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康波周期的大历史视角分析
郑磊
摘要：全球经济存在长周期，大国霸权兴替也存在周期性，两种周期现象可能存在关联性。本文梳理了15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和大国兴替的过程，基于康波周期研究成果，并以英国和美国作为实证案例，提出了全球经济霸权具有120—150年循环周期的假说：“美国世纪”进入结束阶段，新国际秩序将伴随新康波周期逐渐形成。通过近百年来中美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提出：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在新技术驱动的新康波周期开始阶段，加快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基建”；聚焦教育科研体系关键问题，推进配套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缩小地区的发展差距和阶层贫富差距；妥善处理债务问题；打赢减贫、反腐、公平的三大“社会战役”；管控中美在双方各自重大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化解东西方文明冲突，实现和平崛起。
关键词：康波周期；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美国世纪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今，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了。2020年，中国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正是一个由新技术创新驱动的康波周期的开始。距离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还有30年时间，正好与新康波周期的上升阶段重合。面对新时代的百年变局，历史给予了中国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因而十分有必要对百年来中美经济的变化进行深入剖析，从中获得启迪，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公元前2.5万年到公元前1.5万年，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之后，地球上的坚冰开始融化。在一万年前，冰河时代结束，食物种类变得更丰富，在部分地区，人类无需不断迁移去寻找食物，出现了农业耕种和定居生活，人类由此进入了社会性生产阶段。从公元元年到1800年，以人均GDP度量的人类经济增长翻了一番，而在1700年之前，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年均增长只有0.05%[1] ，1700—1780年之间也只是在缓慢增长。农业时代的经济增长规律符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随着人口的增减呈现周期波动。进入工业时代，在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前，人口增长与人均GDP之间具有强正相关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2] ，并提出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
进入21世纪之后，学者们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判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个是“长期停滞”论[3] 认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缓慢增长的常态；另一个观点则认为，技术将进入“指数级增长”阶段[4] 。前者得到了经济学界支持，而后者则主要获得来自新技术专业领域人士的支持。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这一关键历史节点，有必要超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认知，从整体系统层面和大历史的视角对未来经济走向做出较客观的分析评判。
一、康波周期研究综述
（一）康波周期的理论基础
最早在19世纪，杰文斯提出，宏观经济存在50年左右的长周期。1925年，康德拉季耶夫基于对英、美、法、德等国一百四十余年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提出了类似时间长度的长经济周期，被称作康波周期。一般认为，一个康波周期会持续40—60年不等。每个康波周期可以粗略分为两段，经济先上升，而后下降。对于形成康波周期原因的解释有多个流派，从技术创新周期和资本积累两个角度的解释与生产函数模型是吻合的。熊彼特认为，经济长周期来自技术创新推动和企业家的贡献，企业家将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入生产函数，催生了破坏性创新[5] 。创新的过程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相对集中的创新主要出现于四个时间段：1780—1790年（瓦特蒸汽机和煤焦炼铁法），1830—1840年（钢铁生产和铁路建设），1870—1880年（电气化和内燃机），1930—1940年（半导体晶体管）。集中出现的创新活动吸引了大量投资，彼时经济获得较快增长。熊彼特认为，缺乏创新是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客观现象，是引发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但会成为激发创新的动力，为新一波长周期积聚力量。熊彼特还创造性地将长、中、短周期结合起来，提出了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波周期嵌套循环的模型，指出一个康波周期包含18个基钦周期或6个朱格拉周期。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许多学者提出了更细致的模型和解释[6-11] 。有学者认为，一般通用技术是支持康波上升阶段的重要因素[12] ，如蒸汽机、电力、通信技术等。20世纪90年代至今，可以将互联网、纳米、超导、生物技术、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看作是这样的技术，它们进一步夯实了康波周期理论的基础，并提出了有价值的预测。
