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产生仇恨。
引言 充分就业16年后
这本书首版是1944年，这次重印没有做出任何修改。英国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我们在本书第五部分将看到充分就业的一个可能出现的危险—通货膨胀导致货币价值缩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在这一版里加入了这篇引言，谈谈如今的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并且在后面还会谈到是否以及如何结束通胀这个现实问题，同时保留了我原书名的两个方面—充分就业和自由社会。
这一版的引言取代了1952年版的序言，但是其他内容一如从前。1944年版时在奥斯瓦尔德·乔治（Oswald George）的帮助下，这本书的内容和统计直到今天都有用，比如表20取消失业福利的数据。这些统计数据尽管与引言的话题没有直接联系，可能仍能满足对充分就业感兴趣的学生的需要。这些数据将尽快发表在统计师协会的杂志上，该杂志已经与我和奥斯瓦尔德讨论过多次。
1. 充分就业
充分就业是指提供给工人的空缺职位超过了寻找工作的人数，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失业情况。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会变化的，如果是定性而不是从定量角度看，一些人在换工作过程中会处于失业状态。1944年，作为一个暂时失去工作的数量估计，我提出约占总劳动力的3%，这个比例的劳动力可能会处于暂时失业状态。凯恩斯看到了这个数据，写信告诉我，他认为把这个目标定为3%不是个大问题，只是觉得惊讶为什么这个数字会这样低。我回复说3%的暂时失业是“一个保守而不是过度悲观的估计，目的是将未来的平均失业率限定在充分就业水平。”1
实际上，在1948-1959年的12年里，英国的平均失业率（加总所有行业）不是3%而是只有它的一半，准确说是1.55%。
从1946年到1959年1，每年的失业率如下：
（录原文）
不计1946年和1947年，这两年受到战后波动的影响，其他年份的失业率从未超过2.2%（1959年），最低只有1.1%（1955年）。
这些比率来自劳工部定期在劳动快报等处公布的统计数据。还有一套失业率数据与我的略有差别，刊登在1958年2月份《牛津经济论文集》的一篇文章中，是道氏（J.C.Dow）和迪克·米罗（L.A. Dicks Mireaux）给出的空缺劳动岗位数。根据这篇文章，对1946-1957年失业率和空缺工作职位的对比图，刊登在价格、生产力和收入委员会的报告第69页。在早前几年里，空缺岗位数远远超过了失业率，但是从1950年开始，出现了上下波动。充分就业实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回到了失业状态，在两次大战中间，英国有14%的工人失业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失业率只有1.5%。带来这个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可能这就是如今英国经济繁荣的最大原因。
这种变化不能用我们从1945年开始一直处于冷战状态来解释。冷战直到1951年开始才变得严重起来，而这和战争时的劳动力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就业取决于支出。除非支出—不管是公共支出还是私营领域的支出，不管是用于消费还是投资—足以满足全部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否则充分就业状态就难以达到。只有国家通过决定其支出和借助税收手段影响其公民的支出，才能从总体上保证足够的支出。所以在1944年，作为落实充分就业政策的主要手段，我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人力的预算，而不是基于假设的税收限制。2
令人高兴的是，这个新预算建议在3年前（1941年）被金斯利·伍德（Kinsley Wood）采纳了，他在张伯伦辞职之后，终于得掌财政部，凯恩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
约翰·西蒙爵士制订的1940年预算遵循的是旧模式，只是根据政府收入和支出总和来制订。金斯利·伍德1941年的预算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新风格。他不仅参考了政府收入和支出，而且基于一个更广泛的“有关我们的战时金融和经济政策”的调查，并考虑到了“我们不得不继续面对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缺口”。
这种新风格延续了下去。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在1945年4月引入了战时预算，从白皮书开始，“测量全国的收入，也就是社会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金额，并展示收入是如何支出的。”他宣布了充分就业政策以及物价和工资稳定政策。
工党政府1945年7月份上台执政，落实了约翰·安德森白皮书里提到的政策。由于需要掌握所有事实才能制定经济规划，他们通过发布经济调查报告，记录过去一年的情况，并对来年做出展望。
