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理论创新和发现的认知过程中，最大阻碍不是不懂面对新情况、接受新思想的重要性，而是已有的认知体系造就了无法抗拒的思维定势。“认知大于事实”这一被西方心理学家所发现的人脑一般定理，不仅揭示的是大多数人脑普遍存在的一种需要自我超越才能推陈出新的思维路径，同时也展露出了许多头脑难以具备创新能力的“客观现实”。
（2017年6月25日加注：美国人创立的“系统论”首次从哲学高度确认某些大系统工程含有多层次小系统。不过，它仅仅是人脑面对熟知领域而言。其对等关系是什么？是体现人脑功能的概念指向反应不仅生化根系互联，而且，必须具备层次分明的系统性对应关系。看到外部世界某系统的层次性，忽略思维响应功能也要能动地分层次对应，这种人脑只能接受单边真理，常把单边概念反应未予细分层次强加于人。）
（2017年6月25日加注：笔者是在第三次研读自己撰写的《智慧论》后，才确认在人与自然与社会所构成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中，它包含了互为作用力的“认知微循环”和“宏观认识论”两个客观上需要互动的循环层次，都涉及人脑进化功能。其中，认知微循环条件可直接反映个体人脑创新活力，而宏观认识论大循环周期则直接依赖社会实践活动的推力和定力。当哲学走进认知微循环领域便与脑科学结为同伴。）
人们对新事物、新概念的认识，不可能不参照认识积累来理解。所以，一旦既有的认知积累预先构造为成熟体系，其思维定势就会自动把新的事实状况排斥在既有认知的“合理”之外。恰好，确立认知动机新概念与当代中国和当代西方哲学、心理学所阐述的既有理论概念体系在人脑中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势，其明显存在不吻合之处。
首先，探讨认知动机的形成及原因必须考虑认知条件，必须承认认知条件是参与认识论大循环有助于实践成功的条件。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亟待创新、科学体系急需变革的关键时期，杰出人物的认知条件常常是明确指向并直接导入某种新实践的关键条件。即使不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突破性时期，认知条件也是认识论大循环中不可拒之门外的条件。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尊重实践的同时会否忽略优秀认知微循环的参与结果？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述认识产生和发展规律的总趋势时，为何没有提到实践要求优秀认知条件参与认识论大循环？因为《实践论》有特定理论前提。
《实践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宏观认识论。它阐述了人类共性的认识产生和发展规律，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著名公式。它基于人类共性认识持续产生发展的基本路线图，确立了实践是认识发展“根本动力”的真理，勾画出了实践推动认识、认识引导实践，从而推动认识长河不断奔腾、汇流、向前的客观图景。
本书把《实践论》针对“实践与认识”之相互关系且体现其总体推进过程的理论构想，称之为“认识论无限大循环”。毛泽东关于认识在实践推动下循环往复、交互发展的观点，不仅对中国革命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探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哲学思想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认识”一词，在《实践论》中基本含义指什么？它指的是人类共性的“认知结果”。当然，对其完整理解应包含个体人脑的“认知结果”。而本书所指“认知”的含义指什么？据前章分析，是指人脑对外界或体内脑内信息的自我感觉、存储、分析、处理以达到增进记忆和产生判断的过程。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过程，两者有联系又区别。
那么，“认知条件”恰好相当于实现认知过程、达到认知目的、产生认知结果的个体人体人脑机能应所具备的感知、接收、记忆、分析、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指标，它对应的是人的感官条件和脑神经功能的成熟与发达状态。通俗说，认知条件包括人体和人脑正常的或超常的感官功能、神经传感功能、记忆唤醒功能和逻辑思维功能等等。
认知条件不同于实践条件。实践条件主要指人们在同一个认知结果的发展阶段上期望从事的某种实践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首先，实践条件强调人类认知结果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比如，当牛顿物理学（认知结果）没有发展成熟时，爱因斯坦就不可能创立相对论。其次，实践条件尊重新实践活动所要求的客观物质条件。比如，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运用，现代人不可能参与虚拟世界的网络实践。
