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学派及其产生
2019-5-12
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中叶产生于法国的一个主张自由放任和强调农业重要性的经济学流派。起初他们自称“经济学家”，1768年杜邦·德·奈木尔（1139-1817）发表《重农主义——对人类最有利的政治组织的原则》之后才将自己的学术团体正式称为“重农学派”或者“重农主义”。
我们一般将具有相似学术观点或者政策主张的经济学说或经济学家群体称为经济学流派，或者学派。学派成员之间的关系，有的紧密，有的松散。有时候，学派可以紧密得像是一个组织，而有时候学派可能松散得仅仅是某种思潮。重商主义就仅仅是一种思潮，它持续时间很长，囊括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在重商主义者中间，观点的相异远远大于观点的接近。重商主义者们只是分享了强调金银就是财富及对外贸易是财富重要来源等几个关键主张而已。其他方面的思想，则是五花八门。
重农学派则与重商主义相反，它是一个紧密的学派，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它像个组织，甚至是个宗派。重农学派有一个核心及一个导师，那就是魁奈；重农学派有一套思想和一套主张，那就是魁奈的思想和主张；作为学术机构，重农学派有自己的宣传机构和宣传阵地，那就是杜邦及其主持的两份学术期刊；重农学派有自己的理论宗旨和行动纲领，那就是宣传扩大魁奈的影响，不遗余力维护魁奈的正确思想和神秘形象；他们定期聚会学习魁奈的著作，开展学术研究……熊彼特对重农学派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忠实地吸收和接受了宗师的教诲，其忠诚的程度在整个经济学史中只有两个例子可以与之相比：那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启示的忠诚，以及正统凯思斯主义者对凯思斯的启示的忠诚。”（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P336）仅就忠诚而言，可以作这样的比较；而就学派的紧密程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远远不及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标志性的信条或主张，包括自然秩序，自由放任，重视农业，整体经济联系，单一税等等。这些内容，大致可以归结为自然秩序和重视农业两个方面。对自然秩序的强调可以认为是对重商主义干预政策的一种反动，同时也是启蒙背景下时代精神的一种反应；对农业的重视可以认为是对自然秩序的一种呼应，同时也是对重商主义非平衡发展政策的反动。
杜邦最早正式定义了重农主义，将其规定为“关于自然秩序的科学”。社会科学对自然秩序的探寻，可以理解为是对牛顿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一种回应。牛顿在其伟大著作中阐释了这样的伟大理论：在自然界各种力量作用之下，宇宙中存在一种自然的和谐秩序。尽管牛顿最后还是要将这种秩序的构建归结到上帝，但毕竟还是给人们以乐观主义的想象——即使上帝睡着了，自然秩序还在，宇宙的和谐还在。牛顿杰出的思想对于社会思想家来讲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挑战——自然科学家已经探索到了宇宙的自然和谐秩序，社会生活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秩序？这样的秩序在哪里？重农学派对自然秩序的探索，可以看成是社会思想家这种努力的一个方面。
魁奈从医生的职业习惯出发来讨论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秩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当人们遵从这种秩序的时候，社会经济生活就能正常运转，就像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一样。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可以制定人为的秩序，但人为秩序必须遵从自然秩序，顺应自然秩序；否则社会经济生活就会陷入病患。尊重自然秩序，就意味着减少对自然的干预，意味着自由放任。
对自然秩序的推崇，对自由放任的强调，是对重商主义干预政策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济，深受重商主义干预政策的祸害。柯尔培尔主义对于法国经济在十七世纪后半期的振兴发挥过重要影响，但过于严厉的重商主义政策也破坏了法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柯尔培尔之后，重商主义的积极作用消失了，破坏作用却变本加厉。实施重商主义政策的后果是将法国经济一次又一次推向崩溃的边缘。约翰·劳的财政金融改革只是短暂缓解了法国的经济困境，其长期的后果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探索自然秩序的“经济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农业，因为农业是最好体现自然秩序的领域。在重农主义的时代，科学技术还不允许对农业生产的自然过程加以干预，农业生产最好体现着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一切顺其自然。当然，对农业的重视绝不仅仅是出于这样的“形而上学”的考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繁荣是国民经济其他各业繁荣的前提。“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魁奈发表《经济表》的时候，引用过色诺芬（前440-前355）的这段话。