在1947年2月公布了第一份经济调查报告，第二年，财政大臣斯塔夫·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进一步推进了新预算风格，将1948年经济调查报告和预算建议案放在一起讨论。经济调查报告一直延续到今天，忠实地记录了经济史，依次记录了从战争中恢复经济的后续问题：人员、设备、美元损失；1949年英镑贬值；1950年重整军备；1951年支付危机；时断时续的通货膨胀。我们这里只讨论后面这些问题。
2. 通货膨胀
1944年，我注意到关于薪酬谈判的两个事实：过去这类谈判习惯上市各行业自行开展的，现在谈判力的显著提高是全民就业的结果。尽管这种力量增长导致了劳工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工业总产出的更大份额，我还是对此持欢迎态度的。但是我要提出一个警告：分行业谈判，如果不考虑其对价格造成的影响，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造成货币薪酬跟随货币上涨，而整个劳工阶层整体上并没有得到真实的薪酬增长。[2]
为了避免这个危险，我给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个是“劳工中心组织，比如国会贸易工会联合会，应该把经历放在制订一个统一的薪酬政策上面，确保从整个经济形势角度评判各工会的要求”。我第二个建议是更多地采用仲裁方式，尽管我不认为仲裁在因果这样的自由国家是可以强制执行的。
现在无法知悉1945-1950年工党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我对通胀的担心，以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么深入的讨论。
1947年1月，劳工大臣（乔治）颁布了白皮书《雇主与劳工关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这是一篇关于“国家处于严重经济形势”的长篇大论，支持最紧迫的是提高单位劳工的生产，而不是在提高每小时或每年的工薪。休·达尔顿（Hugh Dalton）在1947年提到两个预算时说道，“当前市场上钱太多，而可供应的货品太少了。”他指出“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进一步增加对抗通胀的预算。”
1948年2月，斯塔夫·克里普斯取代休•达尔顿出任财政大臣，提出了另一份白皮书“个人收入、成本和价格”，其中做了如下表述：
“一个基本要求是，如果不提高生产量，就不应该继续提高个人收入水平……”
“这样大的加幅…只能造成通胀。除非生产量也大幅上升，否则就会推高价格和费用，影响到退休人士、儿童和其他社会福利服务对象，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其销售能力。巨大的市场压力使得人们几乎无法对产品和劳动力的持续供给施加控制手段。”
然后得出了一个反对在当前提高任何收入的毋庸置疑的结论，即除非是特殊情况—吸引劳动者从事符合国家需要的人力短缺的特定行业，否则不应提高人们从利润、租金或薪酬中获得的收入。“每一项提高薪酬的请求都必须从是否有益于国家的角度进行评判，而不是基于维持不同职业或行业之间原来的相对均衡。”这个结论来自一个警告—如果他们的观点得不到重视，政府将采取控制价格手段，防止薪酬带来的高成本引发不利于消费者的提价。
斯塔夫·克里普斯在1948年4月做预算时，在关于个人收入的白皮书里，清晰地表述了他的原则。在制订下一个预算（1949年4月）时，他声称已经形成了“一种令人感觉舒适而不过度的去通胀，在工作空缺和劳工之间实现了更好的平衡”。他详述了政府在经济复苏和社会安全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毫无疑问，政府刺激产出的做法有时会成功，比如1949年。而零售价格要比1958-1959年的大多数时间只变化了一、二个百分点。但是历史证明了，无论工党还是保守党政府所做的稳定价格努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难算得上是成功。
1957年8月，一个三人委员会成立了，由科恩勋爵担任主席，对价格、生产力和收入进行研究和报告。在科恩勋爵离开这个委员会就任其他公职之前，该委员会发布了三篇与本序言讨论主题有关的报告。
在第一份报告第5页上有一张零售价格表，显示从1946年到1957年间，价格每年上涨了4%-5%，整个11年上涨了65%。其他表格展示了薪酬和利润的上涨情况。从1948年到1956年，薪酬总共上涨了81%，企业利润上涨了76%。[3]
导致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价格和生活成本上涨的一个毋庸置疑的原因，就是我在1944年预言的情况，在充分就业下，雇主联盟在工会要求下，准备根据生产情况提高货币薪酬，同时提高价格来补偿他们自己。乔治·伊萨克斯和斯塔夫·克里普斯开始了一场抵制通胀致贫的战斗，但结果远称不上是成功。
1952年，一家名叫政治与经济规划的组织出版了两本出色的小册子—《贝弗里奇报告之后的十年贫困》和《兰开夏的社保与失业》，它们的共同主题是个人储蓄的消耗，可以作为人们在遭遇不幸时保持独立的一种方式。正如本书多次提到，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的目标就是实质上废除公共慈善—对持有贫寒证明书的人实施国家救助，而代之以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一项权利，每个公民都应该有权规划自己和家庭亲属的生活。十年之后，1952年有超过200万人需要国家救助；价格不断上涨已经摧毁了社保体系。
