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信仰的问题（我们这里讲的信仰是指对天道以及对神的信奉和尊敬），同样是西方文化中出现的一大认知难题。在西方文化中，真理被分为“理性的真理”和“启示的真理”两部分，前者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可以达到的认知领域，后者是人类的认识能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只能靠神的启示来认识。于是，在西方文化中，理性通往信仰的途径就被截断了。而“信仰”一旦失去了理性的根基，最终就会演变成为“无理性的宗教信仰”，而这样的宗教信仰是很容易走偏的。

　　理性和信仰的隔断，让宗教信仰失去理性知识的判断和验证，就使某些人可以凭借拥有启示真理的借口，将宗教演变成为一种世俗的权力组织。西方漫长的中世纪正是这样一部无理性的宗教权力试图统治人类理性以及试图控制人类社会系统的黑暗历史。西方文化的宗教改革在文化上只是将教会垄断启示真理的权利还给了所有教众，在政治上将教会深入世俗权力的触角给斩断，让政教分离，使宗教回到传播启示真理的最初目标上来，这些改革恢复的只是信众与启示真理之间的直接联系，而没有试图恢复人类理性和启示真理之间的“原有联系”（古希腊“前亚里士多德阶段”的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由于信仰和理性的隔断，使得西方哲学的功能先天不足，不能证实天道的存在（当然西方哲学也一直在试图通过自己的体系去证实天道，但是并不成功），而由西方哲学发展出来的近现代科学体系更不能证实启示真理中所阐述的天道，这使得启示的真理与人类理性所发展出来的科学体系越走越远，最终使西方文化逐渐产生了大规模的无神论认知体系，如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

　　而在中华文化中，理性和信仰是沟通的。前面讲过中华文化的认知对象是天人关系，认知体系的最终目标是同化天道，达成天人合一。所以，中华文化的认知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打通人类和天道的联络通道，也就是为了打通理性和信仰的通道。而中华文化中的理性也是在天道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认知逻辑，是天道在人类认知体系中的反映。这种认知逻辑体现为层次性的宇宙观（本节第一部分讲述）、主客一体、万物有灵的一元思维（本节第二部分讲述）、以及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本节第三部分讲述），正如前述，中华文化中这些理性的表现都可以帮助人类认识天道、认识启示的真理。

　　在中华文化中，理性和信仰贯通为一（二者是层次关系），理性的真理和启示的真理只是同一个真理在不同层次的表现而已，二者之间没有隔阂，这使得信仰的力量通过理性的传递而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人最可靠的精神支柱。这种信仰的力量远远大于宗教的力量，也使得在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信仰成为一种有理性的宗教信仰，这样的宗教信仰不会走偏，不会垄断启示的真理，不会去沾染世俗的政权，更不会发生宗教迫害。

　　所以，在中华文化中，宗教不是重要的，而信仰纔是最重要的。在中国没有宗教之前，已经有3千年的信仰的历史，这种信仰体系是在道家所传承下来的修道（修炼）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对天道的认识，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对道德和伦理的实践，都源于道家的修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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