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道学著作
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历史上，对于中国传播道学理论的著作进行分析，应该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图案画为主体、文字注解、阐释为辅助形式的《易》经
其不同版本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连山》、《归藏》在西汉时期尚有流传，现在已经绝世而难见，唯有清人马国翰从古籍中辑录了《归藏》的一些卦名和一些残辞，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
第二类，用纯文字写成的道书
按着史籍记载，在先秦历史上有《黄帝经》、《阴符经》、《黄帝铭》、《力牧》、《容成子》、《老子》、《庄子》等不同的道书流传。此后多数失传而难以见到，现在重又见到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黄帝经》，以及到处都能读到的《老子》、《庄子》。
第三类，论议式著述
论议式著述，是结合谈治国、治军、治病、教育、思想修养等方面的著作，这就是诸子百家之著。
这三种形式的书，在传承与传播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上，是各有其特定的优缺点的。对此，我们依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分别进行一点粗略的分析。
一、《易》经传承道学的长短
《易》经是以一套严密的图案性卦画为主体、以文字注、解、阐、释为辅助的特殊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传承载体。因为它是在中国尚无文字之用的历史上过渡到有文字使用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和渐次形成的一种独特哲学理论传承形式。其在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中，无疑它是起到了极其伟大的历史作用的。但是，在中国有文字使用之后的历史上，将其与纯文字写成的哲学书籍、以及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为主而谈哲学的书籍相比较，就各有优点与缺点了。此三种哲学理论传承形式，可以互补，但是却难以相互取代。
先说《易》经传道的长处：
第一，卦画表达方式传承哲学道理准确
哲学道理所依据的虽然是物质变化显现出来的客观规律，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就个别事物变化而论述具体的道理，而是一种经过高度集中、高度概括、超出了具体事物的、囊括了天地万物变化规律的普遍真理，其理论特点就是抽象性很强。哲学理论的抽象性特点，就带来了一种难以表述的困难。就是到了现在，哲学理论也不是所有的人们都能一说就明白，一听就清楚，一学就能理解的。有些问题，哲学家们也并不是很轻易地就能表述得十分简明、形象、生动，乃至很准确的。而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尚无文字的遥远历史上，创造出的这一套图案画哲学载体，就能以形象、生动、简洁、明确、易懂的图案画形式，将本来抽象、无形、深奥难懂的哲理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这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创造。就说中国哲学的这个“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合四维于一絷的理论吧，《易》经用一幅简单的图案画，就能将其表达出来。这种实际卦画的明确示意，再加以文字说明，如：《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故《易》与天地准。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知周乎万物而理于道德。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变之者，通也。故《易》曲成万物而不遗，弥纶天地而道济天下。
我们观其画，读其文，就可知《易》道，乃四维一絷，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
至于在六十四别卦中，又通过象术比喻了具体事物，分清了行为主体所处的客观具体环境，并以六爻为时变过程，将其事物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具体时段的主观因素、客观条件、两者互动所产生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哲理分析，并以卦辞、彖辞、象辞，对全部的事物变化因果关系、主观客观具体原因进行形象、生动、高度概括性的哲理解说，其在道理上也就表述得极为准确。特别是在保证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方面，是任何形式的哲学思想理论载体都难与之相比的。
所以，《易》经正是因为有了卦画，有了象术的具体运用，对哲理以取像喻物、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形象、生动、浅显、易懂的解释，这就比空讲哲理要好得多。由此，对于哲学理论的表述也就极为准确，就能够避免哲理传授与传承含混不清的情况出现。
第二，卦画保证了哲理难被歪曲
由于《易》经是以太极图、八经卦、六十四别卦为哲学理论载体。这个中国古典哲学的特殊载体图案画，其本身就是哲学特殊语言及其理论的有机结构之整体。这个哲学理论的整体本身，就是按天道、地道、人道、时变所组成的一个天地万物立体全息结构与变化的模式图。它的结构法则就是“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这个图案画所组成的严密整体就像一个大魔方，任何人对它只可以作不同的角度的转动，如卦画之随意排列。可以按着自己的兴趣与喜好作不同角度的欣赏，作不同侧重的强调，如对卦画的不同侧重之解释。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将这一卦画系统拆开、拆散，丢弃其中的某一部分。如此，只要这个卦画系统存在，其哲学理论就不会被彻底歪曲，永远歪曲。至于经文、彖传、象传、序卦传、说卦传、杂卦传、系辞传等文字部分，都是为卦画的注、解、阐、释而服务的，其不论是塞入什么样的伪货，只要这个卦画哲学理论载体存在，只要弄明白了这个卦画和象术原则，就能够将塞入《易》经中的封建神学垃圾清除干净，而不受其影响。
