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严复接管京师大学堂（《我的叔曾祖父严复》之四十三）
严孝潜
1912年3月
1912年3月11日，严复往京师大学堂接印。在堂的只有管理人员二三十人。当天，严复给时在天津的外甥女何纫兰写了一封信。并用“快班”寄出。
严复在信中讲：“到京四五天，未接一函，极深惦念。牙痛全行治愈，胃气经几番洗治之后，刻下如何？袁世凯昨午受职宣誓，甚为热闹。本日舅往京师大学堂接印，除管理员二三十人外，余者全不在堂。存款只剩万余金，洋教员薪水照常支发，非一番整顿，恐将不支。故隔日须一前往，又每日午前须课普贤英文文法、算学、几何，晚间办公回家，又须点解《左传》、《说文》、《经义述闻》等书。渠领悟尚易，而舅则太辛苦了，剖吾甥尚否作计来京，共领冷气寂三境？如有意来京，不嫌寂寞，望早缄告定期，舅当设法派普贤往津迎接。但年少恐未必了事，然极少须派丁泰赴津一迎。最要火车内须定包房，以免混杂也。”
1912年3月16日，今天严复咨呈学部（教育部），函告有关接任大学堂关防事宜。
咨呈函称：二月二十五日接奉临时大总统命令。京师大学堂呈称本堂总监督劳乃宣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愈，请派员接任等语。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等因。转行到堂准此本总监督复，於三月初八日到堂接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管理事务。
今天严复还用英文回信给德来格博士，对他探询“国乐”的作者一事给以答复，并对北京的局势及袁世凯发表看法，认为袁世凯“这样快地失去民心，的确是所能想象的最危险的事”。
严复在回信中讲：“你询问有关国歌的短札已收到，歌词确系出自愚下之手…”并告以京中自遭兵劫后，至今“仍然非常残破凄凉，最令人作呕的景象，就是你几乎每天沿街见到那些身首异处的不幸人们的尸体。袁答应给予那些遭到大兵抢劫的人以补偿。可是他将如何实现其诺言！其目的是安抚那些人，然而我担心他只能使那些人更加愤懑。这样快地失去民心，的确是所能想象的最危险的事。”
1912年3月20日，今天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二月初一日家信并绒衫两件，油鸡二只接到。今寄上支条一纸一百二十二元，可向麦加利支回，节省动用。账簿由培南带还送还，以便续登。五叔母知已回芦台矣。闻吕二姑太有信与三儿，说汝慢客。当渠住津寓时，有时饥饿，问汝有无点心食物，汝辄摇头对以无有等语，渠颇善怪人也。何娚小姐在此，亦不甚落躺，戒烟恐不过一句话，体气比前坏得多，极易动气怪人。大约月半后须回津，入井上医院冶疗。我已代向各西医细查，据言于生育无碍也。香严住塘沽，到月半总须叫渠回来，虽舍不得桂宝，可请伊一同来津，但他日作别，总须一哭耳。
京中气象尚极不佳，店门多闭，百物腾贵，如之奈何！大学堂无款即不能开学，即我之薪水亦未开支也。公事亦极难办，有学生彭姓兄弟号佛公、侠公，两人在《国风日报》数次造谣，与我反对，教员等极为不平，然只得不与计较。此布。”
1912年3月22日，严复在20日把信写好后，还没有把它寄出，遂在今天在该信信尾，又添加数语：“此信写好本托培南带津，今因不知伊何日往津，恐怕汝等钱用，先由快班寄去。”
1912年3月23日，袁世凯通知各国公使，中国借外债须以总统签字盖章为凭，以个人资格揭借者概不承认。
1912年3月26日，今天严复又给朱明丽夫人写信。
严复在信中讲：“本日接伯玉正月十九日缄，知姨太病尚未大愈。大奶奶已于正月初十边赴申，看其书中口气，似尚未和北方闹到如此田地也。此间政府尚未成立，款项极支绌，大学堂无款，恐不能开学。公事亦极难办，欲辞，则此后当家钱文不知出自何地，奈何奈何！余续叙。”
1912年3月27日，严复写信给时在江西的熊纯如。
严复在信中讲：“旧历献岁已来，政府以复暂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惟是款项支绌，旧存银行之款，角尖不能取用，而财部稍有所获，辄以饟军为亟，致受事匝月，不能定期开学，更无论拾遗补阙，有所改良矣。……
大总统就职将及两旬，总理亦已公举，至政府各总长，尚未定属何人。贤者所云，最可庆幸者，不识何指？北京自元宵前兵乱，津、保各处继之，民情大非昔比。外交团向以项城为中国一人，文足定倾，武足戡乱，即项城亦以自期；乃今乱者即其最为信倚之军，故外人感情，大非往昔，即项城亦有悔怯之萌，威令不出都门，统一殆无可望，使其早见及此，其前事必不尔为。以不佞私见信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畜强之可跂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凡斯现象，不敢相迋，复于武昌发难之顷，固已灼见其然，而时贤必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此吾国之所以不救耳。
承贤棣相问，故敢略陈，虽然，尚乞秘之，于国无补，徒以口语为小己之灾，甚非谓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602页）
1912年3月29日，严复的同乡及校友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
刘冠雄，字子英，号资颖，福建闽候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四届毕业生。
1912年3月30日，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半个多月以来，由於经费问题，学堂形同停办，严复为之四方奔走，学部“竞置之不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严复在今天向京师大学堂全体教职员工，发出征求“改进大学堂学务方针”的通知，提出将大学堂经、文两科合并为国学科。严复今天还领到学部名词馆（时尚未撤消）薪水。
1912年4月
1912年4月出版的《教育杂志》4卷1号，刊登了一则有关京师大学堂的报导：“学部分文不发，堂中异常支拙，该堂严总监于日前以开学事宜商之该部首领，竞置之不理。”
