我从不申请课题项目，不参加奖项申报，甚至现在都懒得发论文了。
事实上，企业家会比我更了解中国的体制。在我看来，对于企业而言，中国的体制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商关系。从前一些企业家与政府官员走得太近，催生了很多腐败现象，一个官员倒下往往牵扯出很多企业家，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企业家特别要注意保持“亲”“清”政商关系，不要和官员勾肩搭背。
另外，企业家要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要有信心，有相关扶持政策就要积极争取，要和政府同心同德，做政府的同路人，但是也不能盲目跟风，不能出一个政策热点、经济热点就去跟，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关注自己的主业。
至于你问的机遇，我觉得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企业要和国家发展方向保持一致，要坚定不移地走“专精特新”的道路，努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为产业链补链强链、补短板锻长板；第二，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第三，在进行海外扩张，向印度、东南亚一带转移之前，先考虑一下中国西部地区，尽力为减少中国地区差异做些贡献，尽量把工作机会留在国内；第四，组建“联合舰队”，组团出海，充分发挥政府、行业机构、龙头企业、国企等的作用，以产业园形式进入海外市场等。
2/ 中小企业走向“专精特新”
1）德国经济一个公认特点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达，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个领域内，我国与德国的差距主要在哪些方面？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企业家该如何弥补差距？
赵向阳：德国管理学思想家赫尔曼·西蒙将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但社会知名度低的中小企业称为“隐形冠军”。坦率地说，中国的“专精特新”离德国的“隐形冠军”事实上还差着一个欧亚大陆。
“专精特新”这个概念提出来已经有10年了，最近因为北交所的设立，突然一下子火了。在我看来，“专精特新”有两层意思：第一，它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成功率最高的发展策略；第二，它也是国家培育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分层次体系，包括“专精特新”培育企业（约11万家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约5000家企业，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约1800家，由国家财政重点支持），以及单项冠军和品类单项冠军（约600家企业），这是最接近德国的“隐形冠军”的。目前在A股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已经有240多家，主要集中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中小板等。
中国的“专精特新”与德国的“隐形冠军”差距在哪里？差距主要表现在产品品质、价值创造深度、核心技术能力、知识产权数量和质量、行业领导地位、参与国际和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至于说国际化程度，就差得更远了。
这种差距是纵向的比较，另一种比较维度是“不同”，“不同”是横向的比较，不牵涉好坏。中国的“专精特新”在某些方面非常不同于德国的“隐形冠军”：
第一，德国的城市分布相对均匀、城乡差距较小，很多“隐形冠军”广泛地分散在德国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甚至在森林边上。中国的“专精特新”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山东、长三角、福建、珠三角等地区，而且大都在大中城市。
第二，德国的“隐形冠军”里有大约11%的服务业，行业分布比较多元化。中国的“专精特新”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不涉及服务业。德国的“隐形冠军”可以分解为创新与国际化两大维度，至少是“两条腿走路”的，没有创新就没有价值创造深度，没有国际化就没有规模和增长。中国现阶段则在强调“‘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是有明确战略导向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卡脖子”、补链、补短板等问题，目前还谈不上国际化。
第三，德国的“隐形冠军”更多是靠内源性的融资，靠自我滚动积累。中国的“专精特新”之前更多地靠银行和自我积累，以后可能也要靠股权市场、风险投资等。北交所推出后，中国的“专精特新”会不会变得非常浮躁，出现盲目多元化扩张、短期导向等问题，我对此感到担心。
至于说如何弥补中国“专精特新”与德国“隐形冠军”的差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实现文化观念和经营理念上的转变：专注专心，贯彻工匠精神，甘于寂寞，咬定青山不放松；第二，加大科研投入，掌握专利和商业诀窍，在现有的西方公司设置的专利丛林里实现特殊路径突破；第三，政府和行业建立共享的科研平台，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研发新产品的能力，提高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效率；第四，中小企业冲入新赛道，抢占新兴产业领域，通过数字化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第五，培养、积累国际化人才，这是一个长期试错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
3/ 中小企业的存续之道
