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寻租
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巨大的鸿沟》中，一再声称贫富分化、经济日益不平等的根源在于
经济租金的广泛存在及资本所得的增加，它造成效率低下、机会减少、寻租行为将财富从低层转移到了顶层人群手中。租金的增加会使得资产价格上涨，但社会产出不会增加，社会不会变得更富有。
经济租金不仅仅是土地租金，垄断带来的收入也算作一种租金，租金的概念延展到其他形式所有权带来的收入上。正如土地这种资产租金的上涨并不会导致市场中出现更多的土地供应，他得出当下经济中财富的增长主要通过是固定资产价格的增长，再就是垄断力量资本化带来的影响。
当社会资金流向生产性产品，需求和产出都会随之增加，但如果流入固定资产，只能对价格产生影响，资产价格提升但数量却没有变化。 而当下这样的问题就广泛存在，大量货币政策创造的本该应用于刺激经济的资金却使得固定资产价格出现了泡沫，固定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虚假繁荣对真实资本即对工厂和设备这类能让经济繁荣的实体投资不断减少。
当寻租行为增加的时候，经济体的财富似乎有所增长，但事实上经济体的生产力是下降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泡沫。我们如果能避免泡沫产生，资本的回报率最终会降低到足以使得不平等不再增长的程度。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政策制定者若是想要用一个新的泡沫来使得经济从下滑中解脱，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
[2]税收
斯蒂格利茨针对上述问题，他反复强调要改变税收体系，改变严重干扰经发展效率的税制。设计一个良好的税收系统，它不仅仅是为政府筹钱，还应该提升经济效率，降低不平等。
他认为
1.对资本所得征税，资本利得税至少应该和普通所得税税率相同。现在对资本所得（这是富人的主要收入）降低税率实际上是给富人增加了收入，让他们几乎是免费地享受国家带来的一切。若投机者的缴税率比那些以工作谋生的人们低，那么等于政府在鼓励投机。低税率真正起的作用是增加了寻租的收益，造成增长放缓和不平等现象的恶化。
同时，若富人持有资产，比如没有卖出股票或其他控股，他就无须支付任何所得税且他的资产一直在增值，资本利益由此可以成功避税。
他建议，对富人的资本所得征税，则能够带来更多生产性的投资（而不是房地产投机活动）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对垄断所得征税。就像对土地的税收不会导致土地减少一样，垄断资源也不会随着税收增加而减少。因此，对其征税符合税收的两项基本原则，即对坏的东西征税比对好的东西征税来得好以及对那些生产和销售的数量不会因税费产生影响的产品收税。另外，对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等自然资源企业的偶然利得也应该进行征税。
3.设计完善的金融业税收，使得该领域在产出和效率上不断提升，使社会经济的基础不再依赖于房地产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投机。华尔街投资的收益远比其他类型收入的税率低，而低税收就意味着政府不能够进行重要的基础设施、教育、科研以及医疗投资，而这一切对于恢复长期经济实力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削弱对银行的监管则银行预期的收益值就会上升，这个收益值中包括了它们能够得到的政府救市金、隐形补贴，但这种收益值的增长是以花费纳税人的钱作为代价的。寻租行为超出了监管，金融业同样从付款方式的垄断中获得租金。
4.加强对富人的征税。那些最富有的人所缴的税在他们上报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反而比穷人们更小，这与税收原则背道而驰，富人们不断减少的税收和金融业不断放宽的管制加剧了不平等。高收入阶层一方面想方设法进行避税；另一方面向政府部门要求减税，而中产阶级乏力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税收收入。税收基础的降低使得对那些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极为重要的公共服务大量缩减。
通常讨论的个人税收改革方案都围绕着削减中产阶级利益进行，大都是以抵押贷款利息削减和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为对象征税。这样的条款实际上减少了税基，并使得经济运行的效率低下。
5.以激励原则调整税收，紧扣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商品征税要比对产生正外部性商品征税要有利这一条基本的准则。
通过增加社会顶层的富人的税率，降低社会底层的穷人的税率，因此提高消费。由于顶层的1%的人把25%的国民收入放在他们的口袋里，只要我们把对他们的税率稍稍上调，大笔的金钱就流入了国库。以此来帮助那些在全球化和科技化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
增加那些不在美国投资的企业的税率，降低那些在美国投资的企业的税率，促进我国投资项目的增加。由此，更高的公司税率并不一定会大量减少投资。以税收额增加为基础在城市化、医疗服务和教育上的高投入，很容易同时为我们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环境质量的提升以及贫富差距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