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员”到“官”是量与质的嬗变

袁袤翔/文

过去，在被许多“精英”与一些“既得利益者”广为诟病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民主监督权，而一切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可是，“改开”以后，毛主席被“三七”，公有制成了产权不清的养懒汉的“大锅饭”被砸了“三铁”，工人集体下岗，从“领导一切”到被一切领导，失地农民四处流浪打工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而以往所谓的“勤务员”们统统开始做“官”了――

党务和政府工作人员成了行政官员；人民公安员成了警官；人民法院审判员成了法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成了检察官；税收征管员成了税官；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警指挥员成了军官（指战员改称官兵，兵也士官了）；军校教员和军训教练也成了教官，就连大学学生会干部也成了学官，农村基层村组干部也成了村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员”到“官”的称谓之变，使毛泽东时代本已日渐式微的封建主义“官本位”官贵民贱意识、官僚主义作风以及衙门与衙内劣迹死灰复燃，昔日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甘苦与共、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渐成蛙水相戏、油水两皮、水陆两栖、若即若离，直至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的官民对立，甚至恃强凌弱，滥施淫威，与民争利，粗暴践踏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此从量变到质变――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一切向钱看”为人民币服务再到“唯官大者马首是瞻”的为人民公仆服务，其核心媒介链接点，就是从“员”到“官”的称谓嬗变！

称谓从“员”到“官”，意味着量与质的嬗变。因此，从严治党，从严治吏，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应从这个“节点”下刀破题，以期铲除思想上变性之根源，回归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基点――起始点、立足点与着力点！

（袁袤翔2019年5月4日偶感随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