1）在时代大变局下，企业经营可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有种说法叫做我国中小企业严重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反观华为是中国企业里最有危机意识的，“活命哲学”是其长期战略之一。您认为中小企业缺乏危机管理意识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贯彻“活命哲学”？
赵向阳：谁说中国的中小企业严重缺乏危机意识？应该没有这方面的严谨研究，大家都是以讹传讹。我觉得绝大部分中小企业是活得战战兢兢，应对危机的能力和资源比较欠缺而已。至于如何把握“活命哲学”，我想应该注意三点：
第一，要摒弃企业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市场高速成长，机会很多，导致很多企业机会主义盛行，抓机会胜过防危机，就像有句话叫做“什么清大北大，不如胆子大”。这种机会主义哲学可以在特定时间让一些人暴富、成功，但是如果把机会主义哲学一以贯之，最后的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从前有王首富，最近有许首富。
第二，要从追求高速发展进化到追求高质量发展。时代大变局下，最重要的是改变经营观念，要注重管理内功，强化研发，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等，尤其是要有足够的企业内部收益留存，要降低企业的债务负担。中国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企业或赢利组织、非赢利性组织）整体宏观杠杆率约为GDP的258%，其中企业部门是149%，占整个杠杆率的58%左右，比例非常高。在这个方面，不管是德国的“隐形冠军”，还是日本的“长寿企业”，内部都有大量现金储备应对不测。
第三，要从争取活下来，逐级发展到做大、做强、做久、做标准、做局。中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还处在第二步“做大”上，做强、做久等是更远大的战略目标。企业应在战略指引下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包括市场机会选择、产业布局、组织结构、人力资源、接班人计划、危机应对体系等。日本学者后藤俊夫的《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业的长寿基因》就是一本危机应对手册，书中有很多相关的精彩论述。
2）您在书中提到了“长寿企业”的概念，“中国初创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年，美国大概是7年，日本则超过12年。浮躁的心态，缺乏工匠精神和聚焦主业的战略，是中国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您能否从对国内企业的观察、研究出发，深入谈谈做“长寿企业”的具体抓手？
赵向阳：关于这个数据，我想解释一下，这种横向比较是建立在不同发展阶段基础上的，存在把苹果和梨进行比较的谬误。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发展太快，泡沫也很多，大量企业“出生”，然后经过“市场选择”，最后表现出生存率很低，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当经济进入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发展阶段后，估计中国初创企业的平均寿命会逐步提高。如果你比较一下中美德日四国的企业数量，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中国有企业4200万家左右，其中99%都是中小企业，美国有2500万家，德国有400万家，日本有600万家左右。
做“长寿企业”的具体抓手，就是坚定地走“专精特新”之路。多元化是绝大多数企业无法驾驭的高难度动作，盲目扩张最后一定是死路一条，所以，做好风险控制、有节奏地经营非常重要。此外，做“长寿企业”最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导向，包括要注意家族传承、二代接班等问题，因为“长寿企业”大多数是家族企业。
日本的“长寿企业”和德国的“隐形冠军”还不一样。日本很多“长寿企业”属于传统行业，服务于当地生活，比如旅馆、酿造业、餐饮等，也就是所谓老店老铺、“寿司之神”、“拉面大王”等。德国也有传统行业里的“隐形冠军”，比如做管风琴的公司，几十年里公司规模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德国的“隐形冠军”更多的是融入现代产业链中的配套产业，在相对狭小的市场上采取聚焦战略，追求产品深度，“一米宽，一公里深”，同时横向拓展国际市场。赫尔曼·西蒙研究发现，德国“隐形冠军”的国际市场容量至少是国内市场容量的11倍左右。
3）您在书中提到两种金融形态：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金融，比如风投、股市，以及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金融，比如信贷银行，并认为前者有助于颠覆式创新，后者有助于持续性创新。北京证券交易所即将来临，定位是全面服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您认为北交所可能对中小企业有怎样的助力？
赵向阳：这也是我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还在书中提出一个困惑，“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模式，能把市场导向型金融和银行导向型金融结合在同一个经济体内，而且运转自如？悖论整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目前德国的金融体系的确是以银行为导向，比较稳健、保守，少有并购、风投等，属于大实体、小金融，但历史上不是这样。德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其中1871到1915年之间是金融大发展的时代，证券市场和银行体系都很发达，当时在德国证券市场上市的公司有400家左右，和同时代美国纽交所的上市公司一样多，但后来因为战争等原因衰落了。
