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第三个认知问题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认知领域来讲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形而上就是无形的法则和规律，形而下就是具体有形的事物，在人类的认知领域，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表现为“认知体系”（无形）与“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有形）的关系。而在认知的最低层面，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就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我们先讲讲中华文化中有关这个领域的表现。中国人讲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道就是天道和宇宙规律，而器就是道所生成的器物，包括有形的天地万物，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在中华文化中就是道和器的关系，就是天道与万物的生成和运行之间的关系，在认知领域就表现为“知行合一”。

　　这里的“知”是指对形而上的道和法则的了解和把握，“行”是指人类的行为对天道的符合（行为符合天道可称为德），中华文化中认知的目的是认识天道，从而顺从天道，重德修身，最终同化天道，达到“天人合一”。

　　《论语》中第一句话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里的“学”是指探究和认识符合天道的美德，“习”是指反复的演练（提高修养）使自己拥有这种美德，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认识到好的美德而反复的去实践，去提高修养，让美德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件很让人乐在其中的事情吗？可见，《论语》中的第一句就讲出了“知行合一”的内涵。

　　而在《大学》中，第一句也是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中华文化中的学问是有关道德的学问，求学的目的是就是通过了解天道而认识社会中好的美德，认识到或者看到好的美德就要去遵循，去践行，看到不道德的行为就要去纠正去改正。在中华文化中“知”为“行”提供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而“行”在“知”的指导下去实现这种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从而达成“知行合一”。在中华文化中，“认知体系”表现为道德体系和伦理体系，而“社会行为与社会生活”都是以实践这些道德体系和伦理体系为目标，在“知行合一”的认知实践中最终达成“天人合一”。

　　而在西方文化的大部分时代中，知行关系是割裂的，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认识天道和美德，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修养美德和同化天道，西方文化中的这种知行关系在失去道德内涵后，就退化和降级成为所谓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所以西方文化在认知领域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就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这里的理论是指不讲道德内涵的有关世界存在的各种表述，包括各种哲学理论和科学理论，而实践是指在这些理论体系指导下所进行的各种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科学实践）。在西方文化这种认知关系下，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颠倒过来的，理论虽然可以指导实践，但是理论却是从这种失去道德内涵的社会生活中通过经验的升华而总结出来的，并且以实践为理论正确性的判断标准，所以，实践高于理论，形而下高于形而上，这和中华文化中的道器关系恰恰相反。

　　西方文化这种颠倒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最显著的一个后果就是不讲道德的科学最终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并开始主导人们的社会行为，最终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对天道进行颠覆。其实科学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本身无善无恶，关键是看这种技术工具是在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下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科学也可以分为有道德的科学体系和无道德的科学体系，西方文化这种颠倒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认知关系，发展出来的是无道德的科学体系，而中华文化遵循天道，在正确的道器关系下，可以发展出有道德的科学体系。其实在近代西方这种科学出现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是最发达的，而中国的科学技术都是有道德的科学技术，各行各业都首先讲道德，有道德才能得到技术（这是主流），纔可以将技艺和技术发展到更高境界。而西方的这种科学体系下，科学家的科学技术有多高，科学理论有多么丰富，是不需要与道德的提升相匹配的。当然不是说西方的科学家没有道德，只是说这种科学体系本身和道德是分离的，西方科学家的道德不是通过科学体系本身去协调的，而是通过科学体系之外的宗教体系来维持的。

　　其实，西方文化在古希腊的时代，也有讲究知行合一的认知体系。如苏格拉底曾经就提倡美德就是知识，而知识也是美德，这里的知识就是对美德的认知和理解，并且付诸实践。这和中华文化是相通的。只是西方文化的这些高级部分到后来就逐渐失传，没有成为主流的文化体系。而中华文化的这些内容都一直是主流的文化体系，只是在近代以后，也有逐渐没落的趋势，这也是被西方文化所影响的结果。

　　如果说一元和二元的问题，解决的是将人类的眼光从逻辑纷争的二元乱象中解脱出来，使人类专注于天人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那么，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问题，则解决人类如何通达“天人合一”的目标，那就是通过“知行合一”。在这个领域，西方文化显然失落了最初的希腊文化传统，而中华文化则在保存几千年的“知行合一”传统后，在近代也失落了这颗宝贵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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