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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198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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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1986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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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丙乾在六届人大十六次会议上作《关于1985年国家决算的报告》。(198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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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人大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1987年1月1日起实施。(1986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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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出《关于对原油、天然气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和调整原油产品税税率的通知》。(198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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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审批权限和程序的规定》。(198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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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决定,将船舶吨税划归交通部管理,由海关代交通部征收。(198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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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98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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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就农业税减免的若干问题发出通知。(198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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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刊发刘国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两大变动》的文章。文章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五”时期,我国经济经历了深刻变化: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就是要使速度、比例和效益有一个较好的结合,以保证国民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二是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围绕增强企业的经营动力和竞争压力,把微观经济搞活,把宏观经济控住。这样,既能充分调动企业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又能根治数量扩张、投资饥渴这样一些旧体制固有的毛病,有利于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宏观供需总量的调整,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198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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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贸经济》刊发吴敬琏《经济波动和双重体制》的文章。文章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受到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短线的制约,结构失调和短线制约是问题的本质。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管理体制,既抑制企业的活力,又刺激企业争投资等投入,造成“投资饥渴”和“消费饥渴”。这种病疾,只有在新体制确立以后,形成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对投资和消费的自我抑制机制时,才有可能根除。而在双重体制对峙的情况下,旧的行政控制手段已经不能起强有力的作用,而新控制机制又还没有全面建立,于是,“投资饥渴”和“消费饥渴”不但不会缓解,相反还会进一步加剧。(198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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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农村出售的工业品总额(1751亿元)首次超过农副产品(1680亿元)。(198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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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城市数为324个,总户数为5351万,总人口21187万。(1986年6月27日)
【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要求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每一次释放,都离不开政治体制上的“松绑”和“清障”;而政治体制上每一项重大进展,都会带来生产力的一次解放。从1986年开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成为中央领导层多次强调的话题。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开会时谈了三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二是外汇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提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这是1980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随后,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他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次讲话也是邓小平同志对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较早的一次谈话。随后的1986年10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分专题就中国政治体制的沿革和利弊,改革的宗旨、目标、内容、步骤和基本原则等,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讨论,最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
【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产权和交易成本等重要分析概念,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历史动态分析和现实现象解释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体制转轨和制度变革分析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体制改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当时一批五十岁左右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就是在学习和运用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体制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但这些理论过分强调了产权的作用,相对忽视了平等交易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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