1953年，报纸刊登了5月21日我在上议院发表的讲话，提醒大家关注提高薪酬的要求和资方的接受导致了价格上涨，对社会保险和家庭造成了影响，报纸也提到“还有300多万人仍在争取更高的薪酬”。
1956年1月，首相在布莱德福演讲时，正式宣布要打一场对抗通胀的战争。接着2月份，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就同一话题发表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广播讲话。5月11日，重要的政府大臣和工会事务国会一般委员会（TUC）的领导人接受了采访，他们承认英国的情况很严重，声称在完成一项手中的报告之后，将再次会见首相。但是TUC在5月底发布的这份报告，主要是批评了政府刺激了人们的加薪要求，到了6月中旬，TUC显然不太可能就薪酬问题提出建议。一周之后，一些保守党议员催促用法律手段对价格和薪酬进行管制，但是政府拒绝执行这个“不正确的解决方案”，没有给出替代方案，僵局形成了。
与1946年相比，1957年人均收入已经翻了一倍有零（从100增加到210），而人均产量却只增长了25%略多（从100到129）。
1958年，接受国家养老保险的人里，有四分之一要退出国家救助计划。
1959年，尽管物价变化很小，年底仍有80万名农业工人获得了加薪并减少了工作时间，这必然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另外一个运输行业的大型工会也发起了争取加薪和减少工时的罢工。
科恩勋爵的委员会的授权调查范围表明，价格应该具有合理的稳定性，和一些学者认为价格缓慢上涨有助于贸易的观点相反，委员会认为，如果从社会整体角度考虑，目标应该是阻止通胀，而不只是减缓通胀。在指出大量社会阶层并没有涉足贸易—既非雇主又非雇员，比如退休人士、固定收益证券持有人、主要依靠收取合法租金的土地和建筑所有者之后，委员会认为“价格上涨造成的主观武断的再分配，即便速度很慢，也是不公平的。”上述遭受通胀不公平对待的阶层名单是前文引述的工党政府1948年白皮书的一个有趣的回应。
从我早期对各地不同生活条件的了解过程中，我一直认为维护价格稳定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责任，与维护国际国内和平，去除欲望、不必要的疾病、贫困和无知，是同等重要的。令人欣慰的是，科恩勋爵的委员会的观点与我完全一致。
我相信在这里，我代表的是英国人民的一个最坚定、最古老的传统—他们希望自己口袋里的钱不贬值。而专业的经济学家和交易者有时持有相反的看法。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尼古拉斯·卡尔多1959年8月和11月发表在Economica上的最新文章“经济增长及对通胀的影响”也只支持这种观点的。他在我写“完全就业”一书的统计附录（C）时，给予了很大帮助。对于我而言，对货币和价格的看法，是站在普通市民立场，而不是站在交易者一边的。
在我写完这本书之后，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投资人纪事》（investor’s chronicle）编辑所写的一篇文章，从商人角度驳斥了通胀有益于普通股持有人和其他股东的说法，作者认为“普通股和…整个经济，更多是受益于持续提高的生产力，而不是通胀。假如我们能把这种说法传播开来，以取代失败主义者认为通胀无法避免的观点，我们的处境将会好得多。”
科恩勋爵的委员会从1946年开始就一直在说，英国“在同样长的和平年代，从未像最近11年经历了如此大的价格上涨。”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近300年的研究成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主要战争期间，价格都是上涨的，而在和平降临之后，又都会跌下来，不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拿破仑战争，哪怕是1692-1702年相对规模较小的马尔堡战役，莫不如此。
正如菲尔普斯·布朗（Phelps Brown）和西拉·霍普金斯（Sheila Hopkins）在一篇名为“七个世纪的消费者价格与薪酬上涨”的有趣文章所说，英国价格史的特点就是长期稳定的价格间或会受到收成不佳的影响。就战争而言，这不仅适用于最近300年的英国，也适用于从1260到1650年这300年的大部分时间—当时已经有价格数据可查。
有趣的是，从1540年到165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收成很好而且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只出现过短暂的经济放缓，可是物价却在一直上涨。这个时期的后段大约100多年，物价上涨是源于西班牙人从美洲带回的白银，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英国。这段时期开始时的物价上涨是英皇亨利八世造成的。