1997年到2003年之间，德国还设立过一个“新市场（Neuer Markt）”，希望建成德国的纳斯达克，先后三批出台一系列文件，但最后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复杂，有人说是因为德国的大陆法系，有人说是（银行）机构挤出（股票）市场，有人说是德国工业化模式的问题，最近有人（《金融的谜题》）提出是因为德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新兴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所以配套的金融体系也很难转型成功，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见地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关系很复杂，想要建成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市场是非常难的。
关于北交所，我认为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北交所对创新型中小企业来说是一大利好，是春天来了，一定会促进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投融资。
但我非常担心两点：第一，北交所会不会变成资本市场的盛宴、割韭菜的良机。看看科创板，推出两年来股价跟过山车一样，有多少真正从科创板赚钱的股民和基民？看看科创板ETF指数基金，从1000点上升到了到1726点附近，现在又回到了1360点左右。
第二，资本市场的短期导向与“专精特新”所需的长期主义产生冲突，可能影响企业发展，例如企业上市后会不会膨胀，会不会盲目扩张、多元化。研究德国的“隐形冠军”，千万不要忽视“隐形”的重要性，“隐形”就是减少竞争强度，就是甘于寂寞、长期坚守、精益求精、工匠精神，就是闷声发大财。
很多时候，如果不缺钱的话，企业上市并不是什么好事，上市是有代价和成本的。任正非说过，“华为不上市，就有可能称霸世界。”为什么呢？不上市就不用为股东、股民负责，可以做长期投资，不用考虑短期回报和股价波动。像美国对华为的打击制裁，如果落在上市公司头上，影响一定大得多。
4/ 大变局时代如何创业
1）有个观点说，大量经验和研究证明，只有不到5%的人具备创业者的潜质和能力。如果我国的发展模式逐渐“与德日同行”，您认为创业模式会有怎样的变化？未来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
赵向阳：在任何社会里，能够创业而且创业成功的都是极少数人，大概只有5%左右，因为创业者要承担风险、忍受不确定性，要有创新精神，要能自我驱动，要有决策能力，要能带领团队打胜仗。所以，2005年Scott Shane获得“瑞典中小企业研究奖”时，获奖感言的标题就是“Encouraging more entrepreneurship is bad policy（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业，是一个坏的公共政策）”。过去七八年里，我们搞过“双创”，但很遗憾，结果是一地鸡毛。
不过，这次中国自上而下提出、推动“专精特新”，特别是同时对某些行业、某些大公司进行治理整顿，我觉得中国经济结构快要理顺了，我们终于要走上正道了。
在新时代下，创业模式一定会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技术驱动、创新驱动以及高成长型的创业，将能解决更多人就业，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推动中国步入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创业呢？不会是那些初出茅庐、纸上谈兵的大学生了，而是那些在传统行业里精耕细作了至少七八年，并且能结合新技术、互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等工具，走“专精特新”道路的人。
另外，随着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等政策提出，我觉得社会创业、公益创业、公益创投等领域一定会有很多机会。我希望有爱心、有理想、有创新能力和行动能力、有公益产品能力和融资能力的社会企业家群体得到大的发展。我理想中的中国，包括有为的有限政府、高效且有节制的市场以及多元化、去政治的第三部门，目前政府和市场太强大了，第三部门发展太弱，客观地说，这不是一个平衡的社会结构。
5/ 大变局下的劳资关系展望
1）在您看来，德日两国有相对和谐的劳资关系，关键在于劳资共治。当下很多中国企业遇到了年轻人不进厂，90后、00后不好管，员工摸鱼、抗拒加班等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表明了什么症结？您对企业的劳资关系有何建言？
赵向阳：劳资共治的核心落点是利益相关者导向，而非股东利益至上。政治上以及经济学上都会讲共同富裕，翻译成管理学术语就是利益相关者管理，就是说效率和公平要找到动态合理的平衡点。
我们可以先看看反例，就是1970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等人提倡的股东利益至上），以及以詹森、麦克林等人为代表的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者（主要思想包括有效市场假说、代理理论等），这些学者、这些思想把美国害惨了。今天美国的贫富悬殊、社会撕裂，甚至国家地位相对衰落、中美对抗，很大程度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管理学埋下了祸根。
至于当下中国企业面临的劳资矛盾的症结，我想可以从三个角度解读：
第一，我们很多企业经营的目的存在严重问题。如果老板做企业仅仅是为了个人赚钱，把员工都当成赚钱的手段，尽量去剥削和榨取剩余价值，那么员工当然会尽可能地摸鱼、拒绝加班、不好管理。但是，如果老板把企业当作一个利益共同体，有更合理的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价值分配的机制，那么上述情况一定会减少。