由此看：实践条件的变化，主要依赖社会意识形态和物质本源条件的发展和变化；认知条件则首先依赖人的自身响应条件，包括人的感官器、记忆器和中枢神经系统处理各种信息的强大功能。它依赖的是感官感觉、依赖的是人脑神经功能的增强与链接状态、依赖的是智人脑的进化，从原始人到现代人的脑功能不断提升的认知条件的演变。
（2017年5月1日加注：学界也可以把人的“认知条件”视为“实践条件”的一种，让它与人类认识的整体发展阶段和新实践中其他物质条件并列。但要提醒一句：本书使用的新概念体系之间逻辑定则很严谨，容不得轻易调整或用其他概念替换。）
（2017年5月1日加注：因为人的认知条件客观上并非必然成为新实践和新探索的必备条件——比如，在对探险前路茫然无知条件下，不考虑认知条件也可以尝试自觉实践。人的认知条件有相对独立性，它不影响实践的展开只影响实践的结果。）
从毛泽东在《实践论》的论述中，能清楚看到人类认识有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扩展和提升的过程，就很自然联想到人的“认知条件”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脑记忆积累、直觉响应以及自觉思维功能的改善或增进的演变规律？因为在宏观认识论大循环中，不论是全社会认知结果的提升还是社会实践的推进，都离不开而且必然伴随人的“认知条件”或高水准或低水平的参与。与此同时，实践和认知结果的发展进程也就必然包含人脑进化史。
同样的实践活动对具备不同认知条件的人，其所得到的“认识”并不在同一水平上；在相同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人，由于每一个体各有不同的认知条件，其实践结果也会有天壤之别。即是说，一方面在人类认识的扩展和深化的总趋势上，哲学家须毫无疑问地确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作为宏观认识论，它有它不宜回答的问题，即不同群体、不同个体在各自领域基于各自占有的认知条件，究竟是怎样或高效或迟缓地推动了认识论大循环？如何各自实现了为人类增加一份创新知识积累？总之，那些不同的认知条件参与认识论大循环是否存在认知差别？
如果把全球60亿人看作是一个抽象的“人”或“人类”，那么，哲学只须拥有宏观认识论公式，便可从理论上无忧地等待着地球人在其认知步伐齐整统一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中，像看到同一条大生产流水线制造产品一样也看到新知识、新科学、新发明不断产出下线。于是，只要全球60亿人拥有相同的创新实践活动正在开展，地球人对其实践成果和相同认知结果的推进和发展就无需考虑别的条件。
可是，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情形并非如此。真实状况是：人们希望得到某种认知结果的每一次努力，都必须考虑促成“实践”成功的认知条件。其中，对哪些人适宜参与哪些实践活动，首先看他的认知能力。认知条件是人类从事新的探索实践活动尤其是参与认识论大循环需要认真审视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队创新实践活动的成效大小和成果多少，直接关系到认识论大循环将首先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团队完成一个循环周期，即领先全球各国取得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实践论》其所阐述的宏观认识论大循环公式，它的理论前提条件是：设定世界各国所有个体认知能力一般都有、一般相同和一般不变，或者设定具备最高认知条件的“前列人物”代表国际社会共有的认知水平。毫无疑问，在这种大前提条件下，实践即成为人类认识发展中的唯一推动力，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也必定成为全世界产生正确认识的唯一公式。宏观认识论公式解释的是认识发展的基本动力。
应该说，毛泽东的理论前提和思想智慧是与全人类共同追求真理的总规律相对应相一致的。他像马克思一样用共产主义理念和为“世界大同”而奋斗的理想追求，把一切先进科学成果和认知收获看作人类的共同财富。他所撰写的《实践论》对推动全人类的认识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以“世界大同”为理想总纲而总结的认识论大循环公式必将在世界大同成为现实后，在全球各民族受教育机会均等时成为认识发展的唯一公式。
如果把《实践论》的理论前提丰富一下，强调各国各民族各团队科学创新力不在同一水平线上，每个人的实践效果和认知水平也不在同一水平线上，此时哲学就必须承认：宏观认识论在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上，它所强调的社会实践推力和它所坚守的发展方向之定力，并未排斥认识论大循环可积极容纳个体人脑所自主的“认知微循环”。一个民族一旦实现宏观实践推力与微观认知活力紧密结合，其认识论大循环周期必将提速。
