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选举和抗争成为家常便饭，在多远社会里发出多元的声音是正常现象。我们不应该厌倦也不应该过分期待，也不应通过选举的成败来断定社会是否能够前进或者前进几何。我们只能就事论事，观察台湾一个个普通的人如何在选举活动中表达自己的声音。

首先，选举结果基本上与预期相符，也就是人们在选举前很长时间里的感受和研判相符，没有意外。政党政治束缚了选民的想象力，泛滥而低劣的选举影响了选民的选择，在这种困惑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柯文哲、韩国瑜脱颖而出震动了台湾社会。他们的出现打破了固有的惯例，将一个地方的社会生态引向不同以往的方向。所以他们的当选成为万众瞩目的所在，人们深切期盼这样的奇迹，改变现有社会的沉疴。

选举成为常态，便会出现选举机器造就的候选人，如同机器批量生产一般，他们被塑造出来接受挑选。他们一般通过规划市政建设讨好选民，改变人们的交通、商品的流通，改善人们的社会发展环境，总之通过施予恩惠的方式来拉拢选民。在统独议题上也是通过诉诸悲情来感化选民，要么尊严要么利益，左右选民的意志。

我们发现在统独议题上持续的分化并非借助理性的力量。其原罪在于二二八，其受害者的后代被绿营裹挟，外省人或者国民党制造了人间悲剧，所以他们的后代应该被追讨，没有资格从事政治工作。绿营煽动起来的悲情和对立在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互相攻讦的闹剧，整个社会对于化解七十年前的迫害造成的悲剧显示出无力感。王世坚问责韩国瑜，挟政治问责的外衣，宣泄历史的仇恨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完全丧失了民主政治的意义。

一个社会总会不断为一些愚昧低级的意识左右，即使如美国如此昌明的民主社会依旧由一些不具有价值的争议性议题左右。但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需要能够化解这些粗劣、愚昧的争议的能力，美国黑奴的后代不会由于历史的隔离制度而形成怨恨的力量，他们融入美国民主制度的大熔炉。

民主选举容易被这样的议题操纵，但是不实行选举也并不会由此就能解决和消化这些议题。当然任何社会议题无论如何的低劣、无知，如果没有上层社会或者政治人物的呐喊和动员，完全不会在社会上形成某种风气。没有选举的社会，人们能够批评的现象也是由于政治人物的倡议而来，这倒不是人们没有勇气来挑战赖以维系生存的社会固有形态，而是社会议题纯属一个政治问题。

比如公益性问题，环境污染，每个政府都有倡议，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社会都有相关的社会活动为之张目，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样的话题在有的社会被打压，在有的社会成为政策。所以没有不可笑的议题，不可笑是因为没有或者不能争论，但是如果争论之后变成严肃的社会共识并由法制保障，这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所在。

台湾选举检讨了很多问题，也带给我们很多觉得可笑的争议，但是喧嚣和吵闹过后，我们希望看到它能够得到严肃的对待，从而提升台湾民主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