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克维尔开始，研究美国的人大都会认为在这个国家中，实际的商业主义压过了思考。民主政治与商业至上的美式生活，培养出一种心态与习惯，就是凡事需要迅速作决定、快速反应以抓住机会。因此深入、细腻与精确的思考并不是美式生活所鼓励的。平民大众从日常生活中累积出的经验与直觉才是最可贵的人生指引，也是支持美式民主背后的共同价值观，而过于深奥的美学、哲学或宗教理论其实不但不实际，还会让世界更混乱。”
这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半世纪前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的反智传统：宗教、民主、商业与教育如何形塑美国人对知识的态度？》（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今年台湾出版了中译本，如今读来正是时候。
何谓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中文翻译听来像是说人愚笨，但恰恰不是。霍夫斯塔特区分了“智识”（intellect）和“聪明”（intelligence），大家都推崇“聪明”的价值，但“智识”则未必。“聪明”是要达到特定且清楚的目标时所需要的能力，它可以让人们掌握、安排与调整事务，“智识”强调的是“批判、创造与思索的能力”，比较接近中文说的“思想”或者“知识内涵”，是更广博地理解与反思世界的能力。前述引文所指出的：“凡事需要迅速作决定、快速反应以抓住机会”，是“聪明”；“深入、细腻与精确的思考”是“智识”。
在台湾，一如作者眼中的美国，整个教育体制与社会主流鼓励的是聪明，因为聪明让人成功，但是聪明而成功的人，如银行家、律师、医生，未必有“智识”。
对“聪明”的鼓吹和对“智识”的贬抑，呼应的是一个社会对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强烈执迷，将金钱与商业价值视为至高。这个，正是长期主导台湾政治论述的意识形态：“拼经济”。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公投结果和部分选举结果，反映了台湾在智识文化方面的贫乏。
价值思辨的缺位
以同性婚姻平权和性别平等教育来说，很多反对者未必真的“反同”，但他们并未能真正了解这些议题的意涵与后果，反而是各种偏见与错误信息四处流传，制造了不必要的恐惧——恐惧和歧视往往来自对新的或陌生价值的不了解，而不了解就是因为智识环境的贫脊。（当然，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公投题目本身就把议题过度简化，甚至语意让人困惑。）
至于高雄的“韩流”现象，因为民进党的执政不理想导致民怨，但无可否认的是，韩流的动员基础主要建立在情绪与修辞上，而非深思熟虑的政策。在他与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的电视辩论会上，两人的差异已经很明显。
又如报载很多人在韩国瑜当选后，才去google什么是“九二共识”，一如英国公投脱欧后人们才开始查什么是“Brexit”。而的确，根据一项学术研究，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的理解是错误的，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是“一边一国”。
尤其，韩国瑜最主要的诉求就是“高雄发大财”，甚至说要“政治零分，经济一百分”——这样的口号民众会喜欢，但无疑是虚妄的谎言，因为任何政策选择就是政治。他甚至说过以后不准意识形态的游行，这更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普京和各种民粹强人不都是强调经济成长，叫大家不要关心政治吗？当然，这也正是威权时期国民党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台湾的反智主义传统就是来自于战后国民党的威权发展主义。他们打压政治异议与自由思想、控制教育与传播媒体，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工程师们和技术官僚固然促进了经济成长，但让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成为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让“聪明”远比“智识”更被社会与家庭重视。
民主化后，商业主义依然是社会主流，拼经济则是政治场域中最简单而不变的口号。挑战的民进党虽然比国民党在环境、劳工、性别议题等更“进步”一些，但越来越看不见不同的愿景。以这次台湾县市长选举来说，除了个别候选人的品质和能力之外，到底“选绿”和“选蓝”在城市愿景上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别呢？ 到了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崛起，更把原来台湾政治论述中重视的务实主义与解决问题的技术，凸显为一种治理的意识形态。政治不再是价值的思辨与选择。
社交媒体时代的赢家
政治之外，台湾反智主义的另一大祸首当然是媒体。媒体的八卦化、琐碎化与党派化，造成公共论述薄弱、价值辩论贫困、政策思考缺乏，无培养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更遑论“批判、创造与思索的能力”。以这次公投案来说，台湾的电视和报纸新闻有多少报道是去提供选民各种提案的介绍与分析？去好好告诉观众什么是性别教育，国外经验又是如何？没有。
因此，当这个社会过度强调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当主导的体制以赚钱与拼经济作为主流价值，结果就是人文精神的低落与民主生活的空虚——因为民主过程和文艺创造都需要时间的锤炼，而非急功近利的思维逻辑。不能慢下来去理解更多资讯，去思考，去理解他人，就会让偏见与歧视蔓延。
我在太阳花运动爆发时曾写过，台湾的青年一代可以说是出现所谓“后物质主义”转向，亦即年轻一代不再是以“物质主义”——“赚钱”和物质稳定——为首要目标，他们更重视自我实践、公共参与和身份认同。当时推动签定服贸协定的主要论述就是要增加台湾经济竞争力，说不签台湾就会被“边缘化”，所以太阳花运动可以说是抵抗这种论述。而这个对抗显然造成台湾的代際矛盾。从2014年到2016年，“后物质主义世代”在选举上获胜，但如今，一切似乎逆转，这代表构成后物质主义的思想根基与政治基础不够深厚。毕竟，新一代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强烈的政党认同，而最终，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政治网红才是赢家。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智识与思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