第二，外部大环境不好。房价高企，教育和医疗成本等都太高了，闹得人心惶惶，这样就很少有人愿意在一个企业扎根，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精益求精。现在国家也在想办法降低各方面的生活压力，让劳动者少点焦虑，尽量安居乐业，这是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第三，所谓的90后、00后不好管的问题，在我看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价值观一定会发生变迁，从看重世俗、经济利益的价值观，转向追求自我表达、更加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不好管”事实上有两面性，如果你需要的只是一双干活的手，那当然希望员工听话，但是如果你需要的不仅是一双手，而是一个创新的大脑，那你就得容忍独立精神、自由叛逆。老板需要明白，时代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追求也会变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要求年轻一代，不要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2）德日两国一向被认为是有着长期雇佣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风格，反观我们的就业领域，特别是互联网行业，35岁危机给很多职场人带来了严重焦虑，甚至被视为是影响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您认为出现这种雇佣倾向的原因是什么？未来会有什么走向？
赵向阳：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中国职场最大的毒瘤。
外部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残酷的竞争压力。资本强力驱动，希望企业高速成长，尽可能地榨取员工最大剩余价值；第二，部分行业，例如ICT行业，知识更新速度太快。从业者的学习速度跟不上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就更容易出现35岁或者45岁年龄歧视的问题；第三，劳动力相对过剩。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高达七八百万，就业压力太大，企业有太多的待就业劳动力可供选择。
至于内部原因，主要就是企业没有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建立长期经营理念，没有营造一个利益共同体。
每个人都会变老，如果说性别歧视是选择性的，地域歧视是选择性的，残疾人歧视是选择性的，那么年龄歧视就是普遍性的，是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的。职场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晋升高层，成为合伙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到了中年之后，还能变成“斜杠中年”，成功实现职业转型。
就业市场年龄歧视问题的解决办法：第一，当然要靠法律，《劳动法》必须对此有所表态；第二，要让整个社会放慢脚步，至少在心态上要平和一些；第三，企业应该转变经营理念，在用工方式上可以更灵活一些，年龄大的员工可以转岗到公司其他部门，横向流动，企业要把员工当作财富，重视企业内部知识和智慧的传承积累；第四，企业和员工都要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第五，国家应该做好失业保障的安全垫，这也是给企业减负，能让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但是这样的话，企业也得多交税才行，至少不要偷税漏税。
6/ 如何借鉴成功经验
1）您在书中说，“每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是一个相互耦合和交织在一起的体系，它们相互作用，有系统内的自洽性。”同时，您也认同袁宝华先生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学习方式。的确，我们应该学习其他国家、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但世上的经验纷繁又复杂，企业家该如何拣选经验，进而耦合、融汇，从而发展自己的经营管理体系呢？
赵向阳：所谓成功经验，从根本上看，要反求诸己，向内而求。向外学习，都是借鉴，而且应该借鉴的是深层逻辑，不要去借鉴表面现象、浅层逻辑。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进行比较学习或者标杆学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深刻理解本国国情、行业特性和企业本身的优劣势等，要明白自己想去哪里，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企业或者个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吸收借鉴，自成一体。管理学中的企业吸收能力理论（Absorptive capacity theory）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退一步地说，如果你无法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我建议最好采用一种主义，一种思想，一以贯之，学德鲁克也行，学稻盛和夫也行，学“隐形冠军”也行，学阳明心学也行，千万别东一枪，西一枪，最后搞成大拼盘。那些成熟的管理体系，至少内部少一些矛盾性，多一些自洽性。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与自己价值观最契合的管理体系，“先僵化，再固化，最后再优化”，这也是华为向以IBM为代表的美国优秀企业学习的经验之谈。最后我不轻易建议自创武功，不要在黑暗中摸索，那样失败率太高了。
7/ 篇外：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大变局
