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与宋明书院讲学精神
作者：徐颂赞
“宋明书院讲学精神”的背后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在创办新亚书院时，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之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其中，他特别以“宋明书院讲学精神”作为切入口，来勾勒中华文教传统，古为今用，可谓高明且精准。
《新亚学规》的开头两条，就强调“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崇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做人”就是心性之学，就是专注于人的本体认知和心性修养，认识人自身、实践人自身。在钱穆先生的眼中，“心性之学”与“治平之学“，构成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纲”，两者缺一不可。
“心性之学”直接关乎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关乎人对自我、社会和世界的开放想象。它首先是让人成为一个心灵自由、头脑开放、追求人生“大哉问”的独立个体，然后由这些个体开启新文化和新社会的创造，才不至于精致地平庸，沦为社会机器的零部件。对照当下的中国教育来看，偏重分科知识与学术训练，学科里又以理工科为重，明显缺乏“心性之学”，非常可惜，让人叹惋。
在这里，我想以承续阳明学的泰州学派，作为参照的例子。作为古代中国一个独特的思想启蒙学派，它重视个体心性磨练，注重在平民群体发起讲会，对当时的科举制度和文化教育持批判精神，彰显出一种与现代启蒙精神相通的气质。
汤显祖为什么中年转变？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明朝戏剧大师，汤显祖就曾发生过一次生命突破，他的经历背后，其实就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的一次呈现。
1586年，三十七岁的汤显祖，在南京重逢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虽然汤显祖在十三岁时，就已经跟罗汝芳交游往来，但那时对罗汝芳的思想领略不深，直到中年重逢后，才恍然大悟，人生为之一变。
此时，汤显祖在南京担任太常寺博士，罗汝芳是阳明学的传人、泰州学派的重镇，长期以一介布衣之身，在民间辗转讲学，社会影响很广。
遇见汤显祖后，罗汝芳单刀直入，直接质问他：“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为何者，究竟于性命如何，何时可了？” 大意是说，我看你与天下那么多士人交游，每日纵情于议论朝政，到底对你的心性有什么帮助？什么时候才有个了结呢？
其实，类似的追问倒不只这一次，在汤显祖年轻时，游学南京国子监，也被父亲汤尚贤责备过：“营载不密，驰觞乐女。迷惑两竖，丑不可语。”大意也是批评汤显祖沉迷声色。
不过，虽然当时汤显祖面对父亲的责备，也有所触动，但因为思想根底并没有改变，行为也没有跟着改变，等到以后进入仕途，依旧宴乐不止、沉溺声色。
但是，这一次遇到罗汝芳却不同了。面对恩师情真意切的追问，汤显祖的内心受到极大扰乱。他在晚上想到这话，彻夜难眠。他不禁回想起少年时与恩师的交往，回忆起自己长期逐求外事、沉溺声色的状态，内心深处始终无法自足和安顿。
他后来在《秀才说》里检讨了这次经历。他回顾已过的大半生，反省自己长期沉溺于游走四方、结交天下豪杰，但几乎没在自己的心性磨练上花功夫。直到恩师劈头盖脸的追问，他才恍然大悟——真正的心性，不是“食色，性也”的“性”；真正的“天下豪杰”，也不是迂视“圣贤”的豪杰。
在那次责问以后，汤显祖还写下了很多反思心性的文章，比如《贵生说》、《明复说》，都是在深切反思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反思人何以成为人，何以成为圣贤的基本问题。
他逐渐从一个纵情声色、恃才使气的“文艺青年”，转变为追问生命意义、磨练个体心性的“思想者”。他的转变和生命自觉，也体现在十多年后创作的《牡丹亭》上。这部杰作给传统戏曲里的人间情爱、才子佳人，增添了终极价值追问的维度，将中国戏曲提升到人类普遍意义的层面上，可谓晚明时期已具世界水准的文学高峰。
