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教育实验：
创造“小而美”的智识共同体
作者：徐颂赞
教育的发生，从来不是悬空的，而是在具体的时代、空间，甚至复杂的社会关系里生成，教育实验更是如此。
在一个相对自由和成熟的社会，会自然出现很多企业家、教育家、学者作家共同参与的教育实验，探索教育的各种可能性，以调适或补充制式教育的粗糙与不足，甚至开创全新的教育模式。
在这里，我打算把1930-40年代的重庆北碚，作为一个特别案例，来回应中国本土的教育实验如何可能。
1. 卢作孚：公司作为学校——本土企业家的教育关怀
说到北碚，不得不先提卢作孚。他生于重庆合川、立业于北碚，是20世纪了不起的本土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很有情怀的教育者。
卢作孚白手起家，将一家地方小公司，打造成全亚洲最大的轮船公司之一。在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参与运输超过100万吨的物资，抢运150多万的国民，还为此牺牲100多位员工，16艘船只遭炸毁，为挽救国难而损失巨大。
在成为企业家之前，卢作孚首先是一位教育家。早在1924年，他就担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首任馆长，致力于面向普通市民的普及教育。即便后来成了企业家，他也用教育的思路来经营企业，发散着教育家的风度。
去年六月，我去拜访了重庆民生公司的卢作孚研究室，看到一则无甚高论，却让我非常感动的故事：有一次，卢作孚收到一位普通职工的来信，向他抱怨不想上班，只想读书。卢作孚在回信中自称小弟，谦卑地建议这位员工应该以本职工作为重，然后也挤出时间、抓紧读书，两者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试问，现在有多少企业家，能成为和“打工人”平等相待的“良师益友”？
卢作孚的教育关怀，并不是一种偶然、刻意的姿态，而是出于他对中西文化与社会等大问题的长期思考。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不在于其他问题，而在于中国人缺少了一种“现代的集团生活”。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要么考虑私人或家庭，要么就是国家，唯独中间缺了一个关键结构，也就是“现代的集团生活”。
这个“现代的集团生活”，不是出于血缘关系聚在一起，而是因为职业、兴趣、爱好和理想聚在一起，需要的是职业精神和公共关怀。所以，他在经营民生公司时，就很注重这个维度，教育就成了一个关键的切入口。
比如，他专门为员工造了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鼓励他们在业余时间发起各种各样的兴趣社团。在卢作孚的倡导下，民生公司的员工们，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讨论当时的东北问题、台湾问题，非常关心国是。
另外，民生公司也经常邀请当时有名的学者前来讲学，比如邀请经济学家马寅初讲“战后中国经济之前途”，《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来讲时事政治，陈独秀讲“人类进化程序及国人应有之努力”，作家茅盾讲“如何读小说”，戏剧家陈锃讲“中国戏剧与中国舞台”等等。
除了民生公司，卢作孚还参与筹办、投资或建设了很多学校、医院和博物馆，创下很多个“第一”，比如创建了当时中国唯一而且规模最大的私立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他还兼着瑞山小学、兼善中学的职务，这些并不是挂个虚名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比如，他在其他金融公司兼任董事时，会有不少津贴，但是收到后就把支票转捐给这些中小学。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我既感动又感伤——如今，还有多少企业家，真正踏实、低调地关心教育？
2. 晏阳初、陶行知：两位留学生的乡村教育实验
2021年元旦，我再次出差重庆，顺便走访了位于北碚歇马镇的晏阳初纪念馆和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及位于合川的陶行知纪念馆和育才学校旧址。
这两位20世纪的教育大家，之所以能在此开展教育事业，背后离不开“北碚之父”卢作孚的盛情邀请和挽留。
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在卢作孚和卢子英两兄弟的帮助下，在北碚的歇马镇开办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他在重庆一待就是十年，这段时间他进行了系统的乡村教育实践，也总结了很多经验，为他后来移居海外，开展更广阔的世界乡村教育运动，提供了参照的经验和原型。
在那个年代，晏阳初就对教育有非常系统而且独立的分析与判断，他说：“中国式的古董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干，只能造成三家村的乡学究；西洋式的舶来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应，只能造成外国货的消费人。只有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才能造成国家中兴发强刚毅有作为有创造的民族。”