每个人都知道亨利八世夫人多，娶了六房。没有人知道他花钱也是大手大脚—总想要得到更多钱，他发现可以用贬值的方法，同样多的白银可以发行的先令数量是之前的3-4倍。而他的继位人，尽管努力恢复货币价值，但收效甚微。多亏了英国传统，伊丽莎白一世不久于1558年继承王位，她做了正确的事，回收了旧钱，重新发行了新钱，购买货品的价格不是过去的价格，但是在短期内价格是稳定的，直到美洲白银重新流入英国。
今天我们有一些强大的机构—贸易工会和商业协会，事实上让我们的货币贬值了，他们要求为同样或更少的工作或者更少的产品支付更多的钱，这种行为最终不会带来好处，而是留下了不少副作用—毕竟对旧币的需求增加了。人们只能期望伊丽莎白二世认识到她的政府和子民像伊丽莎白一世时代那样盼望好的货币。淡然，我们今天的薪酬结构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纠正。但是有那一项不公与通胀摧毁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存款价值可以相提并论或比之更为严重呢？
通货膨胀曾是我的老朋友罗伊·哈罗德爵士一本著作的主题，那本书出版于1958年，书名为：反通胀政策。该书的立场与我在这篇序言中的观点完全不同，关注的几乎全部都是货币及其管理，金本位，贬值等等。其中一个20页的章节谈得全是薪酬，全书总共有250页，作者认识到薪酬可能带来了问题。但是在结论部分，他坚定地认为“进去持续的通胀”（意指延续到1957年乃至还要持续下去的通胀）“已经成为1949年贬值的无法避免的后果，”而不是充分就业下的薪酬和物价原因。
后来，罗伊·哈罗德他又建议雇主方应该将雇员薪酬提高2.5%。至于他是如何得出这个数据的原因，我无从知悉。这样做就需要雇员人均产出也每年提高2.5%，或者要求英国雇主和进口商能够承受相应成本，而不提高工薪阶层认为会对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商品的价格。
就通胀这个问题而言，我发现有两点，需要与我的这位老朋友商榷。
一点是他认为稳定货币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责任。
“市民们，包括工薪阶层都不希望货币贬值。在这方面，政府有责任遵循这个原则。”
他进而赞扬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做法，我们在这方面观点一致。
另一点是他认为如果存在薪酬谈判导致通胀的危险出现时，国家应该直接插手终止这类谈判，而不是减少劳动总需求。
但是他提出的正式纠正措施，在短时间导致的薪酬上涨幅度，要远远高于英国政府自二战以来所做的努力，而且也被那些掌控薪酬谈判的人士完全拒绝了。我们要从英国实际情况出发，找到更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法。
通胀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不仅仅困扰着英国，其实也是各国都遇到过的难题。我提到过去一些示例，我也在1959年11月一家美国杂志采访通胀和社会保障时，在美国财政部长安德森之后说过，我很同意他提出的可行做法：美国政府有责任阻止通胀，向民众提供币值稳定的货币，只有政府作为货币管理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单靠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还需要经济领域其他机构的合作—商业机构以及雇员和雇主协会的影响重要而且强大。这些都适用今天的英国。
“所有权利都归于信任，”迪斯累利写道。但是他和我们都明白，权力可能腐蚀掌权者，并误导他们。在过去，权力经常被自私地授予阶级或富有者的继承人，权力的使用不顾及自由和平头百姓的感受。如今，在充分就业下，组织获得的权力可能被左派人士滥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况时有发生，摧毁了民众的储蓄和养老金价值，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困难拮据。未来如何能够避免这种不公再次发生？在自由社会完全就业情况下，怎样做才能稳定货币？
3. 稳定货币之法
货币之本及其管理的主要职责归于政府。国家创造了货币，货币的唯一或主要目的就是让民众用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计划他们自己和抚养赡养者的一辈子生计。货币是带来自由和快乐的工具。但是货币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一个好工具：经过管理达到了充分就业，以及币值保持稳定，至少是在购买所有生活必需品方面做到了币值稳定。
直到近年来，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得到满足，在货币管理方面，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无论是英国还是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情况都是如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都遭遇了就业的高潮和低谷，伴随的是价格的上涨和下跌，我们称之为商业周期。如今，国家在充分就业和稳定货币方面保护市民的责任，不仅被英国认识到了，而且其他很多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至少在英国，政府的权力在这两个职责领域是不同的。政府通过控制货币，政府依靠自身权威为民众带来了充分就业这个无价之宝；政府这方面的职责是清晰的。对于稳定币值，政府现在还没有完全权力。其职能还无法在某些方面高过充分就业的责任，无法防止某些人利用通胀摧毁货币价值而损害其他人。但是政府的这项责任不能被贬低。