第三，取像拟物以论理，保证了理论联系实际
中国古典哲学在尚无文字产生以用的历史上，所创造出的这一套图案性卦画、取像拟物、以事物变化而言哲理的传承办法，其讲道理都是按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这就是一种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好办法，好形式。因为六十四个卦画所象征的事物是不同的，其内因、外因是不同的，其所反映的事物变化具体条件不同、过程不同、结果也是不同的。这样，对于每一个客观自然规律的表述，就不是说空洞的道理，而是都有很具体的实例，这就有助于人们对哲学理论的理解。比如，凡我读到过的、以纯文字写成的哲学理论书籍中，就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客观自然规律同时起作用于一个具体事物的例子。《易》经就做到了，《损》卦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引两种相反的客观自然规律同时作用于一事物的实例。
所以，对《周易》的研究，必须首先从阴阳爻之创、卦画设立、象术运用的研究做起。不然，在“经”、“传”两部分，都存在着唯物辨证哲学与鼓吹神学思想的杂糅之中，就很难分清正确与谬误，就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但是，“象术”只是一种学习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桥”和“船”，精通象术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打通七八千年无文字历史与有文字历史之间的历史隔膜，按着古人当初创造图案画这种哲学载体的思维，去更加如实地学习和理解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以便我们能够很好地吸收、消化，为建设我们中华民族的新哲学、新理论而服务。三国时期的王弼，提出的“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得意而忘象”的学《易》方法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因为王弼是“玄学派”人物，就连他正确的意见、体会也加以否定。
再说《易》经卦画传承哲学道理的短处：
其一，观点不集中，不突出
《易》经正因为是以哲学理论为原则而编制一套图案画，再以图案画取像以命称卦名、象征具体事物及其变化来表达哲学理论的，这样，就客观上造成一种哲学观点多处重复，有些极其重要的哲学理论则又不能展开论证的实际状况。如此，一种自然规律分散于很多卦画之中体现，就观点不集中、不突出，因而也就给人造成一种理论阐述不集中、不突出、不深透、不解渴的感觉。大约古代的哲学家们也正是感觉到了《易》经的这个短处，这就是又另写《说卦传》、《系辞传》等到类文字，集中进行哲理阐述的历史原因。
其二，道理极易被卦像之释淹没
因为取象、喻事、说理的原因，后世的注、解、阐、释性文字，又不得不在《象传》上作解说，甚至后世的一些《易》学家们，其注意力多花在了象术等方面的繁杂注解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哲学理论这个主体性的内容测被冲淡、被淹没了。由此，又给各种有意无意曲解道理的人们造下了一个以邪乱正、以末夺本、曲解哲学理论的机会。
其三，容易被神秘化
《易》经以画图案性卦画取象喻理的办法，因为是在没有文字为载体而传播与传承道理的时代产生的，这在无文字的历史上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创举。但是，在有了文字使用的历史上，人们便客观上就重视文字这种思想理论传播的载体，而忽视图案画的哲理表达，乃至完全不理解卦画所表达的哲理义涵。而这种图案画为载体的哲学传承方式，客观上又离不开象术原则及其运用。于是，随着漫长历史的推移，在人们对古代哲学理论产生了历史的隔膜之后，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重象术而轻道理的倾向。由是，历代注《易》者多在《易》经的象术注释上做文章，这就是以末为本了。如此，客观上又造成了《易》经的神秘化倾向。当《易》经被神秘化后，走向神学化也就是极其容易，乃至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于是乎，甚么天时、地理、人物、身体、时序、动物、静物、婚姻、家宅、钱财、利禄、官位、名声、贵人、小人等与哲学毫无关系的卦外之象也就跑了出来，钻进了《周易》的注、解、阐、释之中。
这个问题，也就涉及到《易》经所讲的一个“与时偕行”的哲学命题了：时代进步了，条件变化了，事物本身也就要随之产生变化：原先是极其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事物，伴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不科学、不合理、非常落后的东西。这就是事物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就不通，不通就衰落、就走向穷途末路的道理。纵观数千年来围绕《易》经的争论，莫不都是因为中国古典哲学产生历史极为久远，因而产生了历史隔膜造成的。就连姬昌、姬旦利用《易》经作为愚民工具，也同《易》经传道形式产生既久，人们对其认识业已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历史隔膜分不开。假若以《易》经图案性卦画传播道学的方式是产生在商代末年，则姬昌、姬旦就很难利用其进卜筮而愚民。因为人们都明白《易》经是做甚么用的。
所以，我们对《易》经说长道短，也是就历史变化而为言。
二、道书传道的优缺点
在中国的历史上，当《易》经被改头换面用作卜筮，《易》道哲学传承途径被封杀后，在中国古典哲学传承上，就只剩下了道书、议论具体事物举例这两种哲学的传承形式。同《易》经传承道学理论一样，道书传道形式，也是既有其明显的优点，亦存在着很大的缺点的。
道书传道，有以下三方面的优点：
第一， 论道理重点突出
用纯文字写成的道书，由于不受图案性卦画、卦名、爻位等方面的严格限制，这就可以根据哲学道理阐述的实际需要，分章节、开宗明义地直接论述道理。再加上省去了《易》经象术解释的那一部分文字，如此，就论理充分、集中、通俗、易懂，用语更加形象、生动、灵活，这就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学习和理解。由此，中国古典哲学在社会上的传播面更大，影响程度更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由于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使中华文化变得博大精深起来的最根本历史原因。