很明显，晏阳初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既是“实验的”，也是“改造民族生活的”，这两点落实到他的实践中，就是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乡村建设研究院专门为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培养人才，最初开设乡村教育、农学、社会学、农田水利等四个科系，后来决定扩大为平民大学，分设教育学院、生计学院、卫生学院、政府学院。
这些科系或学院的设置，刚好对应晏阳初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判断——愚、穷、弱、私。也就是说，教育学院解决愚昧的问题，教农民识字读书；生计学院，特别是农学和水利，从技术上帮助农民脱贫；卫生学院，训练学生进入农村普及卫生常识，提高公共卫生水准；政府学院，也就是社会学系，主要培养地方行政人才，帮助农民建立公共合作意识。
这些科系，是根据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而设置的，也是朝着提供解决方案而设置的，目标相当明确。
晏阳初还创造性地在周围乡镇设立“社会实验室”，给学生们提供半年到一年的调研和实习机会。
除了晏阳初，陶行知在临近北碚的合川乡下，也创办了一间特殊的学校。1939年，陶行知借用古圣寺开办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生源很特殊，在招收的168位学生里，就有136位难童，他们从16个省逃到大后方，原先在多家保育院里，后被挑选进育才学校，接受教育。这些难童，最小的八九岁，最大的十二三岁，但都有一定的艺术才能。
为此，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推行三个方针：第一个是“迷”，即顺应儿童容易着迷于他们各自所爱事物的天性，多想办法，顺势引导这种天性，培养出专注、热爱的品性。特别是那些有艺术才能的孩子，更需要这种教育方法。第二个是“悟”，也就是善于启发，而不是死记硬背或者知识漫灌。第三个是“爱”，从爱学校开始，引导出更广阔的人类之爱。
陶行知专门为这些学生建立了音乐教育，还邀请一群当时的文化名流前来任教或讲课，比如音乐家贺绿汀、田汉，史学家翦伯赞、周谷城，以及作家茅盾、郭沫若、诗人艾青等。
此外，育才学校很注重生活能力的培养，陶行知就曾说过：“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育才的学生不仅要掌握烧饭、种菜等十六种初级技能，还要掌握开车、打字、速记、接电、翻译、演讲、领导等七种高级技能。
早在1923年，在发起平民教育运动之际，陶行知就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念。此后，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还创造性地建立“即知即传、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制”，培养学生成为“小先生”，登上讲台、进入农村，甚至墓地，教邻里亲朋或者陌生的路人认字，向平民大众普及最基本的识字教育。在短时间内，这项运动就推广到二十多个省市，甚至东南亚国家。
不论陶行知还是晏阳初，他们的探索，都是既具有创意、又深刻契合社会问题的教育实验，也就是扎根本土、回应社会。
当我站在这两位先生各自生活过的乡下小院时，想象着他们年轻时，前往西方留学，在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接受精英教育，又回到乡下长时间实践平民教育，最后这些经验又被带到全世界。这既是一条饱含“低调理想主义”的人生轨迹，也是一种本土经验的世界化。这也足够说明，能达到世界水准的教育模式或者实践，是从本土经验里长出来的，而不是生硬移植或胡乱嫁接的。
3. 梁漱溟、太虚大师：新儒家与人间佛教的教育探索
在抗战时期的北碚，还有一个特殊景观，就是中国传统私学门派的教育探索，其中又以新儒家和佛教界的教育革新为最。
1940年，梁漱溟在璧山创办勉仁中学，隔年迁到北碚。除了这家中学，后来陆续出现了勉仁书院、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勉仁文学院等，形成独特的“勉仁学系”。
在勉仁中学，梁漱溟主要改革了中学教育，其实这从1924年他离开北京大学以后就已开始，他曾在山东、北京、广东等地的中学进行改革。比如，在广东省立一中，梁漱溟废除或减少学校的校役、教务、厨房甚至洗衣部门，把这些杂务都交给学生自理，培养他们的劳动能力。这些都是他关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理念的具体化。
梁漱溟认为一味强调知识传授、师生养尊处优的学校制度，并不合于现实生活和人生精进，他曾说：“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
同样，北碚的勉仁中学，也重视这种切合人生和生活的教育方式。比如，每周设置劳动课，学生们亲自到地里种菜。而且学生每天要参与“朝会”，早晨聚在一起问学交流，互相砥砺。
在勉仁中学以外，梁漱溟还开办了勉仁书院，聘任熊十力和吴宓为导师，开展中西思想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这里，梁漱溟也亲自教学，围绕他创作的《中国文化要义》，每周两次、每次四到六小时，跟学生们交流中国文化问题。这本书后来也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梁漱溟的平民教育理念，使得勉仁的收费很低，大部分经费必须依靠自筹或者捐赠。对此，卢作孚的胞弟卢子英帮助很大，作为北碚区长，他把北碚的面粉专卖业务转给学校，其中的酬劳费用作补贴。梁漱溟个人甚至还变卖夫人的嫁妆，以及自己的字画来筹款。任何一个教育实验的维持，背后都凝结了参与各方的心血。
