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问题，绕不过去的坎
在民营经济发展研讨会上发言
徐景安
2019年3月30日
徐建是我1987年来深圳任体改委主任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大约20年前，他就发表了“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的高论，不过没有探讨下去。经过40年改革，所有制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越来越突出，是绕不过去的。为此，我写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吗？》《关于修改宪法‘社会主义公有制’条款的建议》。
一、
传统社会主义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改革中将计划经济改为了市场经济，对公有制问题在理论上依然沿袭了传统理念，为了改革的需要只是作了策略上的调整。
现行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集体所有制。”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改革40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理论产生于实践，要解释现象、指导未来，逻辑自洽。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论断，在理论上解释不了现象，逻辑上经不起追问。第一、所有实行公有制的社主义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贫穷。第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把非公经济排除在外，导致非公经济的发展必然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结论。第三、40年改革中，非公经济在产值、税收、就业等都大幅超过了公有经济，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第四、这违背了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第五、如今倡导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会使公有制比例进一步下降，这构成进一步违宪。第六、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取消非公经济再回到“一大而公”？
目前经济下滑，非公经济萎缩，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作了一些安抚，但不在理论上讨论清楚社会主义与所有制的关系，尤其是視宪法而不顾，难以深化改革，顺心服众。
二、
现在有两种极端，一是认为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是背离社会主义，要求国进民退，遏制以至消灭非公经济：一是认为改革就是抛弃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推进私有化。两种主张的共同点都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归根到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没有正本清源，莫衷一是。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而诞生的，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目标与价值理念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永远没有过时。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提出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劳动价值论等，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方法，共产党人不能照搬，而是探索。这就需要改革。对于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要求200多年前的马克思提供只要照搬、不用探索的目标、路径和方法，不能因为路径和方法需要修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照搬已被实践证明过时的方法论。
但必须指出，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但从来没有提建立公有制，而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公有制是斯大林的苏联模式，表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共同特点都是否定了“个人所有制”。我国完全照搬了苏联模式，改革之初只是以初级阶段为由，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原则下，为非公经济发展开了一个窗。谁也没有料到，40年的改革中，非公经济的迅猛发展突破了公有制为主导。这就造成了今天的尴尬局面。为了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必须鼓励非公经济，但是在理论上说不通，还有悖于宪法。
今天要深化改革，一定要理论上有所突破。
三、
如果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对此没有异义的话，所有对社会主义的混乱认识都可以一扫而清。凡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都是社会主义：凡是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都在改革之列。
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首先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所以小平同志強调“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又进一步提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作为标准。这样，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能夠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排斥呢？但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于是产生了股份制，受到马克思的肯定和重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后退到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城市都是国营企业，连澡堂、饭店、修鞋都是如此，带来的结果是国贫民穷。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城市改革国有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实践证明，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方法，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不是应该抛弃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呢？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而其它经济形式没有能力，或者不适合投资的，比如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军事工业、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该由国家投资。原则上，凡是靠市场资源能夠也合适投资的，国家就不应该投。因此，以国有形式的公有制必然存在，但把国家投资的公有制形式泛化为所有领域的传统模式必须改革。目前，国有经济的范围依然太广，应该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政府应该干好政府应该的职能，商业领域应该让给商人。
四、
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发展经济基础上要搞好分配，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府就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
改革之初，强调发展第一，是正确的。但由此也产生了重发展、轻分配，重效率、轻公平，重建没、轻民生的倾问，尤其是财政分配实行逆问调节，东西部向东部倾斜，城乡间向城市倾斜，户籍与非户籍向非户籍倾斜，高学历与低学历向高学历倾斜，总之越有保障的越多保障，越需保障的越少保障。社会保障的不公平、不合理，加剧了贫富差别。这是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带来居民消费率低仅39%，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足而下滑。
第二、贫富悬殊，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
第三、质疑改革、不满政府的譽论泛滥，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四、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五、損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体现在所有制上，而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不管什么所有制，能促进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就是好的所有制。政府通过税收取得财政收入的再分配，是倾向少数人，一部分人或特殊群体，还是绝大多数人、弱势群体才体现一个社会的性质。
所谓所有制，最终体现在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名为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但剩余价值却为少部分人占有，这是借公有为名，行私有之实。这是假公有制。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全体民众，这可称为简接公有制。如华为每年交税400亿以上，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
改革之初，北京一个亏损的国有门店卖掉，有些老同志掉眼泪，说是私有化了。在原教旨的传统社会主义者看来，只要是挂着国营的牌子，不管是亏、还是赢，盈利给谁拿走了，就是社会主义。要是挂的是民营的牌子，既不用国家投，亏了也不用国家管，盈利了就收税，这就成了资本主义？他们将公有制作为图腾一样崇拜。
一句话，今天的中国不是所有制出了问题，而分配不公成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诸领域问题的症结所在。
五、
现在回到徐建的“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的概念。这对打破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推进所有制改革开阔了思路。一人为私，就是个体工商户，二人以上统统是公有，只是公有程度不同而已。只要社会公共需要，可以发展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彻底打破了所有制迷信。政府根据社会公共需要保留必要的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命脉的某些领域禁止其他经济成分，尤其是外资进入，或者不能控股。政府对有重大创新意义的企业，采取鼓励政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是人口大国，搞好分配，提高居民消费率，就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为全体国民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这是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
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