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批”

2018-5-31

我的“经济学说史”课程中的现代经济学流派部分是安排学习小组来讲讲习的，每个小组用一个单元的时间讲一个流派。

同学们讲到现代货币主义，讲到现代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时，我想起马丁·麦克唐纳2008年的那部黑帮喜剧片《杀手没有假期》。黑帮也讲规则的，或者说，黑帮更讲规则。一个杀手被派去布鲁日杀人，他完成了任务。不过，他的任务有瑕疵，执行任务过程中，他误杀了一个少年。按照黑帮的规则，不能杀女人和孩子，否则就要偿命。于是为了执行规则，黑帮又大费周章派人去杀死那个误犯规则杀手。

为什么要讲规则呢？因为我们的生活中面临 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规则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稳定人们的预期，维护系统的存在。如果杀手可以误杀少年而不受惩罚，就意味着黑帮规则的不严肃，也就意味着规则可以被违背。说不定有一天，杀手可以找到借口杀了黑帮老大呢。所以说，严肃执行规则是攸关生死的大事。

面对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一是规则行事，二是相机抉择。之所以规则行事，基于人性善的观念。人皆具有社会的属性，能够理解人与人利益的相互性。大家都遵守规则，就可以减少生活中的不确定，可以减少交易费用，生活或者交易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这个社会就实现了和谐。相机抉择也有其道理。人是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如果其他人遵守规则而不知道变通，我不遵守规则就可以得到好处。大家都自觉排队，加塞者就节约了时间。这实际上是假设人性恶。

自由主义者都是天真的人性善论者。他们相信人性善，相信人人都能够从自己角度出发理解他人行为；他们相信只要自己遵守规则，别人也能遵守规则，社会就是和谐美好的。斯密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可以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因此放任自由是最好的政策。斯密在二十世纪的传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他相信相机抉择的政策只会导致经济的波动，最好的政策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单一规则”。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因此市场是最美好的经济制度。

干预主义者是天生的怀疑主义者。他们相信人天生就有机会主义倾向。即使有规则，人们都巴不得别人遵守规则自己则可以随意突破规则。一个机会主义者坚信，规则是不可信的，规则就是用来破坏的。现代经济学证明，在寡头市场，最先破坏规则的厂商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跟随者的利益是递减的，最终吃亏的是那些遵守规则的蠢人。因此，与其等着遵守规则而被出卖，不如主动破坏规则谋取好处。因此在经济学理论中，基于寡头协议的市场均衡总是不持久的。

相比较而言，我更愿意接受 人性善论。即使这种观点是乌托邦，它主张的也是一个善良的，美好的世界。我对人性恶论是怀疑和批判的，即使它证明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的主张也更可能导致一个坏的，恶的世界，一个充斥破坏和堕落的世界。

可是，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即使你不喜欢，不适应，我们更有可能在其中挣扎的，就是一个充斥着机会主义从而需要破坏规则的世界。

我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破坏规则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特批”。

我开始到这个学校工作的时候，对很多事情都摸不着头脑。凡关乎切实利益的大事儿，总会听到“特批”的说法。

所谓“特批”就是说，本来是有规则，有条例，有原则的，但是考虑特殊情况，针对特殊对象，可以放宽规则，放松条例，更改原则。有关教职工福利的那些事情，总是既有规则，又有“特批”。关于职称评定，当然是有规则的。每年职称评定的季节，领导都要严肃认真地将那些冗长繁琐的规则或者原则，条例或者指南念上一遍。这种规则或者条例我听了几十年，以致恶心到我不得不逃避例会。因为僧多粥少，竞争激烈，被规则或者条件框进去不一定就能如愿。这时候“特批”就很重要了。“特批”当然是有特殊性的，它只适应于特殊的对象。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特批”的条件与某人的条件非常吻合，也就不需要吃惊了。这些年，职称竞争是越来越透明化，标准化了，但“特批”还是免不了。各种各样的“特批”，听起来无不合情合理。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就是这样的。既然做了官，既然掌握了资源，就要让权力发挥作用。既然可以通过“特批”来照顾关系，实现利益，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特批”是官员特权的实现形式。中国人似乎对此比较接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谁当了官都要为自己或者家庭或者朋友谋利益，“特批”也就算不了什么问题了，或者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如果你没有被“特批”关照过，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没有个有“特批”权力的亲戚或者朋友呢？

我受“特批”的最大之苦有关住房。房改前，住房还是学校分配的。那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人，就住在摇摇晃晃乌烟瘴气的单身楼——这也很不容易，为此我要感谢当时的办公室主任老王，他帮我给他管房子的朋友打了个招呼。多希望能够分配到一套像样一点的住房啊！住房分配条件很复杂，找人打听半天也搞不清楚自己有没有资格分房。后来听说了“特批”一词，以为会有点希望。可真的是傻瓜啊！“特批”岂能是为我这样一无所长的平头百姓准备的，既没有亲戚朋友做校领导，自己又不是什么特殊优秀人才，怎么可能从天上掉下个“特批”来呢。在为分房焦虑的那些日子，感觉过得牛马不如。正常分房分不到，“特批”也没有指望；实实在走投无路，就只能想一些无奈的办法。听说某位朋友的朋友是校工会分房委员会的，于是就经常请来家里喝酒，喝了很多很多次酒，可从来没有提过请他关照分房的事情。甚至找不着边际的借口给人送礼；礼物被收下了，还不止一次，可分房的信息从来没有。住房改革对我来说是个大好消息，我算解脱了。以前总期待分房，总分不到房；于是每一寸分房，都要被折磨一次，被羞辱一次；不再分房之后，也就不再指望分房，也就不在指望“特批”，不再无谓地招待别人喝酒，也不再无谓地给人送礼了。

弗里德曼衷心拥护和热情歌颂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给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平等机会。即使出生于贫寒家庭，借助于市场经济提供的竞争机会，弗里德曼才能够成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他的母亲曾经受过血汗工厂剥削的，他也在市场竞争过程遭遇挫折的，但是他相信，市场提供的平等竞争是任何其他社会做不到的。我又想起艾哈德的那句话，“来自竞争的繁荣”。那是他最重要的制作的书名。

我由衷地憎恶“特批”这样的政策怪胎。要让机构和社会正常运转，制度或者规则必不可少；要让制度发挥作用，就需要公平和平等的原则。“特批”实际上就是破坏平等，从而就是在否认规则。那些掌握“特批”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总是会为“特批”找到各种理由的，但其实都是借口。干预主义者往往以社会利益为借口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他们赋予自己干预经济运行的权力时总感觉自己有着智力或者观察力或者行动力等等方面的优势，其实，任何官员的任何一种能力都不会超过社会的平均水平，他们所拥有的，也仅仅是公民赋予他们的服务社会的权利。至于那些只为自己谋私利的“特批”者，他们所拥有的就远远不是社会平均的能力水平了，而是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贪婪。

我在这个学校工作已经二十多年。时间长了，多多少少也建立起感情。可是，每想到“特批”，我还是很憎恶，也顺带让我对学校的情感蒙上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