除了技术，投资和劳动力显然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方面，社会积累结构（SSA）理论是解释康波周期的一个重要模型[13] 。该理论认为，投资决策是基于对收益的预期，收益依赖于特定的外部环境，即国家内部制度和国际制度因素。如果SSA对资本积累有利，技术创新带来的良好预期将促使资本加大投入，形成经济增长与资本投入的正反馈，经济便进入康波上行周期。如果上述条件不能满足，则资本积累减慢，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萧条。笔者在第三和第四个康波周期的下行阶段观察到了类似现象，如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之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的劳资冲突，这些事件并非在个别国家孤立发生，对全球的投资积极性和投资积累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适合资本积累的SSA特征，Kotz[14] 指出，必须有效控制阶级冲突和竞争，保证市场稳定，才能有助于经济启动扩张周期。而新自由主义制度会最终导致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Wolfson和Kotz[15] 认为，如果社会核心制度是以资本逐利为目的，则资本未必会投入扩大再生产。讨论社会制度因素对康波周期影响的还有调节学派[16] ，佩蕾丝[17] 提出，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会遭遇原有制度体系的巨大抵抗，可以分为持续二三十年的导入期和扩展期。导入期的第二阶段和扩展期的第一阶段对应康波上升阶段，而扩展期的第二阶段和下一个导入期的第一阶段对应的是康波下行阶段。虽然无法准确界定各段的时间长度，但这个四阶段的划分比较贴近实际。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在本文的分析中有相应的支持证据。
（二）康波周期划分和经验法则
分析经济长周期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国际经济的周期性，一个是全球经济引擎国家的经济周期性，这两方面的分析之间具有关联性，两者的长周期可能存在同步现象。本文不讨论短周期，即不使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采用的着重确定经济扩张和衰退阶段的方法。NBER将可以获取最早数据的1854年12月作为“谷底”，以GDP总量计算，美国从1872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按人均GDP计算，美国在1910年才正式超过当时的国际霸主英国。
康德拉季耶夫本人提出了两个周期，起始时间并不明确（误差为5—7年），大致是1790－1849年和1850－1896年[18] 。前一个周期的转折点在1815年前后，第二个周期的转折点在1870年前后。之后，Korotayev和Tsirel[19] 提出了第三、四、五个康波周期的划分[20] 。也有国内学者提出不同的划分[21] ，之所以有不同的划分，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变量，包括价格、资本投资、发明与创新、产出、贸易等指标。综合有关经验研究，一些学者发现，从1621年开始，每个康波上升期总是包含一个与大规模战争相关的通胀阶段[22-24] 。在第四和第五个康波周期里，也存在这个规律。资本投资的扩张顶点和产出之间的间隔是50年[25-26] 。在康波上升期，全球产出的平均增长率显著高于下行期，一般来说，上升期也长于下行期[27] 。一些学者发现，在全球经济层面存在康波周期，而一些国家层面的数据则未发现这种现象。Korotayev和Tsirel[19]用谱分析方法检验1870－2007年全球GDP增长率，不仅发现了52—53年的康波周期，还证实存在2—4年基钦周期，6—8年朱格拉周期，以及13—15年库兹涅茨周期，而且结果在统计上是显著的。Gallegati[28] 用小波多分辨率方法分析了1871—2015年全球GDP增长率，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对康波周期测算的不同结果似乎源于选择指标和统计方法上的差异。
除了经济指标，也有学者从人类学和生物学角度解释康波周期，得出了类似结果。Devezas和Corredine[29-30] 认为，生物因素，如人口和学习率确定了50—60年长周期循环，这个长度是人类活动中总虚拟工作年限决定的。本文认为，在一个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里，严格限定康波周期的起点和终点不是必需的，对本文的分析也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一些年代的统计数据不全面或可能不准确，本文还综合使用了“词频统计”方法进行对照分析，作为附加的验证。每个康波周期的持续时间可能也有差异，起始点带有10年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为此，本文基于关键产业创新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上升期和下行期的典型特征对康波周期进行划分，如表1所示。
表1以关键创新和重大历史事件划分的五个康波周期
二、大国的国力变迁与兴替周期
（一）康波理论未描述的世界