第二， 理论更加联系实际
纯文字的道书传播道理，由于脱离了八卦卦画形式、以及象术的束缚，使道学论理变得更加自由灵活起来，但是，道理毕竟还是抽象的，它并不能够由于载体之变而改变其理论的抽象性特点，人们在实际阐述道学理论之中，还是必然要受八卦取象、示物、喻理那种“形象”地论理的深刻影响的。所以，哲学家们在自己的哲学论著中，还是要举以社会实际生活之例为证以论道理的。这又就实际形成了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具有很强的通俗、形象、生动、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它不像西方哲学那样，为了说清道理，而创造出了只有哲学理论中才使用的一大批专用的名词、术语，使哲学理论变得晦涩难懂，高深莫测，普通老百姓很难读懂，很难掌握的情况。
联系社会各方面实际讲道理，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之保持，事实上则又是形成百家之说、“百家争鸣”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强调人们思想道德修养、重视社会道德教育者，就理论联系社会实际地重点论述这方面的道理，这就是先秦历史上的“儒家”之说。“儒家”者，变成现在的语言表述，就是社会教育家；重视社会法制建设，强调法律制定、实施、或宽、或严、因时间、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者，就应用哲学理论，联系具体社会实际与变化，论述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法家”之说。“法家”就是法学家；而凡运用哲学理论为指导，以言正名求实者，为“名家”；以哲理为指导而研究外交，按时势决定联合、孤立、打击对象，决定一国发展壮大竞争之策的，就是“纵横家”……这种情况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广泛地学哲学用哲学的历史，这是促进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 使理论概念更加明确
纯文字的道书在脱离了卦画束缚之后，变《易》经道理的蕴涵而为直接地论述性表达，这就使哲学道理变得更加明确起来。虽然，《易》经中的卦画是按“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理论而行编制的，后世的文字注释部分也表达的很明确，但具体到每一个卦画则不可能时时提出，如此，人们在实际学习《易》经之时，就会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到了现在，虽然也有些哲学家们坚持《易》经为古之哲学书，而非“卜筮书”的。但是，在其所有的论文之中，我则没有看到有学者谈《易》经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立体全息变动哲学理论思想体系的，而这一点，恰恰又是特别重要的理论，现代的人们则忽视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然而，在中国古代以纯文字、分章节的道书之中，则将此理论明确地阐述了出来，并加以强调。如：“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参用之”①；“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②；“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③。虽然，作为数千年前的这种论述，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些，但是道书的出现，毕竟将《易》经所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特点，用很明确的语言提了出来，而且联系到了具体的思考与运用之中。直到今天，虽有很多的人们并不知道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但在普通老百姓办起事来，考虑问题，还是依据古语告诫，要讲究一个从“天时、地利、人和”上的综合性条件思考的。事实上，这个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在起着作用的。只不过，人们对于这“天时、地利、人和”往往只从三个方面去考虑问题，忘记了“与时偕行”的时变观念。然古语的这一论述，则是实际包涵着时变观念的，“天、时”就是指“天道”与“时变”两个方面客观条件。
再比如，关于正名求实的哲学观点，《易》经虽然利用卦画的六个爻位进行了蕴涵与表达，这就是卦辞之中的“当位”与“位不当”之论。但实际哲理应用之中，往往就会被人们忘却。而到道书出现之后，竟由此而发展出了一个学派，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名辨派”，也称“名家”，这对于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做出了它的历史性贡献的。
我们这里所谈的道书优点与缺点，都是将道书与《易》经卦画传承方式相互比较而言的。此两者之间，正好是优缺点互换：《易》经的缺点，正是道书的优点；而《易》经的优点，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道书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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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② 《管子·霸言》。
③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道书哲学传承上的缺点：
第一， 容易造成哲学思想体系传承上的不全面
脱离了卦画束缚的纯文字道书，论理灵活，是其优点，但同时也是此种哲学传承方式上的很大缺点。在这方面，由于道书的作者重视某个具体的理论，其论述则加强；而作者不重视的理论，则会在有意无意之中被“忽略”。比如，阴阳同性相斥、异生相引，乃中国古典哲学之中最重要的纲领性理论，这在《易》道传承方式中，蕴涵、体现、论述是比较充分的：以阴阳相交之卦命名曰《泰》，阴阳不交之卦称之以《否》；以阴阳相感、相引、相交表现最为突出之卦，《归藏》曰《钦》，以表现男女“思切”、“钦慕”之义；《周易》曰《咸》以体现阴阳相感之意。在解说之中有“天地（同阴阳）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等语。至于同性相斥规律的表述，则有《睽》卦、《革》卦的明确表达。但在纯文字的道书论述之中，就有渐趋减弱的现象存在。如《黄帝经》中只重点表述了阴阳相引相交规律：“有晦有明，有阴有阳……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而对于阴阳同性相斥规律，虽然在论述哲理之中有着自然体现，却未作专门论证。而到了《道德经》中，全书五千言，除了谈到阴阳互依规律外，就是抱住一个极反规律不厌其烦地说，并且将其强调得过了头而成为一种谬论！至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阴阳相交”、“阴阳互渗”、“阴阳平衡”、“同性相斥”规律等，则只字未提。