在勉仁书院的不远处，就是缙云寺。这间千年古刹，在1932年重新焕发生机。这一年，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这间学校之所以创办，一方面是因为太虚推动“人间佛教”理念，革新传统佛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汉藏之间的深度交流，应对当时英国觊觎西藏的危机。
佛教办学，其来已久，但是汉藏教理院的独特之处，在于革新了传统佛学教育，在传统的佛学研究、丛林生活以外，废除过堂制度，增加现代学科，比如历史、地里、农业、卫生、法律等。另外还有每天一小时的劳动课，学生们要在缙云山里开辟公路和培植林区。每周还有讲演会，学生自拟论题，互相争辩，训练演讲和思辨能力。
在太虚的邀请下，熊十力和牟宗三都前来讲学，泰戈尔、老舍、梁漱溟、马寅初、翦伯赞等也都来过这里访问或讲学。
当时的讲学盛况，被称为“学风不亚于昔日唐玄奘留学印度之那烂陀寺”。这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佛教界的人才，他们后来也长期在两岸三地担任重要角色。汉藏教理院虽然办学只有短短17年，招生仅四五百人，却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的摇篮”。可见，一流的教育实验哪怕再短暂，也能发挥深刻影响。
4. 本土教育实验的启发：创造“小而美”的智识共同体
上世纪30-40年代，在北碚这个小地方，聚集了大量文化教育界人才，发生了多元、独特的教育实验，不论是本土企业家、留洋归来的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新儒家、佛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重构了传统教育，创造性地推动切合社会问题的教育实验，留下不少珍贵经验。在此，我谨举几点个人启发。
第一，教育实验的发生，必须有丰富多元的人才聚集。如果没有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太虚这些教育家的汇合，北碚很难成为当时的文化高地。这些教育家和文人群体的网络，才是支撑民国时期教育的关键。这些人游动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新的学术中心、思想重镇和教育基地。
同样，北大之所以能从学生热衷做官的“老爷学堂”，一跃而变成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就是因为蔡元培和他招聚的各色老师，特别是陈独秀领衔的文科系统和《新青年》杂志的作者群。由这些人物组成的智识共同体，成了整个学校的压舱石和教育革新的方向。如果缺了这个关键点，北大即便有丰富的生源和优美的环境，一样“泯然众人矣”，也不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
现在体制内外的教育，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过于注重学生招收和校园环境。哪怕在很多颇有实验性质的暑期学校，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没能有效建立老师之间的智识共同体。其实，只要这个智识共同体长期真实存在，哪怕学校倒闭，依旧可以聚起来，大不了换一个地点继续办学。
第二，教育事业如果要持久，需要教育家和企业家的合力。在中国社会，除了教育家的理想和坚持以外，企业家和地方官员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如果这三者能打成一片、共同推动，那么教育实验长久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如果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类似卢作孚这样有情怀的企业家，卢子英这样开明的地方管理者，这个地方的教育实验，就有大概率维持下去的可能。
第三，真正的“有教无类”，是不同团体根据各自问题、各自办学，而不是用大一统的模式，套用给所有人。就像卢作孚所说“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会”，那也意味着普通市民、乡村教师、难童、传统文化人士、僧侣等等，都需要适合各自的教育，也就需要建立类似成都通俗教育馆、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勉仁文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形形色色“小而美”的智识共同体。因而，多元共存的教育实验必不可少，而不是追求某种适合所有人群的统一的制式教育——这才是真正适应现代社会的“有教无类”。
不过，多元的教育实验需要更自由开放的社会土壤，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政府部门降低社会办学的门槛以外，还需要更多专业的教育家、企业家来互相配合、共同合作。
这些形形色色、多元共存的教育实验，可以帮助我们扩宽对“教育”的想象和认知，也是不断回应这个本源问题——到底“什么是教育”？
对于这个大哉问，不妨来看蔡可读的回忆录《夏坝岁月》，这位老复旦的毕业生，如此回忆当时北碚夏坝的生活：
“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备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晚饭后，有的同学向图书馆方向奔跑占好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