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GDP，因为虚报而被夸大的部分，很可能已经小于因为少报而被低估的部分。
近日，媒体报道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透露，2017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增长6.9%左右。这意味着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超过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所确定的6.5%的目标。除此之外，李克强总理还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一系列重要指标均表现良好，整体形势好于预期。“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创多年来的最低；进出口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企业效益明显好转；债市、股市、房市平稳运行，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
这报道部分证实笔者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看法，包括于12月7日发表在本栏（笔者在网易研究局的专栏）的：“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 债务严重性被夸大”一文。
另一方面，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16日的报道，“人民币兑美元昨日冲破6.42关口……创逾两年以来新高。中间价也大涨，创2016年5月3日以来高位……2018年新年以来人民币汇价涨势如虹，短短半个月时间最高涨幅一度超过1.2%，而2017年全年人民币上涨幅度为6.72%。”这也大致部分支持笔者长期以来看好人民币（至少在实质汇率上）的观点。
李克强总理也指出，中国的发展将最早、最多地惠及周边国家。这观点是否符合经济学原理呢？
经济学的第一与第二福祉定理只分别论证：1.在一定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是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2. 如果有合适的禀赋的分配，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点可以由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来支撑。（关于这两个福祉定理，见拙作“福祉经济学”，《东岳论丛》，2016年第1期，5-14页。张清津译）但这两个定理都没有论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有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正还是负。经济学还缺乏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三福祉定理。
可以论证，一个国家的富有化，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例如，中国的富有化，使中国能够出口更多衣服，使衣服的世界价格减少，就可能使另外一个主要出口衣服的A国蒙受损失。不过，也可以论证，一个国家的富有化，对其他所有国家整体而言的经济影响，多数情形是正的。例如上述中国富有化的情形，虽然A国损失，但那些进口衣服的国家会得利，而且得利的程度比起A国损失的程度大。因此，其他国家整体而言是得利的。（详细论证见笔者1996年在PacificEconomicReview的文章：The enrichment of asector（individual/region/country） benefits others： The third welfare theorem？）
为何其他国家整体而言是得利的呢？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富有化，使其他国家有了一个更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如果不考虑政治与心理上的相互竞争，只考虑传统经济变量，其他国家整体而言是得利的。既然是通过贸易关系（广义贸易可以包括投资等）而得利，则周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成本比较小，机会比较大。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抵消因素，例如上述A国的情形，则李克强总理说的中国的发展会最早、最多地惠及周边国家，是有一些经济学基础的。
周边国家包括亚细安十个国家。今年（2018）是新加坡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而新加坡也于2015年8月起出任亚细安与中国对话关系协调国，任期至今年8月。因此，2018年将是新加坡在中国与亚细安之间扮演沟通与搭桥的良机。因此，孙喜先生1月15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为文指出，“中国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新加坡则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两国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经贸关系……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有着天然人文渊源的新中两国关系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2018年，新中两国应该摒弃前嫌，努力向前看，继续往前走，着眼于求同存异，尽量理解彼此关切并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互谅互让，互利共赢。”
另外一个有关问题是，官方的利好消息是否可靠？统计数字是否有很多水分，甚至造假？关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见如侠客岛的文章：《侠客岛：为何几省份自曝GDP“注水”？来自双重压力》。
笔者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不过，笔者认为中国关于GDP的官方数据虽然有水分的问题，但大致还是可以依据的。一方面，有如侠客岛的文章所述，中央对这问题有一定的掌握。其次，GDP数据也有与虚报相反的问题，就是漏报、少报，尤其是由于逃税的原因。这种少报，随着民营企业的相对重要性之增加而增加，也随着服务性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加，更随着灰色经济的相对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加。在这三方面，中国这几十年来应该有大量的增加。因此，中国的GDP，因为虚报而被夸大的部分，很可能已经小于因为少报而被低估的部分。至少趋势是向这个方向发展。
减少虚报的办法牵涉很多因素，包括落实习近平主席说的“不简单以GDP论英雄”，加重对环保和其他与人们快乐有重要关系的指标的重视。
相关阅读《华人知名经济学家黄有光谈“冰花男孩”： 可以增加对中国富人的征税》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要增加平等，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像城乡隔离政策），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可以普及教育，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