18世纪之前，尽管经济增长数据较为缺乏或不准确，无法采用康特拉季耶夫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但仍然可以清晰地区分当时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弱国。大国间的强弱更替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增长速度以18世纪作为分水岭。在亚洲，印度和中国是经济大国，合计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在经济较发达的西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是经济大国。然而，由于当时全球化程度很低，东西方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明显，本文只在西欧观察到了经济大国的更迭现象。西欧地区的第一个经济大国是葡萄牙，也是第一个在全球进行殖民活动的国家。1143年，葡萄牙驱逐阿拉伯人，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葡萄牙从15世纪开始进行大西洋探险，国力到达顶峰。西班牙从15世纪中叶开始挑战葡萄牙的霸主地位，1472—1475年，西葡两国爆发了战争，葡萄牙继而与英国、荷兰为敌，国力逐渐衰弱。西班牙在和葡萄牙平分了航海权之后，取代了后者的国际地位。直到1588年，西班牙和英国爆发了海上决战，其“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在这期间，荷兰于1581年脱离西班牙宣布独立，并在1625年左右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直至18世纪初达到巅峰。 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通过四次英荷战争（1784年结束），成为新的西欧霸主，并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巅峰。葡、西、荷三国称霸的时间基本上在150—160年左右。
本文还对1500—1900年间出版物上出现“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进行了词频统计，分析发现，从1510年开始，出版物上与西班牙相关的信息超过了葡萄牙，这种情况维持到1580年左右，此后有关荷兰的信息在1570—1670年间超过了有关西班牙，中间也有一些时段，有关西班牙和荷兰的信息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而在1765年以后，有关英国的信息数量明显超过了荷兰和西班牙。
从18世纪开始，全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在荷兰称霸期间，英国从1750年开始逐渐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超过了荷兰，在1790年左右成为新的霸主，在二战结束时，失去了霸主地位，称霸时间仍是150年左右，相当于2.5个康波周期或5个社会转型周期。从世界经济霸主更替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特点：在国内都曾出现全球商业或金融中心城市，在称霸的中后期都会遭遇未来霸主的严重挑战，如英国称霸过程中，先后经历过德国和美国的挑战，国力最终也都是被长期战争或巨额国家债务拖垮；而后继的霸主经过数十年的追赶，会在国力趋近的时段引领新技术浪潮，一举实现反超而成为新霸主，如葡萄牙、西班牙依赖航海技术和发现新大陆，荷兰的造船技术和金融市场，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等。世界经济霸主更替伴随着新康波周期的启动，这个特征在18世纪之后变得愈发明显。
对于大国霸权更替现象，除了经济史领域，主流经济学很少涉及这一主题。近期引起较大关注的是Dalio[31] 提出的一些观点：霸权国家财富和国力变迁的最重要原因是货币信用与债务周期。本文则认为货币信用崩溃、贫富差距拉大和为争夺财富、权力发生的战乱等，只是大国国力变化过程中的特征和表象，确实在特定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因素。Dalio[31]收集了从公元600年（中国唐朝）到2020年之前的数据，从教育、竞争力、技术、经济产出、全球贸易占比、军事实力、储备货币和金融中心实力等八个方面进行加权计算。以中国为基准，蒙古帝国（公元13—14世纪）、荷兰王国（公元17—18世纪）、英国（公元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和美国（公元20世纪初至今）分别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引擎国家，这与词频统计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二）康波周期与经济霸权轮替
本文以有数据可查的第一次康波周期开始，结合科技创新和重大历史事件，分析英美经济霸权的兴替过程和规律，分别将两国国力最强的时段称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
1.英国世纪（1780—1910）
18世纪，英国开始挑战世界经济霸主地位。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第一和第二个康波周期可以看作“英国世纪”。本文对康波上升期和康波下行期的分段与蒂姆斯戴尔和霍特森[32] 的结果类似。
（1）第一个康波上升期（持续到1815年左右）
1768年,珍妮纺织机在英国获得专利，1784年左右投入使用，同一时期其他新型纺织机器，如卷轴纺纱机、走锭精纺机、水力织布机等也开始投入生产。1776年，经过改良的瓦特圆周式蒸汽机问世，1785年开始用于生产。1814年，史蒂芬逊研发的蒸汽机车开始用于运输煤炭。在这个阶段，英国参与了很多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于1815年打败了法国。
（2）第一个康波下行期（持续到1840年左右）
英国的纺织业和机器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1825年，英国爆发了股市和货币危机，1836—1837年，发生了金融危机。英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主要得益于铁路建设投资，其边际效用在1940年开始减弱，危机开始酝酿。
（3）第二个康波上升期（持续到1870年左右）
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生了农业歉收问题，中英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技术的改进，1845—1866年，英国对外出口火车、铁轨和轮船，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期，之后由于投资狂热和钢铁、铁路建设严重过剩，引发了1857年的金融危机，同时期中英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受美国内战导致的严重衰退影响，1866—1867年，英国也发生了经济衰退。
（4）第二个康波下行期（持续到1915年左右）