当今各国都不能直接取用他国经济成果和科技创新成果，各国必须依靠本国力量独立自主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创新实践中为本民族也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因此，人群中一部分优秀的认知能力作为参与宏观认识论大循环且有助于缩短实践周期的条件，不论是在实践环节上还是在理论体系上都应该被称之为极其重要的动力之源。如果没有优秀认知条件的参与融入、没有人的认知条件的提升优选与竞争，我们所期望的不断发展进步的人类认识长河或将因本国科教乏力导致国民整体认知能力的衰减，导致认识论大循环在本国的某一周期被减速下来，甚至可能长期停留在眼前认识水平上。
某个人先于他人取得了推动实践发展的新的认知结果，他所依赖的既有社会实践条件也有他的特殊认知条件。某国家先于他国在前沿科技领域取得了创新突破，同样，既要依赖实践条件也要依赖当前认知水平，更要依赖少数杰出人脑较高的认知能力。
19世纪末，在牛顿物理学认知基础上参与物理学科研实践的科学家有成千上万，但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物理学已被牛顿发展到了顶峰”。此时，开创理论物理学新纪元并赢得物理学划时代突破性进展的只有爱因斯坦等为数极少两个人。爱因斯坦曾经这样总结说：“狭义相对论没有我发现，别人也能发现，但是，广义相对论情况不一样。”
当时的全球科学家群体对爱因斯坦的上述言论并未置否，这就足以说明人的认知条件是认识论大循环中的成功因素。其所体现的真理是：在认识论大循环中一定包含认知微循环差别；认识论大循环中所产生的杰出成果与人脑微循环所创的思维奇迹有关。
爱因斯坦在认识论思想领域突出强调过“思维能把握客观实在”。此话无疑是在强调：人脑思维运动即认知微循环在人类实践即认识论大循环中有超越感官的责任担当，人脑思维能力是认知条件的“要件”构成。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思想家们用人民大学的“辩证唯物论”教材衡量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认为其别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唯有“思维能把握客观实在”的观点“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现行的主流哲学教材同样在回避认可钱学森曾多次强调的著名观点——人的“思维运动也是物质运动”。
笔者从很多非高等教育纳入教材所含的资料中看出，爱因斯坦是一个很关心认识论的人。他少年时代数学兴趣不浓，哲学兴趣浓厚，很早就读完了休谟、康德和马赫的哲学著作，很早就拥有哲学思辨才能。当全球自然科学处在亟待变革时期，他极力主张：“自然科学家必须亲自尝试哲学推理方法”。他坚信：对人类来说，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注：见《世界科学译刊》1979年6期）
那么，究竟是爱因斯坦对“辩证唯物论”缺乏理解，还是人民大学编写的那部“辩证唯物论”教材本身，正在期待与时俱进的新探索，包括对总体框架应予必须和必要的变革呢？
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不曾觉察到在高等教育一贯传授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些越来越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否认“思维能把握客观实在”，一方面又承认一切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的“意志”与感觉、与感知究竟是何种关系？
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法用现有科技手段确证的、距离地球数百亿光年的遥远天体，以及相比已发现的微粒子更小、速率更快且难以活捉的超微粒子等——这种客观存在，究竟是通过人脑的理论猜想先予把握的，还是通过科技手段先予确认的？如果是通过人脑思维先把握的，把它写在高教物理教材中有没有客观性可言？如果它恰恰是人的思维也能把握的正确认识，作为辩证唯物论之教材何以不敢承认思维能把握客观实在？
我们一边用哲学的思维在教科书中认可了一个地球人至今尚无法完全确证的离开知觉的遥远的“外在世界”和离开感官感觉的“微观世界”，一边用传统的教材观点否认“思维能把握客观实在”。有哲学观点的“悖论”就一定有哲学思想体系的不完善。
其实，从古至今，那些勇于探索的科学家正是先依赖人脑思维尤其是辩证思维，才对“天外有天”星系之外还有生命的客观性置信不疑。才会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向外太空发出有关地球人的信息；才会在世纪坛下埋下人间的“福音”，以求未来的某一天能获得被当代人的思维所把握的那位“天外知音”神情肃穆地认真解读这珍藏信息；正是因为有了“物质可分”的辩证思维方法，人们才相信运动微粒子藏有无尽的微观奥秘。
