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赋税的减免
　　 秦汉时期在经济发展上所推行的政策核心是重农抑商（这差不多是封建社会时期所有王朝共通的一项政策）。鉴于农业是当时政府财政收入所依赖的核心，因此，农业的发展一直是政府的重中之重，这其中农业赋税的减免政策也就成为某些特殊时期政府政策的重点。秦代由于其历史资料的匮乏，我们无从得知其实情。所以，我们这里只能根据相关的史料就汉代赋税的减免做些介绍。

   汉代推行抑商重农政策的另一表现，就是除了对土地适用轻税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外，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情况下，分别采取不同的各种减免赋税的政策措施，以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统治。
　　据考证，汉代的减税、免税(包括对人征税和对土地征税的减免)政策，根据其减免的原因，减免性质及其所想要实现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一)灾歉减免
　　在汉代，科学技术还很落后，所以水、旱、虫、雹、风、震等灾害，时常威胁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如不采取减、免赋税和救济的措施，就会出现家破人亡或卖妻鬻子的现象，影响社会的安定。据粗略统计，两汉统治共约四百二十六年，有灾之年，西汉三十二年，东汉一百九十五年，有记载的大小灾达二百七十三次。如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全国性大旱灾，又有蝗虫为害；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关东十一郡国大水，出现饥荒，至人相食；等等。有灾之年，国家除了开创赈济外，还给予减税、免税照顾。如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这种灾歉减免，在西汉时期是比较多的。
　　(二)行幸减免
　　这属于特殊照顾性质，是一种临时性质的减税和免税。这种减免，发生在皇帝出巡某地，或去泰山封禅，郊祭泰畴等时候，为了表示“爱民”，而发出减税、免税命令。如文帝前元三年五月，自甘泉到太原，“举动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武帝天汉三年，下令凡他沿途所到之处，都免出田租。
　　(三)劝农和其它减免
　　为了鼓励和督促农民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创造更多的收入，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两汉前期统治者在田赋的征收上，作出了重大让步。文帝前元二年，担心农民弃农经商，影响农业生产，于是亲自过问农事，责令有关官员组织和督导农民努力务农，并宣布免除全国当年田租的一半。有时改年号，也有减免，以示“普天同庆”。如建下三十二年改元建武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复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刍稿。”
　　(四)移民免复
　　移民是秦汉合理配置劳动力，促进土地开发的一种措施。为此，秦汉王朝在土地税征收上也给予了减除徭役的照顾，包括短期和长期的、对个人的和对全家的多种减免形式。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南登琅琊，下令迁移平民三万户于琅琊台下，对他们给予免除徭役二十年的照顾。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令丰人(汉高祖为沛县丰邑人)徙关中，免除终身徭役。
　　为了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或者以示对平民百姓的“关怀”，也有免除口赋、算赋的。如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诏凡流民回归本土的，租给公田，借给种子、粮食，并免除算赋。东汉安帝元光元年(公元121年)秋，京师及其他二十九郡国雨水过多，冬天又有三十五郡国受地震之灾，人、财、物损失很大，在免除田租的同时，对遭灾严重地区，免除口赋。
　　综上可见，秦汉的减免措施是为当时的政策服务的，是“重本抑末”政策的组成部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