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井田制的破坏

中国战国时代，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人们私利观念的产生，井田制日益瓦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的多耕少报和土地相对人口的缺乏、铁器的广泛使用促使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都意味井田制必将走向终结。曾经由公田供养的贵族改为以田亩为基础征收税赋，这提高了社会生产监督管理的效率和水平，也释放了资源约束对于社会产出的限制。

到秦始皇时，“自实田”实现了土地私有,并推行实物税制。即由此时起，土地可以自由占有，可以自由买卖。即土地开始合法兼并。

井田制的破坏，造成城市化运动兴起，工商业发展起来。井田制破坏之后，破坏的不仅仅是土地的界限，也是一切社会资源的界限。“所有的土地，都成了商业区，连放牧牛羊的草地都没有了。犹如今之江浙地区一般，于是人口、职业、制度，都起了变化。”

“封建社会时的人民所以造成不自由，是因为农民必须跟随地主所分配的田地，不能另辟土地；工商业人士则必须继承上一代的职业，世代相传，无法改变。彼等均以服侍贵族为职志，不能另转职业，故依赖性甚强，自无法自由随意地去发展原先固定职业以外的业务。”

开放社会资源，鼓励人们进入各种行业，从事各种职业，带来了人们职业选择的自由，这是促进社会发展、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农业这种产业应该由政府干预来推动，但前提是开放其他社会资源，而且农民以土地换取等价的利益，比如台湾的三七五减租，农工商各业互相促进。

“新生产事业，诸如煮盐、采铁、纺织、水利、捕鱼、铸钱、伐木等，乃是封建制度被打破后的新生产、新经济。”政府退出某一行业，向民间放开，便会增加税源，他促成交易市镇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态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新商人阶层，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经济活力。资本集中却也产生相反的作用，让经济丧失发展活力。这是经济发展普遍存在的现象。任何事物都不会只有好的一面，泛而论之，左与右的政策都不全然好或者坏，所以美国政策的不断调整是有益的。

放开行业发展，并不能保证机会平等，这反而会造成人们贫富差距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弱势群体遭受剥削。“由于汉初采取放任政策，因而使豪强大户专擅山泽之利，顿成巨富，而民间反受商贾剥削，其生活更为艰苦”。

井田制破坏之后，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在贫富不均的严重情况下，政治家采取两种相应的不同态度，秦时自由放任，汉时重农抑商。自古此种政策迭出，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反而造成弱势群体利益的进一步损失，实为不智，但从之者络绎不绝。政策必须考虑可行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务农贵粟的政策本以扶持农业为出发点，但不能从生产的角度来扶持，仅仅在生产上加以鼓励是达不到目的的。发展市场经济，仅仅开放消费领域不放开投资领域，社会资源不向大众开放，也不能有利于大众。

税收调节收入的不平等也往往达不到目的，所谓税收不应该考虑社会因素而应仅以经济起意。比如汉武帝向商人征收重税，若不能增进商人的经济活动，断然不能帮扶农民但摧毁了商业。打击商人即企业家，政府一家独强，却不能持续发展。所谓“由于算缗令、告缗令的执行，重重地打击了大商人，国库收入因而大增，西汉的中央集权政策遂更形巩固”这一点是不能持续存在的。

[2]台湾三七五减租

通过37.5%减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佃农转变为自耕农。而地主出让土地，政府方面为了补偿地主，以向其盐、纸、农林、工矿这四大国业股票作为补偿，促使其转变为工商业者。

“由于土地改革使台湾许多地主丧失依附于土地之政、经权力，资本集中对工业化产生一定的助力。部分地主则是把所获得的政府补偿投资于工业生产，成为台湾日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原来的大地主也摇身一变为财团”，这为后来的台湾经济奇迹发挥了无远弗届的影响。

[3]一大二公的破坏

1978年，由安徽小岗村发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由此提高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披星戴月的进行劳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农村、农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在此时，在中国城市吹响了以国企改革为基础的经济改革，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

这为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确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制度的改革总在迂回中进行，合理的方向总会受到阻挠，总要在维护一定既得利益群体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改革，增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