“时变”是中国古典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在《易》道哲学传承载体之中，除了每一卦将事物发展变化从初爻至最上爻进行分阶段的论述外，还特别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的理论。而在《黄帝经》中，除在《经法·论》等章节的论述中有自然体现外，并未作专门性的讨论，而其它道书也很少有论及者。到了汉代以来，不论是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心学”都很少谈到“时变”理论，倒是人们伴随着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天不变，道亦不变”曲解性宣传，一个民族便失去了“与时偕行”的精神，凡事都遵循祖宗之法，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就成为一种很糟糕的社会思想风气。
在《易》经的哲学传承体系之中，事物变化的内因、外因、行为主体与主观思想意识、客观的具体条件、以及主客观条件的互为影响，都有明确的蕴涵与表现，但在纯文字写成的道书之中，这些都就不见了踪影……正是道书哲学传承方式这种客观上“灵活”过头，事实上就造成了中国古典哲学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变得理论残缺，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完整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了。
第二， 容易造成谬论流行
不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也不论是古典哲学，还是现代哲学，不同的哲学都有其不同的哲学原理作为其核心性的基础理论，由此而建立起它自身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所以，不论是学哲学，还是作哲学教授传播，凡是不弄懂、弄通其核心性哲学原理，而只在其一般性名词、术语上下功夫者，就客观上会偏离此种特定的哲学原理而行偏说、偏解，使其误传、误信，而走向嬗变。中国古典哲学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发生的历史性嬗变，由科学哲学转变为封建神学理论，就是通过这种纯文字写成的道书，在历史的接力传承之中，一步一步实现的。
比如，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在《易》经卦画式的古老传承载体之中，它一方面利用卦画、象术原理对哲学原理进行表达，说明此种作为的主旨就是：君子要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由此而尚贤、体仁、合理、知义，以辨天下之疑，以解天下之难，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推而行之，以做成事业，达到大有作为，推动社会文明化的历史进程。《黄帝经》中也是这么说。但是，到了《道德经》中，老子就将论述自然规律的客观体现“道本无为而无不为”偷换到人的主观能动体之中，竭力宣传学道要作到“无为”，说甚么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作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要人做到无知而又不觉，完全变成一根木头！而在《春秋繁露》中，则又将中国古典哲学中表示客观自然规律的代词“天”，说成是有思想、有意志、有喜、怒、哀、乐，无所不察，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人间的帝王就是这尊大神的儿子，要人们一切言行都听从帝王，听从帝王就是听从天神。宣扬一种要老百姓都听天由命的神学迷信思想观念。
当然，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性嬗变，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但是，纯文字道书在传承哲理中，缺乏了法则性思想体系有效约束，因而变得过分灵活的方式，无疑是给有意识地篡改哲理者提供了方便条件。
研究与分析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在以纯文字道书传承中的利弊得失，就可以使我们明白，为甚么中国在伏牺氏时代产生了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哲学思想理论之后，一定要创造出一套哲学理论名词、术语为代表的专用符号为材料，以哲学基本理论为原则，而编制出一套图案画为载体，以其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历史传承的工具的深刻原因了。因为，没有一种严密的规则为约束机制，单靠语言传播一种科学思想理论，传之日久，就会使原本科学的思想理论面目全非。文字，不过是普通语言的一种载体，并非哲学理论的专用载体，依其可以传承哲理，但这种传承就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严重地影响到哲学理论体系的准确性、完整性、科学性。
由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典哲学虽然其产生距今，或许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是，由于我们的先祖创造出了一套图案性卦画为载体的哲学传承方式，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完整而准确地恢复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的原来面貌。这，就是中国原始的图案性卦画哲学载体，对于准确传播与传承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伟大历史功绩。