对农业的重视，还可以理解为对重商主义重商抑农政策的校正。柯尔培尔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确实推动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但它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却将农业的发展推入了深渊。在反思和批判柯尔培尔主义的过程中，思想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密的依存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从整体经济联系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才有可能。可见，重视农业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重商主义非均衡发展政策的一种反动。
下面说一说“单一税”。单一税是魁奈的主张，也就是废除其他税收，只对地租征税。魁奈的目的是简化税制，提高征税效率，减轻税收负担。历史上的法国税制，混乱，沉重，不公平。柯尔培尔曾经进行税制改革，建立平衡预算，取得不错的效果。柯尔培尔之后，腐败的税收制度卷土重来，而且更加恶劣。法国长期实行的是“包税制”，税制随意而混乱，而且极端不公平。法国财富的绝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和教会手里，而这些财富持有者却是免税的，全部税负压在贫穷的第三等级头上。极端沉重的税收严重打击了生产，破坏了流通。据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的记录，一个农民种植葡萄，酿酒，到集市上出售，卖酒的全部收入不够缴税，甚至得卖了马和马车。在布阿吉尔贝尔的时代，全国有1万种税，10万征税人。全部税收只有二十分之一进入国库，二十分之十九则进入征税人及政府官员的私人腰包。
思想和观念总是时代的产物。在法国经济因为重商主义而陷入重重困境的背景下，魁奈的重农主义主张应运而生，显示出其对现实的解释力，甚至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参考。魁奈曾经利用与国王的亲密关系，鼓动其在凡尔赛宫仿效中国皇帝实施“籍田大礼”。很多欧洲国家的君主都曾经邀请魁奈及其弟子去指导改革，其中有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俄国女沙皇凯瑟琳大帝，德国巴登公国边疆伯爵弗雷德里希。巴登公国曾经实施过重农学派指导下的改革：自由贸易和单一税。那个时候的魁奈，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很像。
重农学派产生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它以1756年和1757年魁奈在《百科全书》上发表《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为标志。借助于魁奈的个人魅力，重农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重农学派成为“显学”。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重农学派就迅速衰落了。原因之一是魁奈在1774年去世后，重农学派失去了核心；其次是杜尔哥因为自由主义改革触犯既得利益者被解除财政大臣的职务，重农学派失去了政府高层的支持；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更加致命——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并在欧洲很多国家风行开来，斯密的经济学是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通俗更加有解释力，更加有理论性也更加有实际操作价值的体系，于是，有了斯密经济学，重农学派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重农学派如此快速的衰落，可能与其“宗派”性质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重农学派不仅是个学术组织，还是个宗派组织。重农学派成员对其导师的那种尊崇到了放弃科学的程度，有了迷信的成分。比如，因为魁奈头脑发热而断言储蓄就是漏出，他的弟子们众口一词说储蓄等于漏出；米拉波实际上理解不了魁奈的经济表，却吹嘘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是书写、货币和经济表。那个时代的一位思想家西蒙·尼古拉·昂利·兰盖（1736-1794）讽刺说，“你们有战斗口号、旗帜、军队和号兵，你们的书籍统一装帧，有类似于共济会的标志。不是一个教派吗？人们不能接触到你们中的某个人，但都渴求他的帮助。你们都相互吹拍，以不可想象的方法攻击和威胁你们的反对者。”（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张凤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P585）这种宗派或教派的性质，强化其封闭性，从而限制其发展的可能性。
就在重农学派风行的时代，休谟就对他们深恶痛绝。他在给法国朋友的信中说：“我希望你在你的著作中攻破他们，击溃他们，粉碎他们，使他们成为灰烬。”因为他们是“一群最异想天开的和最傲慢的人。”（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P96）休谟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