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兆亿
基础研究是人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和新方法的一种重要社会实践，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基础研究汇集的智慧结晶，促进了人类的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形成了人类崭新的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近现代以来，在广大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基础研究成果在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大量高新技术产品所形成的辐射和传播效应，使得科技意识迅速渗透到公众思维中，深深地影响着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整体理解，使人们进一步产生更强烈的科技需求，促进了支持和加强基础研究的自觉性。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我国，基础研究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已经越来越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重视，并日益转化为具体的自觉行为，显示了一种日益成熟的社会理性。在基础研究的社会实践中包含了理论活动在内的多种认知活动，这种立足于现实世界的实践是人类一切知识产生的基础。英国前首相布朗曾提出，在面对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社会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时，只有科学才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出，今天对基础研究的承诺，将为美国未来半个世纪的成功提供燃料和动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从科学革命经过启蒙运动再到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影响巨大而深远。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社会对基础研究的依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与其它物品相比，基础研究所产生的知识是独一无二的、经久不衰的和自我完善的，越是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就越大，而且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越持久。基础研究不但作为满足人类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客观世界的活动，而且是人类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行为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非预设的，是依靠科学精神和自觉意识来推动的。
基础研究作为一种处于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发生在任何地域和时域环境中，科学家都必须超越特定的情境而达成科学真理上的共识，并基于科学实践的认识论立场，合理化地给出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使其自觉地服务于人类社会，这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如果我们的前人自以为已经认识了世界的所有而停步不前，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就不可能在科学技术上达到前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基础研究就是能撬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支点。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动力。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许多人对科学的认识比较浅薄，尤其是忽视基础科学的价值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很多人一谈到科学价值就与经济价值划等号，他们不理解基础科学的深远战略意义所带来的长远经济价值，更不理解基础科学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伦理价值、生态价值、对科学自身的价值、以及对人的发展和人性解放的价值。尽管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公众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已经大有提高，但是传统和历史遗留的许多负面影响至今仍难以驱散，仍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形成一定约束。
由于人类的认识缺陷和心理作用，实用主义思潮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渗透到科学技术领域，技术成了科学的代名词，整个社会对基础科学的态度明显影响着教育的格局，一方面，高等院校的基础学科发展步履缓慢；另一方面，不少高等院校的基础学科纷纷向应用性靠拢，地理系改成城市资源管理系，化学系改成化学化工系等等。这些变化无形中加剧了对基础科学的扭曲认识，降低了基础科学在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出现这种现象是令人费解的。
比较世界各国的科学发展史可知，对基础科学的态度是衡量一个民族的科学意识程度的重要衡标。当前，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已经得到极大发展的中国，尤其应该把推动基础科学发展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惟此才能保证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早日实现。针对当前激烈的国际创新竞争，要充分重视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在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重视创新人才培养的同时，还要注重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近几年的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几乎都授予了长期从事基础科学或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科学家，可见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之源，其使命不仅要服务于今天，更重要的是引领未来。
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应该进一步引导全社会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深化原始性创新对科技进步乃至国家产业发展重大影响的认识，尤其是要深化对基础研究活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并以此指导相应的科技管理和政策制定。不但要加强基础研究前沿领域的战略部署，而且要鼓励自由探索的学术研究活动，高度重视自由探索的研究成果。要杂全社会弘扬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为基础研究人才创造潜心研究的环境，营造宽容失败的良好社会氛围。要积极开展各类国际学术交流，畅通政府和民间的多方位科技合作渠道，支持我国学者参与各种重大国际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国外优秀科学家参与我国开放领域的基础研究计划，支持我国学者担当国际学术组织主要职位，支持国际学术组织在我国开展重要学术活动等，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夯实基础研究健康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