三、论议式道学传承的功与过
中国古代一些哲学家们，应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其指导思想，为其研究和解决如何修身、齐家、治国、用兵、平天下、防病治病、发展工农业生产等类学术著作，可谓之以“论议式道学传承形式”。因为，这种著作的写作之主旨，并不是为了传播道学思想理论，而是应用道理研究、探讨、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但它事实上则是中国古典哲学传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
论议式道理传承形式的著作，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数量最多，门类最广，其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传播、传承、历史嬗变的影响也最大，故不能不加以讨论。
先说“论议传承”道学之功：
第一， 传播道理广泛
论议哲学传承形式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学哲学、用哲学的民族思想风气，并由此而使我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不断地受到哲学思想理论的熏陶，使之不断升华到哲学思维的一种境界，由此而逐渐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形成勤劳、智慧、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世界各地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中，只产生几位哲学家，而其思想在广大民众之中得不到很广泛的传播、学习和应用，则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国民的思想精神。而只有当一种历史、唯物、辨证、求实、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理论从哲学家的著作中、书斋里走出来，深入普及到最广大的人民之中，植根于他们的思维活动之中，化作他们的日常思想行为体现，这种思想理论才会发挥其塑造一个民族、改造一个社会、创造一种社会历史飞跃式发展的巨大力量。在中华民族的实际历史上，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中朴素的唯物辨证哲学思想，大多数不是他们直接从哲学思想理论著中获得的，而是从诸子百家那种谈修身、论齐家、讲文艺、说医药、言军事、阐述日常衣、食、住、行等具体事理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才具有的。所以，论议式的道理传承形式在这方面，是客观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将哲学思想以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易学易懂地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普及的一种很好的教化形式，是应用科学思想转变民族思想精神的催化剂。
对此，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将东西方哲学对社会历史进步的影响进行一个对比，或许我们就会认识得更清楚一些。
西方哲学思想产生也同中国一样，是比较早的。有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如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有逍遥派哲学家，如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以及德奥佛拉斯多斯、斯特拉图等；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如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萨哥拉，以及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他们都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但是，他们的学说对于人民大众的影响却难以与中国相比。因为，虽有哲学著作，则不能形成如中国历史上那样诸子百家引用哲学观点研究、讨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学术氛围，没有一种将哲学从哲学家的书籍中理论联系实际地介绍给人民大众的一种“媒介”性传播渠道。正因为是如此，在公元前的历史上，东西方人民的思想精神就不一样：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唯物、辨证、求实的道学思想就已经相当普及，“百家争鸣”，官吏治国之论，都充满了这种极其可贵的哲学思维精神。如管仲说：“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勇而不义伤兵，仁则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又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在他的精心策划和治理下，齐国很快就富强起来，齐桓公也成为名震一时的霸主。管仲不信鬼神，但有时他也谈鬼谈神，且说得都有鼻子有眼，就像他当真见过似的。不过，管仲对此也一语道破其玄机：“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同样，孔子等不少人也都不信鬼神，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名言；战国时期，除了大多数学者不信鬼神外，还有不少地方官也都是无神论者。如西门豹治邺，惩治大搞迷信活动的三老与女巫等故事；至于中国的医学家与广大医生，则数千年来都是无神论者，因为，中国著名的医学理论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中，就公开宣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而在欧洲，至少在中世纪，还是宗教神学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有不少无神论的科学家被处死就是历史的例证。
