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这个时代⽆疑是⼀个伟⼤的时代。
⾃改⾰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政治转型。就经济⽽⾔，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经济体，从⼀个⼏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的贸易⼤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波全球化的领头⽺。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这些年⾥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但⼈均国⺠⽣产所得也已经接近9000美元。
社会其他⽅⾯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1949年之后建⽴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尽管仍然被⻄⽅简单地视为权威主义体系，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这个伟⼤时代的伟⼤实践，需要⼈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
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时代，但现实⽆⽐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钱和⼤众对知识史⽆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来点缀、成为可有可⽆的东⻄，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
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身的主体地位，⽽⼼⽢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中国⼤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次次羞辱。
每次校庆，⼤家⽆⼀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物、多少富豪⽽感到⾃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个⼤学已经培养出⼀位钱学森⽣前所的说“⼤师”。
实际上，今天⼤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学术研讨会，⼈们都已以邀请到⼤官⼤富为⽬的，⽽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个⽂明的核⼼，没有这个核⼼，任何⽂明就很难在世界上⽣存和发展，⾄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度来看，正是伟⼤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明。
在⻄⽅，从古希腊到近代⽂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明的核⼼。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的⾏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优则仕”的政治环境⾥，知识表⾯上是政府知识分⼦（也就是“⼠”）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什么去了呢？ ”这个问题。
⼀个⼀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 “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物来说的， “争利于市”是对商⼈来说的，⽽“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纷纷加⼊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甚⾄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样了，从前是“学⽽优则仕”，从学的⽬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标已经⼤⼤超越（⾄少在理论上说）
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多知识⼈⼠不为官了，但“为官”的⼼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
⼀些学者给政治局讲⼀次课就觉得⾃⼰⾮常地了不得了。
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们以争取到⼤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对⼤官竭尽吹⽜拍⻢之功能。⽆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个指标，但并⾮唯⼀甚⾄是最重要的指标。
知识有其⾃⼰的指标。如果知识⼈以这些东⻄来衡量⾃⼰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异化了，⽽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是个新⽣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和商业是远离的。
从认同上说，知识分⼦显得清⾼，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来说， “⼠、农、⼯、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两者也经常⾛在⼀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
知识分⼦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在⼀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批为⾃⼰说话、做⼴告的知识分⼦。
⼀个显著的例⼦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政府，⽽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批知识分⼦，因为这些⼈在每⼀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纠正错误。
知识分⼦以其他⼿段争名利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和商业利益发⽣关系，知识分⼦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段来争名利。
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成名。
研究既有名⼈未尝不可，⽽且也是知识⽣产和创造的⼿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是完全根据⾃⼰的或者他⼈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家，现在被炒得很红⽕。
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 “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们的⼼，反⽽会搅乱⼈们的⼼。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那些“⽜、⻤、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
中学如此，⻄学也如此。例如⻢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群体的⻢克思研究机构和⻢克思研究者，因为⻢克思⼏乎已经成为官⽅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懂⻢克思。⻢克思只是政治，只是饭碗。
在互联⽹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少表现在两个⽅⾯。
⼀⽅⾯，知识⼈通过互联⽹⾛向了“市场”，把⾃⼰和⾃⼰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的知识，⽽是贩卖⼈家的知识。互联⽹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具，但这⾥的“贩卖”和传播不⼀样，传播是把知识⼤众化，⽽“贩卖”的⽬的仅仅是为了钱财。看看眼下⽇渐流⾏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了。
另⼀⽅⾯，互联⽹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后者的⼒量如此庞⼤，更是把前者拉下了⽔。今天的知识分⼦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媒体也和众多⾃媒体⼀样，堂⽽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的知识尊严甚⾄付出了⽣命的代价。
历史上，不乏知识⼈被权⼒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论⾃由的保障。对⼤多数学者⽽⾔，名利并⾮是追求⽽来的，⽽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前所⽣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
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不利。屈原便是⼀个很好的例⼦。
⽑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 “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活，才有可能产⽣像《离骚》这样好的⽂学作品（引⾃邓⼒群著《和⽑泽东⼀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旦进⼊了名利场，知识⼈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个毫⽆知识想象⼒的知识群体如何进⾏知识创造呢？⼀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了⼤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越多，名利场越⼤；名利场越⼤，知识⼈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钱颖⼀称中国还没有建⽴起近代⼤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起近代型⼤学，⽽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论是近代⼤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是⼤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之后，这些制度就⾃然会产⽣和发展；⽽在缺少知识⼈的情况下，最好的⼤学和书院也只是⼀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知识也在下⾏。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临⼀个知识的完全“殖⺠化”时代，⼀个全⾯弱智的时代。
道理很简单，⼈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们因为没有⾃⼰的知识，那么只好⾛“殖⺠”路线，即借⽤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程度上说，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就是这个⽅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数⼗年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