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税自主权的收回
　　关洋政府统治时期迫于舆论的压力，在1925年的北京会方外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获允1929年收回关税自主权，规定中国从1929年1月1日起实施国定关税税率，同时裁撤厘金和常关税。此次会议议定关税自主后的税率为七级税率。最低税率为百分之七点五，最高税率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正税(原税率)          5%      5%      5%     5%      5%        5%       5%
　　附加税(新增比率) 2.5%    5%     7.5%   10%    12.5%   17.5%   22.5%

    合计                   7.5%    10%    12.5%   15%  17.5%   22.5%   27.5%

        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代表按1925年北京会议议定关税自主之办法，首先同美国全权代表签订新的关税条约，以后陆续与英、法、德、比、意、挪威、荷兰、瑞士、丹麦、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签订新的关税条约，日本则以西原借款问题，百般刁难，最后在1930年5月6日与中国签订新的关税条约。从1928-1930年止，国民党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相继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完成了关税自主。新的关税条约规定：双方实行最惠国条款，华洋商人纳税平等待遇，陆路与海路关税平等待遇，裁撤国内通过税。中日关税新约中还规定缔约双方的货物，适用于特惠税率。即日本从中国输入的夏布，仍照原税率，而绸缎绣货二种，在国定税率基础上减少百分之三十。而中国从日本输入的棉货、海产、麦粉及杂品，规定三年或一年内不改变税率，并规定某几种货品须增税时，亦只能增加百分之二点五。
　　根据新的关税条约看，这种关税自主是有条件的自主。使用新的关税率，表面有七级之分，但在输入商品时，帝国主义则尽量照最低税率纳税。中国提出纳最低税率的商品有十目，而英、美、日则提出六十一目，所谓的国定税率，名为自主，实际上仍然属于协定关税，只不过取得了帝国主义同意后而将税率略作修订而已。帝国主义对中国收回关税所作的“让步”是有其目的的。1928年，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独立自主压压力，不得不乞怜于帝国主义，向各国提出就关税自主的要求。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已有雄厚的经济力量，稍微提高一点关税对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没有大的员家，在这样情况下，为了欺骗中国人民，同时也为了鼓励国民党政府积极同他们“合作”，帝国主义国家才同意了与中国的贸易实行国家关税自主的原则。但这种允诺是有条件的，最高原则是不损害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利益。事实上，他们与国民党政府协定了关税税率，而且此后如果要修改关税税率，还得取得帝国主义的同意，同时还规定裁撤厘金和党关税作为自主的条件之一，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更为重要的是：涉及关税自主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即海关管理未收回，海关总税务公司仍为英国人担任，各地海关的主要职位仍被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所占踞。因此我们说新的关税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是重新肯定了帝国主义操纵国民党政府关税的特权。帝国主义通过新的关税条约确认的特权，一方面保持了向中国输出商品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海关特权监督中国的财政经济，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新的关税务约，是使中国半殖民地性质深化的一步，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新的关税条约签订后，对国民党政府来说，也是打了一针吗啡，有刺激作用，趁机修订税率，使关税收入一下提高很多，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收入，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倾销商品取成部分。当然，这些收入，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倾销商品取得巨大利益后，国民党政府从帝国主义手中分得的余沥，这种余沥随帝国主义倾镝商品数量的增长而增长。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的关税只不过是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服务的工具，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越甚，它的基础越不牢固。
　　国民党政策统治时期关税的殖民地性质，还表现在它属于财政关税。即关税的征收是为了财政的目的，而且仍然是偿还外债的最有力的担保品。正因为这样，它不可能成为保护本国民族经济的武器。相反，受帝国主义控制的中国关税对于民族工商业来说是个灾星，而只对帝国主义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