1912年4月2日，严复今天回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无给，岂能为无米之炊？而外间闻我作总监督，则运动求缺者四面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而堂中各洋教员，又惟恐吾之不干。今日人心，不同如此。但财政问题若无解决，则早晚终当辞职也。海军总长已任刘资颖，学部则蔡元培，他日若留得名词馆不拆，海军参谋犹在，则月六百金，姑且敷衍，与家人节俭过日，胜大学堂总监督数倍也。开正以来，除名词馆十二日等新水已支外，一文无进，而出款则将近千元，所虑钱底用完，无处筹借，则十口浮寄京师，真不得了。今日时事，翻云覆雨，正自难言，我们不要看得太稳也。”
1912年4月5日，《申报》报导了京师大学堂经费紧张的消息。
1912年4月8日，京师大学堂议合经文二科为国学科，并改定各科课程科目，以法科为尤甚，基本上贯彻了严复的主张。
当天晚上，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京中眼下虽稍平静，但店铺尚未全开，唐少川总理暨新任国务大臣亦未来京，洋债筹借未定，各衙门薪俸，除外务部，邮传部、陆军部外，余人分文未发，致气象总是不佳。南京参议院有带南军来京之说，若果如此，恐尚有一番冲突也。大学堂事甚难办，幸今有法筹款，大约三月半后可以开学。相识至不相识之人，纷纷来我处运动差事，甚于从前，极难对付。现隔日一去，开学后须日日去。且责任在身，要想告假或抽空回津看家数日，亦颇不易，奈何奈何！”
1912年4月11日，经严复与华俄道胜银行反复交涉，凭借外国人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华俄道胜银行同意借给七万两，以充京师大学堂开学经费。（《北京新报》
3月8日，严复正式就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发现大学堂不仅经费短缺，而且要在守旧势力把持的氛围中有所变革，殊非易事。首先，学堂存款用尽，经费几近断炊，由於经费问题，学堂形同停办，严复为之四方奔走，学部“竞置之不理”。严复凭借外国人对他的尊敬与信任，在
同时，严复还对学堂的课程结构与人亊安排，也进行了调整。
1912年4月12日，严复回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昨缄接到，知悉一切。京中各种谣言尚是甚重，诸亲贵家眷，如庆、洵、涛等，多离京者，唐绍仪诸人北来，不取驻京，拟驻南苑，用民军保护，则时局大概可知。
大学堂月薪不过三百二两，然事烦责成亦重，敷衍不可，稍一整顿，必至开罪多人。每月开销在二万以上，度支部无款，昨向道胜银行借来七万，俟此银到手，方能开学也。京城春气已深，人甚疲困，诸事只能勉强支持耳。”
严复在回信中讲：“复所管理大学堂，现已借得洋款，大约下月内可开，旧有学生，恐回者不逾半数，果尔，便须添班。但各省所送高等毕业生为数既少，则分科之内，不得不变通办理，别立选科，以宏造就。
农科新校已将次收工，在城外望海楼试验场，计地千余亩。世兄如喜学农，此科中若可为力，复无不为左右地也。祈早夺见报。如定入清华，则须应考。此校现归唐介臣办，复素稔，当亦无难。
贤弟坐平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若可北来相助为理，则分科斋、庶两务中，当以一席位置，贤弟其有意乎？此事端须笃实君子，又稍知教育门径，谙晓管理法为之，贤弟真其选耳。复年垂耳顺，精力已衰，耳亦重听，极知所任之重，然时忧鼎折足也，贤弟其何以教之？”
1912年4月17日，《北京新报》刊登了一则有关京师大学堂借款开学的消息，报载：“京师大学堂教员多有西人，皆订有合同，虽不开学亦需按月付薪，总计此项开支，为数甚巨。若能开学，每月亦不过再多用数千金，故决计借款开学。”
严复在信中讲：“京师大学借资洋款，幸已成议，大约新历五月十五日可以开学，稍慰士大夫之望矣。校中一切规模，颇有更张。即职教各员，亦不尽仍旧贯。窃自惟念平生见当事人所为，每不滿志，而加讥评，甚者或为悼惜深概，及其事至职加，自课所行，了不异故，夫如是，他日者犹操议论、鼓唇舌，以从一世人之后，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羞恶矣。故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炸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
比者，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彜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者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响之难，莫有踰此者。已往持此说告人，其不膛然于吾言者，独义宁陈伯子，故监督此科者，必得伯子而后胜其职。而为之付者，曰教务提调，复意属之桐城姚叔节。得二公来，吾事庶几济，此真吾国古先圣贤之所有待，而四百兆黄人之所托命也。……去岁复南至沪，曾一晤伯子，今不知何往矣。在沪乎？在赣乎？抑在宁乎？书无由径达伯子，窃意贤弟必于其踪跡稔。今之为此书者，欲执事转致，且劝驾期使必来，此事义无所让，且去开学近无时日，伯子果来，必以一电谂我，且就近要姚叔节尅期偕行，乃为中理。分科监督，月廪二百金，教务提调则百五十金，是区区者，或不足以养二贤，然日日言为国牺牲，临义而较量丰啬者，此又伯子所必不出可决也。今此信由急递奉寄，至日，望贤弟从速施行，必慰渴盼。”
严复在信末，又附及：“本校余科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等生，即管理员亦求由学校出身有经验者，无他，切戒濫竽而已。” （《严复集》第三册第604页）
京师大学堂最后—任总监督，严复从1912年3月到4月只担任了二个月的时间。1912年5月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