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5月严复由上海抵天津又去了北京，被派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及审定名词馆总纂，6月因病回天津看病（《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八十六）
严孝潜
1909年5月19日（四月初一），严复由上海抵天津。住长发栈。（《严复集》第三册第746页）
严复这次北上，由于江姨太在3月8日回闽，尚未返沪，所以没有带家眷随行。
严复在去年8月北上，就聘天津新政顾问官，在11月就请假回沪，一呆就是近半年，可见顾问官这差使，是一个闲职，没有什么具体事务要做，严复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在上海完成了《法意》的翻译工作，为《万国通史》撰写了序文，经常和郑孝胥等老朋友相聚，渡过了一段非常爽快的休闲生话
1909年5月24日（四月初六），严复在天津拜会过直隶总督杨莲甫后，在今天去了北京。（《严复集》第三册第746页）
1909年5月25日（四月初七），严复被派为宪政编查馆（原考察政治馆改名）二等咨议官。（《东方杂志》1909年第6期“大事记”）
宪政编查馆主要工作是编译研究东西洋各国宪政，起草一切编制法规，调查统计各行省政俗，由奕劻担任宪政编查馆大臣，宝熙、刘若曾担任正副提调。严复被任命为二等咨议官，实际上是拿严复装点门面而已。严复认为宪政编查馆有关人员素质极差，无论是领局大臣，还是具体起草法规章程者，都不足以担当此任。至于他们的工作“业绩”，严复认为，这些多为日本速成班毕业的“蜂锐年少”数典忘祖，傲然废弃本国一切旧制，对国外政治体制的了解也极为粗浅，有关学务、地方自治、巡警、乃至资政院的章程等，都是在极短时间内直接从日本拷贝过来的，根本没有考虑本国的风俗政情，有的地方文字尚且不通顺，更谈不上使之整齐划一。
宪政编查馆的堂官系各位军机大臣，除庆亲王奕劻外，还有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大学士张之洞、鹿传霖等。以前，严复想见张之洞还要请陈宝琛推荐，现在有机会直接接触这些中枢阔佬，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严复为了改变自已的处境，在以后的几天时间中，对庆亲王奕劻等人一一予以拜谒，并感觉诸阔佬们对他印象不错，载泽和宝熙两人尤其友善。严复还颇为高兴地写信给夫人朱明丽说：“大约做官一事正恐不免耳。”
严复的喜悦仍然是典型的书生之见。自从译述《天演论》一举成名之后，严复的盖世才学尽人皆知，读他的译著也成为一种时尚。但对于大阔佬们而言，聘请严复做助手、参谋或顾问，挂个名，无非是利用其专长为自已脸上贴金，既可以标榜自已追求新知，还可以落下礼贤下士的美名，何乐而不为？至于提拔严复做官，大阔佬们根本就没有想过。严复仅凭几句表面的客套话，就推定奕劻等阔佬们对自己不错，“大约做官一事正恐不免耳。”这一切都说明严复根本没有适应当时官场的思维方式。后来的结果也可证明这一点，此后一些纷至沓来的不虞之誉，不是荣誉性头衔，就是专业性很强的职位，没有一个是严复心中所希望、所想象的有实权的高官显位。（《严复大传》第361页）
当天，严复在北京，写信给时在上海的夫人朱明丽。在写信时严复还没有得悉自已被派任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的讯息。
严复在信中告以：“初一到津，住长发栈，见杨莲甫后，初六晋京，刻寓东城东堂子胡同逸信洋行。在此当有半月盘桓也。津寓尚未定。体气与在家时相若。伯玉于月半后出京，培南于数日间失去一男八岁，一女六岁，系喉疹证，刻往天津矣。” （《严复集》第三册第746页）
1909年5月底，学部又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严复集》第三册第747页）
审定名词馆总纂，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差使，其职责是审定各科名词，是一个极大的工程，除业务外，首先，严复还要自已去找帮手。
1909年5月，本月间严复又被任命兼任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和福建省顾问官。
福建省顾问官完全是一个空头闲职，严复任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具体负责什么事务也不清楚，不久，严复还兼任了度支部下属机构币制局化验所的提调。
1909年6月
1909年6月1日（四月十四），严复拜会了时为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和时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鹿传霖。（《严复集》第五册第1492页）
今天，程雪帅（新授奉天巡抚程德全，字雪楼）、郎溪（林灏深，时任学部左参议）、惠亭（林炳章，清末为奕劻内阁参议）三人来访严复。严复还给孙香海以挂号信寄去“三、四、五领子”（《严复集》第五册第1492页）
1909年6月2日（四月十五），严复去拜会了时以首席军机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庆邸）和时任度支部尚书的载泽（荫坪，也称泽公）。严复在扬士琦（杏城）处吃饭。寄鹼字信。（《严复集》第五册第1492页）