第二， 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哲学，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其取何名称，总归起来不过是两大类型：唯物辨证哲学，主观唯心哲学。唯物辨证哲学也可以称其为科学哲学，因为它是集天文、地理、人类社会各学科科学研究所得到的客观自然规律之大成者，至少，中国古典哲学就是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观变于万物，而又稽之以男女，不断地研究、总结而提出来的科学理论。所以，这种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不仅会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会推动社会不断变革与进步；而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就不是从社会生产、生活、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提出的理论，而是“智者”以其主观思维提出来的理论，虽然其在社会上的传播也同样会给社会带来震荡。更重要的是各种宗教的产生，对于科学技术进步则不会有甚么推动。就连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本身，都有着这种明显的体现：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同时也就是思想家，也可以成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宗教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甚至还可获得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的头衔。但唯心主义哲学家就不可能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医药学家、遗传学家、天文学家，更不会在天体物理、地球物理研究方面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因为，一位相信会有天狗吃掉月亮的人，绝不会准确地预报月蚀发生的时间及其原因。
中国古典哲学在史前时期，主要是靠八卦卦画为载体而作传播与传承。从五帝时期至商末，是以八卦卦画形成的《连山》、《归藏》及以纯文字写成的道书传播与传承哲学。至商末周初，《易》经被利用为传播卜筮迷信思想的工具后，这对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播与传承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百家争鸣”之中，论议传承又将中国古典哲学以理论联系实际形式，作了更加广泛的社会传播。这客观上就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方面，仍然发挥了促进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步都是论议哲学传承形式造成的，但其在《易》经哲学传承被扼杀后，确实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作用。唯其如此，中国古代许多科技发展依然处在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先进地位。如：
在天文研究方面，今发现早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的甲骨刻辞中，就有关于日蚀的记录，例《殷契佚存》第347片。这比古代巴比伦的实际记录要早。至于《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中关于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七月发现哈雷彗星的记载，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于公元1682年发现它并由此命名为“哈雷彗星”，早了两千二百九十四年；
在历法制定方面，古希腊天文学家默冬提出的十九年置七闰的历法，比中国晚了一百六十多年；
在数学研究方面，中国南朝科学家祖冲之计算出的圆周率，精确到了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并提出约率和密率，这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
在养蚕和丝绸织造方面，若按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纺织工具和有蚕纹、编织纹的牙雕小盅证明，中国的丝绸织造史距今已有六千年左右。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丝织品实物，距今已有四五千年。一直到了公元7世纪以后，养蚕之法才沿“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和埃及，公元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传到意大利，15世纪传到法国；
在瓷器生产方面，新石器时期的晚期中国就已有精美的硬陶器生产，商代已有瓷器制作，汉魏以来，瓷器制造技术更日趋成熟，隋唐时期的瓷器的生产达到了繁荣阶段，而世界各国掌握瓷器制造技术，则是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外运才开始的；
在冶金技术方面，中国古代一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创造了泥笵、铁笵、熔模三大铸造技术。而西方则是在公元14世纪开始铸铁生产，晚于中国一千九百余年；
中国的采煤、用煤，早在汉代就已经很普遍，欧洲到13世纪才开始，晚于中国七百多年；
中国发现并使用石油，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西方的第一口油井开凿是1859年，比中国晚了一千五百多年；
在天然气利用方面，中国比外国也早一千多年。至于中国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更是尽人皆知之事……