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经济恢复并达到了峰值，随后增速开始放缓，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又恢复了增长。英国起初没有发生大的系统性危机，1878年和1890年，格拉斯哥城市银行和巴林银行的破产倒闭也没有引起经济全面恶化。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引发了金融危机，欧洲在战后发生了大瘟疫。英国虽然赢得了战争胜利，但流失了大量黄金储备，从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竞争力受到重创。
2.美国世纪（1910—2030）
1860年左右，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制造业大国。美国经济总量于1863、1869和1879年先后超越法国、德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一[33] 。1872年，美国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910年，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了英国，制造业产出占比在19世纪末超过了英国；1913年，以总工业潜力计算，美国为298，英国为127，德国为138。此时，英国在经济生产率和增长方面都已落后于美国[34] ，美国不仅取代了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科技和经济总量也在全球领先，美元还获得了全球铸币税的优势。美国的科学技术从1920年开始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工业实力最强的国家[35] 。在这期间，其霸主地位曾受到苏联和日本等国的挑战。
（1）第三个康波上升期（持续到1945年左右）
以电气、汽车、石油化工为主导的电气化时代始于1892年左右，美国进入经济增长和繁荣期。在1900年左右，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已具备与英国不相上下的实力。美国在崛起初期经历了多次金融与经济危机。1919年，美国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上提出“新世界秩序”，开始进入领导大国行列。接着是“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1929年，集聚的债务泡沫在美国股市崩溃之际破灭了。全球经济萧条之后的经济冲突最终演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人均GDP下降了12%，但美国以金融创新和宽松货币政策及战争维持了繁荣。1944年，世界确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全球金融体系。
（2）第三个康波下行期（持续到1970年左右）
1945—1950年，美国确立了国家科技战略，为战后快速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大量劳动力进入市场，国内外市场需求强劲。1948—1966年，美国专利数量年平均增长10.31%，半导体技术和汽车工业飞速发展。1950—1973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期，1955年爆发的越南战争和1964年开始的“向贫困宣战”运动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明显放缓。战后德国、日本经济崛起，美国贸易出现严重赤字，美国股市在1966年达到高点之后开始长期调整。
（3）第四个康波上升期（持续到1990年左右）
1971年，美国取消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实行法币制度，美元开始贬值。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要求更高薪资更少工作时间的工会运动兴起，技术创新进入低潮期，1974—1982年，美国经济几乎停止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出现长期贸易赤字。大量印钱和负债引发了1980—1982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1983年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传统产业和设备进行更新换代。美国在1979年开始紧缩货币政策，经济转向保守主义，打击工会运动。在这期间，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发生了债务危机，引发经济衰退和萧条，苏联解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
（4）第四个康波下行期（可能在2020—2025年结束）
1991年，互联网开始提供给公众使用，互联网与数字通信技术创新促成了新经济繁荣和互联网泡沫，美国制造业岗位大量流失，一些被自动化设备取代。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经济进入数字化和全球化时代。美国启动了又一轮信贷扩张，2007年，因抵押贷款质量恶化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引发了次贷危机，继而引发欧债危机，全球启动量化宽松。美国与中国、欧盟等主要贸易国家或经济体爆发了关税战。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经济活动停止，全球经济跌入谷底，美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印钞，向普通民众直接发放货币，国家负债直线飙升。
3.全球经济霸权循环周期
在康波周期理论中，长中短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嵌套关系，一般来说，2—3个基钦短周期（3.5年左右）构成一个朱格拉周期（7—10年），三个朱格拉周期构成一个社会转型周期（20—30年），由此可以将一个康波周期看作两个社会转型周期。而霸权国家的“国运”似乎是在第二个康波周期末期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从霸权兴起到霸权移交，可能持续2—3个康波周期。图1为大国变迁与康波周期之间关系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