1月9日，云南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因当天气温较低，家离学校很远（4.5公里），走路上学沾染冰霜，成为“冰花”男孩，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新华社记者吉哲鹏认为，“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必须加大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动作为、及早谋划。”
对贫困与苦难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显示人们还有“恻隐之心”。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在一个甲子内，受到几次摧毁人们道德的大灾难，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对“小皇帝”的培养、改革开放对过度物质主义的加强等，人们还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恻隐之心”与“羞恶之心”，是令人鼓舞的。不过，在恢复正常道德水平上，还需要再接再厉。（详见拙作《快乐之道》第12章。）不过，笔者是搞经济学的，本文主要在于论述，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可能过分强调除贫或减少不平等的成本，而忽视其利益。其次，本文也指出，减少不平等，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用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
经济学者高估税收的成本
传统上，经济学者（包括James Meade 1964，James Mirrlees 1971， ArthurOkun 1975/2015）强调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要增加平等，必须牺牲效率，没有免费的午餐。除了行政等成本，这主要是因为多向富人抽税与多补贴穷人，会减少人们多赚钱的激励。这是包括左中右派几乎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然而，这结论是基于在没有税收与补贴的情行，经济是处于最优的假设。这假设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成立。这是因为：
1.绝大多数物品（包括劳务）的生产与消费都有很大的环境破坏作用。
2.人们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际攀比的相互抵消的竞争，在个人层次有利，但在社会层次无效。
3.对钻石性物品征税，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负担也没有。征收100亿元的税，负担不是130亿元，也不是100亿元，而是0元。（由笔者在《美国经济评论》1987年的一篇文章论证。）
4.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多消费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真正的快乐，使金钱上的成本，未必是真正的终极层次（福祉或快乐）上的成本。（关于这些论述，请参见笔者于12月27日在本栏的《特朗普太重视GDP：减税会加重各国恶性竞争》一文，与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一书。）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税收与其说是有扭曲性的，是减低效率的，不如说是有纠正性的，是增加效率的。为了除贫而增加税收，经济的负担远远没有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那么大。
增加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即使不考虑笔者的上述观点，近年的研究也发现，增加平等除了也有人们大致知道的减少犯罪、增加社会和谐等作用，甚至也有增加经济增长率的作用。（见如： J. Mokyr 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4的文章。）
包括Solar1995； Greif 与 Iyigun 2013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出现之前，英国的贫民法大致促进了技术进步，因为它减少那些因技术进步而损失者的抗拒，减少社会不安。包括Lindert （2004， 2009） 在内等经济历史学者们也论证，政府的福利支出（及其所需要的税收）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大致上利益与成本相当，使“福利国家”成为免费午餐。如果考虑对平等的贡献，福利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应该增加。一些南欧国家的经济问题，原因并不是太多福利，而是太多政府债务。北欧国家福利更多，但大致并没有问题，反而长期在快乐指数上，领先全世界。
一个有关因素是，在现代的经济，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越来越重要。在物质资本比较重要的从前，不平等使富人的储蓄增加，因而通过物质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在人力资本比较重要的现在，平等增加教育的普及，通过人力资本累积而增加经济增长率。（详见Milanovic 2011）。去年的一篇文章也论证，在大多数情形，减少贫困的税收政策增加经济增长（Biswas et al. 2017，p.724） 。
在中国的情形，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加上政府在除贫方面的努力，贫困人口大量减低，成绩斐然。现在我们认识到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利益很大，而其成本实际上并没有传统经济学者们所强调的那么大。因此，我们应该加大除贫与增加平等的力度，使像冰花男孩之类的事件较少发生。
用有效率的方法增加平等
不过，减少不平等，应该用有效率的方法，而不是像北京用摇号分汽车号的笨拙方法。这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法，表面上很公平，实际上很不公平，一个人只靠幸运，就能获得值几十万元的利益，哪来的公平？获得车号的未必是很愿意的购买者，实际上是很没有效率的方法。用拍卖，买者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才能够获得，社会也得利（拍卖的收入）。要增加平等，除了去除一些造成不平等的限制（像城乡隔离政策），可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可以普及教育，增加对穷人的辅助等。
一个人是否穷，是看其总购买力，不是看他对某种物品的消费量。因此，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平等政策加强力度。在具体措施上实行违反效率的平等政策，例如只对富人征收环保税，实际上也有反激励作用，而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因为使有些人不进行足够的环保，因而整体而言是低效率的。因此，不论要达到的平等程度是多少，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以效率挂帅，不论富人穷人，一元就是一元。这样，就可以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增加累进的程度，以更加高效的方法达到同样的平等程度，可以使所有收入组的人们都得利。这是笔者早在1984年美国经济评论上论证的。当时原来是要证明穷人的一元约等于富人的16元，结果我右倾的头脑推翻我左倾的心脏，证明一元就是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