于是，地球人分完了“分子”分“原子”，“原子”分完分“粒子”，基本粒子分为电子、光子、胶子，又分为中子、质子，接着再分为上夸克、下夸克、反夸克、奇夸克、顶夸克、底夸克，以及玻色子、费米子……从德谟克里特提出“原子”概念算起，一直分到今天仍未喘息歇息一下，仍未善罢甘休一年半载，仍然在激励下一代传承接力，用那种超级对撞机去猛烈“对撞”。因为，所有人都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撞出一个更小的“小子”。这“小子”将以它的隆重问世来证实思维把握的“客观实在”。物质是否无限可分？答案在08章。
当今，新科学新技术发展有着不可预测的神速。你想，那些小得看不见的“纳米物质”居然走进了地球人生活。那些玄得未知形状模样的“暗物质”也将变成地球人可利用资源——这种“暗物质”原本应该与我们所能看到的物质予以平等相待的，只因科学技术暂时不能捕捉它的“真身“，只因它们超微超小而失去了形色光之类的信息传递，因此才会遭遇厄运——被“感知即存在”的唯心主义傲慢的哲理无情地埋没了它们的“天才”。
爱因斯坦把“离开知觉的外在世界”认定为“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他的认识多么正确，他的思维多么开阔，他的科学理论之预见是多么超前！然而，他对知觉以外的那个“世界”是否经验过？实践过？没有。他所处的20世纪之初，能否与今人相比，有今天的科研条件和实践条件？没有。爱因斯坦最大优势是什么？是他杰出的认知条件。
哲学，如果失去了它启迪创新思维的功能，失去了它激发人们产生新的认知动机并勇于开创性导入新实践的功能，那么，它即便是被传统教材阐述得再怎么精密周至和严谨，也已经丧失了哲学思想的意义和使命。人们将日益疏远它，离开它，淡忘它。
是的，若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仍然被“极左”阴影笼罩、当全社会还没有正常民主生活时，当思想的禁锢和教条很难打破、人们无法实现科学理论创新之时，国家才十分需要把“实践”提到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位置，使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高高悬起一把“尚方宝剑”，用以激励和保护开拓者们不想只干，不说只做，少说多做，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让实践来做“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是在告别“极左”年代、是在一时还无法摆脱思想禁锢的年代，才会出现的伟大政治智慧和突围技巧，是胆识过人的杰出政治家才所拥有的机智和勇气。不过，仅仅过了10多年，邓小平理论诞生了，总设计师的思想很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指针。
时代在变，社会发展条件在变，一国实践与认识的环境也在变，哲学教材就不期待变一变？人的认知条件只有在认识论大循环中被容纳、被找到它的准确的哲学定位，被摆正了它与宏观认识论之间的正确位置和关系，中国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伴随科学理论和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也伴随人类探索实践的不断推进，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在认识论大循环中，实践，不是推动产生正确认识的唯一动力。人类在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了解自身过程中所看到的那些科学理论之创新、探索发现之进步、实践开拓之成果，一定还孕育着别的“活力”必须融入宏观认识论大循环。
当然，辩证唯物论也绝无可能轻视或忽视“实践”真正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它是检验真理的最客观、最权威和最终的标准（虽然它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爱因斯坦所开创的现代物理学理论，如果没有后来的一系列科学技术手段予以证实，恐怕他的“相对论”伟大思想不仅在当时曾遭人攻击谩骂，甚至直到今天结不出科研成果。
所谓“真理”，其最简单的含义就是指人的正确认识，是指那些与客观实际相符的认知结果。前所未有的创新理论在没有经过“实践标准”检验时，首先要接受世界观方法论的检验。它在经过“实践标准”检验后，便成为比照实践的客观尺度而被定型的理论认知尺度，从此又发展成人脑最新积累的认知条件，成为必然的检验真理的权威尺度。正如邓小平理论经过实践检验后成为人们判断和检验中国式发展道路的理论尺度一样。
看来，面对人的认知条件，必须做到优选，而且优选出来的必须受到尊重。作为有助于宏观认识论大循环获得提速的重要参与动力，既然它客观上早已经融入了宏观认识论大循环公式，那就应该在理论上确认它的地位。这与最终找到认知动机的准确定位，关系十分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