这就说明，真正的唯物辨证哲学的广泛传播，成为一个民族的指导思想，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第三， 对于形成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刻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则不是天然形成的，更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而是中华先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熏陶、浸润、潜移默化式的思想影响下，不断创造、积累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可以说，没有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与传播，没有这种科学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长期的影响，使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变成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一个精髓性、本质性自然体现，便根本不可能有博大精深历史文化的出现。在这个方面，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及其在学术争鸣之中，代复一代地引用中国唯物辨证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而对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学、伦理、道德、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中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不断的研究、探讨、议论、解决，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最广泛、最深入、最具体、最持久的浸润、影响与营造过程。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则又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先进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融合过程中，在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团结、凝聚本民族全体成员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上，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在这方面，客观存在着的历史事实，就是明证：
自有史籍记载以来，中国中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一直吸引着周边的兄弟民族，他们或以历史之传而寻根，或以内附而称臣，或以金戈铁马入主中原以建国等不同形式向这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区内融入。如汉魏之际，大漠以北的匈奴、胡、鲜卑等不断南迁，曾在中原建立过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前秦、后秦、后凉、南凉等民族政权。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给中原民族与古老文明带来甚么影响，倒是被这种中原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所影响、所改造、最终融合为一体，分不出个谁是谁。当然，在这种历史性的民族融合过程之中，有些古代民族是表现为主动性的融入，有一些是被动地、不情愿地融入。例如，古代的鲜卑族原居于大兴安岭〔古称大鲜卑山〕一带，他们是依古老的历史记载和传说为依据，认为自己原本就是这个古老的民族家庭中的一员，以自己也应该来当几天家的心态不断南迁，当他们在公元4世纪建立了北魏政权之后，就采取了重视农业、实行屯田，“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计口授田”、发展生产，皇帝带头服衮冕、尊孔子、改汉姓、说汉语，加速民族的融合进程；也有的因历史形成过程的久远，产生了历史的隔膜，并不认为自己这一个族属与中原民族原本就是一条历史之藤上结出的瓜，而是抱着一种入侵、奴役、改造中原民族的心态，企图用自的习俗来取代中华古老的文化。可结果是，他们非但没有改造了中原古老的文化传统，反而被中原古老的文化传统所改造，历史上的女真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公元17世纪之初，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入主中原之际依所兴之州名改称满族，其从建立清政权一开始，就必欲将中原文化改造成满族文化：不仅治国用满文、满语、满典、满礼、满服，而官员用满人，圈地行牧废农耕，就连普通百姓也得将头剃成个葫芦瓢，在脑后拖上一条猪尾巴。清顺治二年〔1645年6月〕还向全国下了一道“薙髪令”，谁不照办就杀头，而且杀头没商量〔不准奏议〕。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者。当时杀人之多，手段之惨烈，连满族皇帝自己也知其行必遭后世唾骂，而不准载入史事记录。但杀人的批文有一部分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使我们能够由此而窥见其历史的一斑。其时的剃瓜壳杀人行动野蛮到了连道士、病人、神经病患者、老人、儿童、乞丐都不放过：武当山云游道人田真文“流至涞水县三黄山玉皇洞修持”①，因发现未剃发而被处斩；山西汾州介休县张兰镇李国光因“染病蓄发”②被砍了脑袋；湖北武昌府嘉鱼县乞丐王楚荣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因蓄发未剃，在行乞途中③被杀；保定府祁州郑章村的神经病患者党国宾，被“该州吏目遍历村庄，挨门逐户——————————
① ② ③ 《顺治朝剃发案》，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一期。
细加严查”①所发现，判以斩首。其弟党国安，邻居赵一龙、党登山、党国然等人，亦被定以“知情不举”之罪而“正法”；保定府武强县的赵万银、赵应亨，因“仅剃二指，留发甚多”②，不够规格，处以绞刑；山西太原府五台县槐荫村人赵国昌是依令剃了发的，也宽度够规格，只是因为田中活忙未及时剃去重新长出来的、长不过几分的头发，同样也被“就地正法”③，砍下了一颗人头……
