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的民营学校（含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幼儿教育）、民营医院（甚至有上市的现象存在），按传统理论定性，民办学校和医院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其主要特征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和自由雇佣劳动”两项。当然，也有非盈利目的的民营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但这种非盈利性的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与西方的教会办学、办医相似，与政府办学、办医在财务上没有多大区别。这里仅就盈利性民营学校和民营医院进行讨论。

1、民营教育与医疗与社会目标相矛盾

资本主义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的，是私人资本，自由雇佣劳动。我国在教育和医疗部门也引进这种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运作机制办学、办医，是把准公共产品当做私人产品来生产。其思维逻辑是：政府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教育和医疗，看中的是国家和地方财政不予投资，国家和地方财政不予资助运营，完全靠收费解决运营成本，并获取盈利。

带来的结果是：高收费、低成本运作；急功近利、不对进化成长支出；雇佣劳动者流动性大、雇佣劳动职业忠诚度低；质量无保证、“偷工减料”明显；机构运营目标转移、敷衍意识形态灌输，这在教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2、民营教育与医疗是资本与劳动的错配

之所以出现这类情况，主要是教育与医疗行业的劳动与普通生产劳动有较大区别。一是高知识、高技术、高忠诚度劳动，与企业雇佣劳动有相当大的区别。传统工厂化劳动，只要工资是社会平均收入，且福利相对中等，就可以获得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其技术确定、标准确定，只需要对重点技术工种岗位相对重金聘请高技术劳动者，即可实现群体劳动、正常运营。

而教育与医疗行业却不同，其主要劳动者都是高级职业劳动行为，需要高知识、高技术，且是个别劳动为主，除对机构有一定的忠诚度外，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和病人，要有高度的职业道德意识、职业忠诚意识。二是传统工厂的工人劳动技术技能，仅靠劳动积累经验即可，而教育与医疗机构的劳动者，除经验积累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技术、倾心治病、全意育人。不仅技术不是确定的、标准也不是确定的、治病的效果与育人的质量，都没有直观的衡量标准可供检验。三是工厂的劳动成果是物，教育与医疗机构的劳动成果是健康的人与有劳动能力的人。把对人的劳动，视同于对物的劳动进行资本化运作、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资本的错配，是错误的社会管理移植。

3、教育与医疗的劳动成果社会化

传统工厂化群体劳动，有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除了人就是物，只要通过市场实现了物品价值，价格合理，即可实现盈利，资本运作的价值即可实现。

然而，教育与医疗的价值实现，却不是资本运营的结果，资本在其劳动价值实现过程中占比极低，90%以上的价值是劳动者（教师和医生）的贡献，而且，价值实现体现在“劳动对象”的人身上，在未来的社会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病人和学生）是主要受益者，其次是社会。

两种劳动的价值实现过程不同，劳动者在其中的贡献不同，劳动对象不同，受益者不同。把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机制，运用到教育与医疗行业，是张冠李戴，必然没有好的结果。

4、未来社会资本作用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

现代工厂转型升级，就是向信息化、互联网化、智能化生产转向，即使是工厂，劳动者的劳动技术技能将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需要，大批靠经验劳动的劳动者将逐步退出劳动岗位，资本、高技术劳动者与社会信息服务，三者将成为劳动的新三要素，互相依赖。剩余价值再也不可能由资本独占了，三分天下是必然结果。

目前，虽然中国资本的力量已经足够大，大到能影响国家政策设计与制定，这一现象将随着5G与AI技术的应用，其重要程度必然下降，而高知、高技人才与技术的社会地位必然上升，甚至直接参与价值分配。

而随着教育与医疗行业的智能化深入发展，资本在人的价值实现过程其中的贡献度，将进一步下降，政府“看中的是国家和地方财政不予投资，国家和地方财政不予资助运营”的价值取向必然转向。“对人的生产”一定不会再视同于对物的生产一样对待，当年，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社会投资资源紧缺，人民对教育、医疗需求一时得不到快速满足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措施，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资本过剩时代，国家财政与当年也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持国民教育与医疗需求的能力，已经有足够的财力与社会保障了。

                                     2018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