除了文学创造，汤显祖自己也积极投身于书院办学。当他被贬到广东徐闻后，并没有沉溺于流放的悲哀里，而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筹办起了一间“贵生书院”。之所以取名“贵生”，是因为他看到当地民风好斗、士人轻贱生命，感叹当地人不懂得生命的珍贵。他想通过建立书院，用生命和教育影响当地人与社会。
汤显祖的“贵生”、“重情”，其实体现出泰州学派和罗汝芳的思想。让我们再次回到那场至关重要的相遇，可以想象，如果汤显祖没有重逢罗汝芳，如果没有罗汝芳单刀直入、直追性命的责问，汤显祖很可能泯然众人，淹没在中年仕途和繁杂政务里。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就多了一个无足挂齿的小官，少了一位“东方莎士比亚”。其实，罗汝芳不仅影响了汤显祖，还影响了李贽、袁宏道等人，乃至当时更多没有载入史册的平民百姓。
罗汝芳的“赤子良心”
论及这位泰州学派的第三代传人，罗汝芳的思想和教育理念，有一点尤为珍贵，就是他主张的“赤子良心”，这也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的观点。
罗汝芳的学问是一种“生命之学”，他注重通过人的日常生活，去焕发和涵养人的“赤子良心”。他重视人的真性情，提倡“言者，心之声也”、“情见乎词、各为歌咏”，认为文学艺术要表达人心内在的真情实意。否则，与人性无关的道学文章，丝毫没有价值。
这种价值观在晚明影响深广，推动了晚明的文艺革新。很多杰出的文艺家，就直接或间接受到罗汝芳的影响。除了汤显祖，还有提出“童心说”的李贽，以及提出“性灵说”的公安三袁，他们说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深受罗汝芳的影响。
但是，罗汝芳这种看似平实、简洁的道理，却是他通过艰辛的磨练得来的。这也是心性之学的特点，不是空谈，而是与日用人生融汇在一起，从真实的生活经验里去体知和升华。
罗汝芳自己也曾经历过一次生命大转变。年轻时的罗汝芳，因为读了朱熹的书，认为人要“制欲体仁”，通过克服欲望，来回归天理。所以他在15岁时，就跑到郊外的寺庙静坐，想要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但是“久之而病心火”，四肢僵硬、身心枯槁。南怀瑾曾说这是一种“神经麻痹症”。
直到遇见颜钧，看见病怏怏的罗汝芳，对他单刀直入，说：“是制欲，非体仁”。颜钧这是告诉他通过制约欲望，不可能通达仁与天理，反倒要扩充与生俱来、生生不息的本心和真性情，才能体知仁义。
罗汝芳恍然大悟，大叫一声，病就好了，隔天就拜颜钧为师。从此，罗汝芳一改僵硬刻板的道学姿态，改从生命自具的真性情，去把握良知和天理。他们也维系了一生的师生恩情，在颜钧因为得罪权贵，遭受牢狱之灾时，罗汝芳放弃科举、卖掉田产，跟着侍奉老师长达六年之久。
如果没有深刻的心性之学，很难想象会出现如此重情义的生命联结。而这些个体之间的学问和恩情，也使得学派传统成为一种文化学脉，在历史中不断传承下来。心性之学，不仅是个体的心性磨练，更是一种“生命共通体”。这种共通体，就通过平民讲会而勾勒出来。
作为“生命共通体”的泰州学派
平民讲会是整个泰州学派相通的特征。第一代创始人王艮，就热衷于讲会。他是盐丁出身，早年生活艰辛，自学成才，在中年跟随王阳明后，逐渐成为一位平民思想家，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泰州学派。
王艮认为，教育首要之事是“人人君子”，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泰州学派一反传统“得君行道”的仰视，坚持“以觉民自任”的平视。通过开启每个人的心性，自觉立志作圣，而落实“人人君子”的理想。
有人统计，王艮的学生，多数是平民阶层，有农夫、樵夫、陶匠、盐丁、小商贩，至少有487人。而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比如颜钧、罗汝芳、何心隐，一代代坚持心性之学与平民教育，甚至谋求民间社会的独立和自由。
这些人基本上都肯定人自身的价值，强调“尊身”、“保身”和“百姓日用之道”，激发每个人身上先天具足的个性、思维能力、自主性，批判与心性无关、甚至异化个人的科举制度。而那些参与讲会的学生，也打破了士农工商的区隔。泰州学派呈现出整体并进的启蒙气象，可以说是晚明思想界的一次群体性突破，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共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