但是，满族上层统治者尽管采取了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手段，希图改造中华文化，结果却是被中华文化所改造。历史的事实证明：一种用唯物辨证哲学所浸润的优秀历史文化，在民族的历史生存与发展上，其力量远胜于千军万马，是不可奴役、不可战胜的！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同时又是一种最具有兼容性的历史文化，它的历史发展就如同太极图所绘制的那样，像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在运动着，它可以将外来的一切文化吸收进来，加以改造，然后又甩出去，影响其周边地区乃至世界。举例而言，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佛教产生于印度，它原与中华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性。但是自其传入中国之后，就先被动、后主动地在各个方面接受中华文化的浸润与改造，最终使其完全中国化：在佛教经典中，有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许多理论，以致今天谈中国哲学史，都不能不提到“佛教哲学”；在佛教建筑物中，由原先的印度特点渐变为充满了中国建筑特色；中国历史上的风俗习惯与佛教习俗也同样相互交融……
再说论议式传承道学之过：
其一， 传承道学理论不系统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虽然产生很早，但是，它却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理论范围所论之广，囊括天地万物；其义理之精，过与不及皆为误，此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其理论上的完整性，又是其所论的各种自然规律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联系、依存，又相互制约着的密切关系的。因之，这就决定了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承，必须要做到全面性、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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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顺治朝剃发案》，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一期。
才能够达到准确性。论议书籍，其写作主旨是就某一领域中的问题，运用哲学理论为指导思想而进行研究、探讨和提出具体的主张、解决办法，而并非主要谈哲学。所以，其研究问题中运用的哲学思想，就有着很大的、对具体问题作分析的针对性，而不可以偏离了具体问题的研究，去泛繁地
谈哲学理论。唯其如此，论议之书虽也有着哲学传承的功能，但其书籍性质的本身，就决定了其在哲学传承上的不全面、不系统的特点。
今之学者，由于既不承认《易》经为中国古典哲学经典，也不对六十四卦的图案画系统在编制原理、原则、具体象术方法进行研究。如此，就不知中国哲学起源之早，就不知中国古典哲学究竟是如何地博大精深，所以也就不能知其源。同时，又不承认《黄帝经》的产生远在《周易》之前，这就又失去了研究中国古典哲学起源与原貌的重要参照物。如此，不知其源，而只在诸子之作上下工夫，而又忽视了所谓儒、墨、法、兵、医、农、阴阳、纵横各家何由所分？何由所称？何由所重？何由所轻？自然也就只能是像瞎子摸象般谈甚么“儒法斗争”了！这绝不是说中国当代学者无能，应该说中国当代学者的总体研究水平，是任何历史时代都不及的。只是，思想上的迷信、僵化，就极大地限制我们学者天才的正常发挥。
其二， 容易发生歪曲某些哲理的现象
自古及今，凡是辨于一言，论于一事，且强调过头者，就极易产生失偏之论，若此，则只能曲说而难以遍举。论议之书若从哲学思想理论传承的角度上说，就存在程度不同的失偏现象，有些甚至出现很大的谬误。如墨家虽然在修身、亲士、尚贤、俭爱、节用等方面基本忠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但其则有讲天志、论明鬼，陷之于迷信之谬；名家们长于辩论，对逻辑学发展有贡献，然却往往流于诡辩。而任何诡辩都与唯物辨证相反；阴阳家偏谈阴阳，其说原未溯源，发展到后来就走向了神学道路；所谓纵横家之说，本就有着施展口才之辩的特点，不光言哲理有误，就连谈历史也在实用主义思想支配下，常产生似是而非的曲解。如晋大夫胥臣臼季随重耳逃亡中，为劝重耳纳其侄所弃之妻怀赢，以有利于重耳借秦力复国，就引黄、炎之争而在其得姓上胡诌，凭空捏造出“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①之论。后世学者多引其说，则不知其谬；中国人认为孔子是儒家的代表，孔子是既讲天理，天命、又谈人欲的。其语中的“天”是依中国古典哲学习惯用字而指自然界，“理”指的是客观规律，“命”是指必然规律，“必者，天之命也”②。孔子承认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但强调不能因私而废礼害公，损害别人的利益。因此而要以“理”制欲，这就是“克己复礼”的意义。其论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到了董仲舒的口里，“天”就成了人格化的神，成了人的“曾祖父”；到了宋儒口里，就又变成了“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③，这就是众多真理变谬误的几个小例子。
所以，论议类书籍如诸子之著，在理论联系实际地推广普及中国古典哲学上是有功的，但其客观上存在着论述道理不全面、不系统、不准确的缺陷。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只研究诸子之论是不能得其全貌与真貌的。这是分类论议书籍特点本身所造成的。因为，论议类著作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专门性的哲学著作，它只是应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对于解决社会某一方面的问题以行讨论的著作。我只所以将其列入讨论的议题，是就中国历史上道学理论传承，将所有的形式进行比较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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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语·晋语》。
② 《黄帝经·经法·论》。
③ 《朱子性理语类·学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