在其他领域，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情况。例如，今天的英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改善道路交通设施。如果每位市民处于为他人着想的初衷使用这些设施，而从无尝试以危险速度驾驶，那么政府就没必要控制道路的使用。实际情况却是控制越来越多。
英国政府从二战以来一直没能成功，直到最近才将货币稳定下来。因为政府尝试而且未能得到雇员和雇主两类组织的合作，而这两方设定了薪酬和物价。物价上涨和雇主在加薪要求方面的让步一直持续至今，还没有出现停止的迹象。
如果政府要履行好其保护币值稳定的责任，就必须拥有新的管制权力，以代替自由合作方式吗？
这类管制可能采取的形式有：基于生活成本的价格上涨需要一个公正的权威机关的同意，可以是在仲裁之后调高薪酬，而且只有在仲裁人建议相应提高物价时才能涨价。这类管制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杠杆，提高产出和取消对产出的限制。
政府的这类管控需要与其承担的保健、住房、教育、交通、社会保健以及其他福利方面的责任相适应。这些职责的履行可能导致政府因物价上涨而支出更多，但是政府可以征收更高的税收。
控制基本物价，依照现状维持就业选择和薪酬决定权的归属，保障社会的基本自由度，这些都不违反原则。
但是实践上并不容易这样做。确定适用的法规条款，强化管控，防止利用替代物逃避责任，都是相当繁重的工作。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管制物价的经验来看，如果得到了爱国主义支持，我并不急于看到政府采取这样一个可能会引发争议的措施。
此外，我无法忘怀曾与工会及其领导人多年来愉快和富有成果的合作。1909年，他们同意出于维护民众利益，让政府介入此前一直由工会掌控的失业保险领域。1941-1942年，他们参与了社会保险的讨论和政策制订，让男人和女人都平等获得了保障。我呼吁让我们的政府，不管它是由哪个党派领导，能够在社会保障方面做更多努力，得到雇主和雇员群体的支持与合作，让我们的货币和物价保持稳定。
如果这种努力失败了，我们将面对明显的问题。如果决定薪酬的那些组织继续提出要求，为更少的工作支付更多钱，那么英国人民就必须做出选择，是推行某种形式的价格控制，还是忍受货币贬值带来的无尽的通胀，那将让我们的存款变成废纸。随着生活变得日益艰难，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公共救济，而能够提供的公共慈善却越来越少。
前言（1944年版）
这本书是在一份名为“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报告，是1942年11月提交给女王陛下政府的报告“社会保险与联合服务”报告的续篇。在那篇报告里，我在其中的社会保障计划中提到了3个假设，即一个儿童补贴系统，一个综合保健和康复服务系统，以及维持就业。如果将社会保障定义为由政府组织的为个人提供保障，以抵御即便是在社会整体条件已经做到尽可能好时个人所面对的风险。儿童补贴和医疗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在我的这篇报告里，仍将继续讨论这两个假设，并提出实现它们的一些建议。对于第三个假设，维持就业和预防大规模失业，这里不讨论，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维持就业的方法不是上述定义的社会保障的一个内容；而是为了社会经济条件保持整体健康的一般应用方法。我现在已经尽我所能完成了我前一份报告所提的问题。
前一份报告是在女王陛下政府要求下，由我撰写的，当时我担任一个跨部门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都是公务人员。在委员会成立7个月之后，政府决定，由于政策可能引发的问题，各部门代表应该作为我的顾问和评估人，而报告应该出自我一人，由我个人署名，各部门代表不得以任何方式提供政策所涉及问题的观点和建议。所以，我的报告完全由我一人负责，没有包括其他人的意见。而这篇报告在没有各部门代表的帮助，没有政府调查、咨询等资源的帮助，不可能由我一人完成。在报告里，我已经真诚感谢了各部门代表，但是报告中表达的观点，则完全由我一人负责。在其他场合，我很高兴可以更大方、更充分地表达我的谢意：
“关于贝弗里奇报告还有一个经常听到的说法，即这是由一人撰写的报告。事实上，这确实是只有一人署名的报告，就是我自己，所以只能由我一个人为此负责。其他人不可以在书中采用这篇报告的内容。没有其他人负责，并不是说这篇报告可以由一个人坐在那里闭门造车完成。和我一同工作的是一个代表本报告讨论的所有问题的相关部门的代表—都是政府中最好的专家。作为委员会，大家检视了所有证据，讨论并提出建议，他们担任了我的专业顾问。如果没有他们提供这些帮助，这份报告会完全不同，质量也会很差。我会为这篇报告的所有建议负责，就像一位大臣要对其部门所有事情负责一样。我就像负责战后重建中这项工作的一位临时大臣，否则就无法完成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