当夜，严复因身体不好，晚上睡不觉，逐在凌晨三点，写信给夫人朱明丽。
严复在信中说：“吾离家未及一月，然思归之心已不可任，平日在家受汝等服饲，视若平常，至于客居，方知其乐。吾此次于初七抵京，承孙仲英用情邀在东城东堂子胡同逸信庄房居住，庄主吴引之招呼尚好，房屋饭食均较他所为佳。日来因宪政编查馆派作谘议官，此馆堂官系各位军机大臣，而宝熙、刘若曾为正副提调，故不免有拜谒之劳。如庆王、张、鹿两中堂，他如泽公、肃王，皆经见过，诸阔老意思都好，而泽公、宝熙两人相与尤厚，致足感也。大约做官一事正恐不免耳。学部又央我审定各科名词，此乃极大工程之事，因来意勤恳，不可推辞，刻己许之。但我近来精力不及从前甚远，若做不好，岂不为笑？学部叫我自寻帮手，而我又想不出谁来，欲调之人，又恐调不动也。体气到京后虽无甚病，却不算佳，夜间多睡不著，早起大便三五遍不等，药膏只须两顿，临睡因腿跳，常己得已而用吗啡针，所打至少不过数毫之重，然往住仍睡不着，此信即三点钟所写也。
伯玉将于二十外出京，渠现住林朗溪处。吾亦拟二十外赴津，到津大约是住大王庙孙家旧屋也。若京中局定，恐住京之日为多。车己送到，刻正量买马，好者须三四百员。家中小孩想都好。伯玉不要带普贤、香严回闽歇夏。琐布。余不多谈。” （《严复集》第三册第747页）
1909年6月3日（四月十六），严复寄家信。寄领子给在天津的族侄家井。（《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4日（四月十七），杨度、时任民政部右待郎的林绍年（赞虞）、陈宝琛（弢庵）、先后来访严复。大儿子严璩来看望严复。（《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5日（四月十八），时任农工商部右参议、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芸台），曾任京师学务处编译局分纂、学部专门司行走、原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常伯琦（福元），时任总理南北洋水师兼广东水师提督的萨镇冰（鼎铭），在严复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时，曾任副职的原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的曾幼固（宗巩），以及曾任直隶提法使的林子有（葆恒）先后来拜访严复。严复在日记中还记有：“回马。郑景溪请。”（《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6日（四月十九），时任度支部左待郎的绍越千（绍英）来拜访严复。（《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8日（四月二十一），严复在日记中记有“先是，在陈石遗处做诗神，夜食。右上牙长。”晚上回来后“夜发寒热。”（《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9日（四月二十二），严复长子严璩下午来辞行出京，赴闽上任。（《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10日（四月二十三），严复写信给时任学部左待朗严修（范孙）。（《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严复在信中告诉严修：“病脰风，颇重，于《国民必读》一事极著急”。“复即病愈，年内当不能南。至《国民必读》后卷，幸已了六七，极愿力疾起草，但为医所切戒，只得嘱馆中能者分了此稿。复所草者，除《电学》一篇（因物理已成五篇，若此篇不勉完，则不配色），恐万不能别有附益矣。病来无时，非敢诿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91页）
1909年6月11日（四月二十四），严复带病回到天津，侄儿家轸（家井、嘉井）等来接，住德义楼。严复身体仍然“寒热，咳嗽甚重。”（《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12日（四月二十五），严复请格大夫来看病，查验了肺部，给了三种药，叮嘱勿服桂哪（奎宁）退烧等药。（《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13日（四月二十六），下午，吕碧城来探视严复，谈了很长的时间。严复在日记中记有：“此儿不嫁，恐不寿也。”（《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14日（四月二十七），严复到麦加利银行存款2954元。寄给三儿严琥信一封。小沂和英敛之来看望严复。今天严复身体“热稍退矣。”（《严复集》第五册第1493页）
1909年6月29日（五月十二），严复写信给外甥女何纫兰。
严复在信中讲：“甥无意出来，因有新车、新马，欲令远道试驰，姑令前去；又斗篷一节，店家催问回信甚急，须甥归来与之决断。愚念外决意回闽，这两日正为甥忙写小屏也。如芳驾不回，即寄口信亦可。病未脱体，愚之小衣可置勿做，即做便，亦不能穿耳。”（《严复与天津》第149页）
信中所提“这两日正为甥忙写小屏也。”据严观澜曾孙严名先生讲，据他所知严复曾给外甥女何纫兰书写了小揩小屏三件，皆为深蓝地金地，其中一件是写屈原的《离骚》，其他为古人诗词，均甚精美，尤以《离骚》为精。（《严复与天津》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