1）您认为中国管理学界“需要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所谓‘价值中立’的研究范式，转向强调国家文化和制度特点，以诠释学和批判理论为导向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复活‘士’在道德良知上的角色功能。”的确，旧中国的政经秩序、文化体系内是有“士”的传统，但这种道德良知的角色，是“士”的自我标榜呢，还是社会赋予“士”的呢？当下的“有志之士”该如何建构本群体承担道德标杆角色的大环境呢？
赵向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第一，在我看来，“士”的道德良知的角色，既是自我标榜的，也是社会赋予的，两者互相建构。社会领域有非常典型的“自我证验预言”。
第二，儒家有两套道德系统，一套是针对君子的，也就是“士”；一套是针对小人的，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没有受过教育的那类人。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是更高的，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传统社会秩序“士农工商”中的“士”的文化程度，在1949年之前是最高的。
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局面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传统的“士”沦落了。第一，商人、企业家从“士农工商”的最末端走到了聚光灯下，既有钱，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上完中欧长江，又上北大清华，乃至去国外游学，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最有见识的群体之一，很多人拥有领先的商业思想。美国国际管理学会主席陈明哲教授寄望他们能够成为新时代的“商业士”，但是，他们不一定有足够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尤其是思想的系统性太差，加上有的人辨识能力太差，容易跟风动摇。第二，现在大学里的学者已经很难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学科不断细化分类，很多学者只是某个非常狭窄的领域的专家，缺乏通识和通才。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在现行体制下，学者普遍缺乏独立自由的精神，有的人深受美国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容易右，甚至为右而右，也有少数人比较左，甚至伪装成左。很少有人能做到中道，能深入客观地研究，能不偏不倚、在大多数时候既与政府和企业同向而行、又保持相当距离、保持清醒反思甚至批判意识。
至于你说的管理学的研究范式问题，这个比较专业，简单地说，就是主流管理学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走入了实证主义导向的、琐碎的经验研究中，很少取得重大理论突破，更很少见到强烈的批判性研究（这需要基于强大的想象力、道德、勇气和远见），学院派的管理学研究几乎已经失去了对管理实践的指导能力，研究和实践已经成了两张皮。如果中国管理学界不摆脱这种研究范式和学科评价体系，那么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总结和对未来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一定会微乎其微，有了不多，没了不少。
为什么很多读者说，很喜欢读我的《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因为它说的是人话，生动活泼，有趣，充满现场感，有批判意识，不媚俗，不跟风，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希望中国管理学界能有更多“有志之士”站出来，把企业家和管理者当作写作对象，写出更多有影响力的文章和畅销书。
2）可以说，《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这篇文章、这部书，源起于您对自己学术观点的坚持与表达，在这种坚持中，您有什么感触？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学术立场乃至政经立场？
赵向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于波女士看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之后，在给编辑李文重先生的微信里评价说，“赵老师是有思想、有态度的，在今天，这种学者品质难能可贵。”
事实上，“有思想”在当下社会里是被部分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但是，“有态度”则不然，因为“有态度”体现了一种深层次的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判断和抉择。说一个人“有态度”，是需要他经历考验的，尤其是考验他在面对看似坚如磐石的现实时，能否长期坚持自己的信念，做到知行合一，这往往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位我最尊敬的师长私下评价我的观点属于“中间偏左”。的确，我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上的观点是“中间偏左”，常常强调产业政策，看重社会整体利益和分配公平；但在个人事务上，我属于“中间偏右”，常常强调个人自由，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民主人士，甚至不参与学院事务，在中国管理学界更是自甘边缘化，事实上，我只是不想拿知识分子所看重的个人自由来影响百姓的饭碗而已。
这或许是出于一种个人牺牲和奉献精神。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说，有安全保障的生活，比口舌之争的言论自由更有价值，但一个尚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绝对不应该追求危险而没有边界的自由。
中道最难。没有极左和极右，怎么能彰显中道的可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