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主要说了我对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联合阿里研究院、百度发展研究中心、滴滴政策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经济白皮书：解读中国互联网特色》中关于“中国互联网经济三大特色”部分的看法，这篇简单聊聊我对报告第二部分“对中国互联网特色的思考”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互联网在体量达到相当规模的基础上，还能够取得快速增长发展？这里实际上分析的是市场背景或前提、要素，而不是讨论成功的关键。报告（P25-P34）将原因归为红利因素和环境战略。
整体经济环境红利，也包括要素投入。包括红利大量、年轻的用户族群和充足和低成本的年轻工程师；资本红利：宽松的货币供应和活跃VC；基础设施红利：政府主导或推动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红利：开放共享是互联网的核心理念，免费资源可让技术获得跳跃性的提升。由此可以实现跳跃成长战略，即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部分传统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存在较明显缺口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原有起点相对较低，互联网带来颠覆式解决原有痛点机会，迅速成为主流，例如在流通零售、金融服务、物流运输、生活服务、资讯娱乐等等。“跳跃成长”作为这个报告一个“主打概念”被重点论述。不过我们先放一放，回到红利部分。
应该说，报告所列举的红利都是存在的，：人口、人才、资本、基础设施，乃至市场发育不充分、产业发展不成熟也都可以视作是广义上的红利，这些红利对中国互联网快速成长起到了基础的、关键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但，有一条被研究者和报告所忽略了：制度红利。是的，制度红利。
谈到制度对中国互联网的影响，很多时候被视为是负面的—— 滞后、阻碍甚至压制的。的确，这些情形不仅存在而且在某种领域表现很严重，后果也很严重。不过，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制度之于经济的“先进性”，而是制度之于创新的“机会性”。
的确，谁也不曾预料到的中国互联网二十年暴风骤雨般的成长，会如此直白和直接地凸显了大量制度政策准备不足、安排不当的问题，如市场准入、监管治理、知识产权、消费权益、信用保证、信息安全、数据保护等不少领域既有法律法规滞后，并与愿望、实际和需求不匹配，但不可否认也正是这种全局的被动滞后和局部的主动缺失，给中国互联网媒体、信息、零售、交通、营销、金融发展带来了“野蛮生长/蓬勃生长”的机会空间，所谓“边发展、边治理、边立法”被视为是一个明智之举。
事实上，中国互联网发展并非仅仅得益于制度缺失的“时间红利”，即时间换空间，也同样得之于制度完善的“空间红利”。远的不说，仅仅这两年的互联网+、双创、“放管服”、人工智能、大数据、消费升级及专门针对分享经济发展的释放的一系列战略、计划、政策的巨大红利，便是中国分享经济走在全球第一的最重要保证。因此，在理解中国互联网特色的时候，制度特色和特色制度是必须需要被认真评估分析的，否则不能说清中国互联网的某种特质。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互联网异常活跃多变，成功关键因素是什么？报告（P36-P45）做了一定的分析。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从三点来理解，也就是投入与供给、选择路径和获利退出方式。
正是因为大量要素投入和红利释放，让中国互联网市场的供给参与者数量众多，造成了形式意义上的供给过剩、竞争惨烈。但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创业创新企业因为自身技术与产品原创能力有限，选择了应用驱动的商业模式，针对中国市场中那些发育发展不成熟的行业、区域或服务提供“补偿型”或“消痛式”商业服务。
从市场和企业视角，这种模式必须具备一些特点才能够被投资者、创新者和消费者三者共同接受：短期见效、场景充分、挖掘增量。因此，我们看到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普遍倾向于改良性创新或微创新，关注线上线下结合与落地，关注交易转化和营销，关注客户服务和响应。故而，虽然这个互联网市场总体上偏重应用驱动，但围绕技术与应用及商业模式的结合，还是进行了非常众多和独特的创新，这点上，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重点研究下支付宝、微信和滴滴出行三个产品。
当然，这种创新竞争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问题，常常表现在竞争门槛相对较低，市场相对透明开放、技术相对开放，所以在形成风口的同时，规模化和同质化竞争激烈，任何出现的微创新和改良性创新都成为竞争焦点与模仿对象，市场风险与波动性更大，企业成败往往在很短时间内便被决定，因此，几乎所有企业都将获得用户规模数量作为最高目标，以期获得理想的市场份额和TOP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预期时段内（中国互联网预期时段本身就是一个特色）实现企业商业目的：最起码的良好资本估值、至关重要的后续融资、或许最好结果的被并购收购、乃至心目中的终极IPO。
因此，在中国互联网市场当中，三个能力成为关键，也可以说正是这三个能力的突出造就了今日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大部分成功与繁荣。
本土定制，这不仅指简单地产品和功能定制，是必须认识到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环境，满足给中国市场需求的多元、多样、多层供给必须适应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而且中国互联网侧重应用驱动型创新的路径选择决定了竞争方式是必须是针对这种特色需求的；
快速响应，这不仅指狭义的客户服务响应，是说应用驱动型创新使得行业呈现竞争者众多，节奏快、变、猛特点，各种创新成为竞争焦点，同时国民技术与数字素养的迥异，要求创新和服务必须并且做到即时、敏捷、高效，并且在可用性和可靠性方面做到最好；
虚实转化，这不仅指借助互联网数字媒体和广告营销提升商业销售或交易的能力，更主要的是指中国传统行业在选择互联网应用型创新合作时并非只是考虑互联网数字空间的增量，而是把最大化利用实体资源存量、数字化弥补线下基础设施不足和利用数字扩展总体市场边界三者同时考虑，这也是所谓“跳跃成长”的关键。
第三个问题，未来中国互联网的特色会不会有所变化？这个话题我很难全面回答，点到为止。 第一，中国互联网的基础红利的特色不会消失。特别是在新一代技术开始逐步突破的当下（如AI之自动驾驶），资本趣向、基础设施投入、制度政策等红利和要素投入会持续加大。所谓“人口红利消失，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的论调，也只是看到了消费互联网市场的普及度而忽略了产业互联网市场，即便在消费服务型互联网市场，金融、教育、医疗、交通市场也还是初期，人口红利远远没有释放，这给整个中国互联网带来良好预期。
第二，快速增长与变动的特色不会消失。如果讲基于一般意义上的消费互联网竞争初步呈现出格局化和巨头平台，但在三个因素下依旧有新的驱动力会带来变化：新技术发展带来的针对新应用和新服务的市场创新（AR VR 机器人服务），互联网深化推动的传统产业（产业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新商业和新流程（智能制造、物联网），国内资本在前面二十年互联网红利中所得相对国际资本有限，具有更强烈冲动，这些都会影响到更多的创新企业会出现并展开激烈竞争，而且如果中国互联网生态确实被有效构建与进化的话，这种物种演化与竞争会繁荣。
第三，如果加入国际化进程，现有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国内微创新会减缓，这可能是一个新特色。这个理解可以分为两点：对基础、前沿和深度技术的创新关注和投入会增加，参与全球竞争；对中国消费互联网市场经验的海外推广和投入会增加，获得全球市场与受益；对传统产业和行业互联网转型改造的介入和投入会增加，扩大实体经济参与度。当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互联网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红利的需求，远远高于其他。
小结一句话中国互联网的下一阶段，是否还能呈现出“跳跃成长”，要看评估这一跳跃的测量维度是什么？全球还是国内？规模还是增速？基础创新还是商业应用？消费领域还是产业市场？经济效益还是制度突破？价值还是价格？大而强还是小而美？开放平等还是坚不可摧？再或者，是终极欲望还是初心回归？—— 其实，中国互联网要继续保持“跳跃成长”并不难，难的是选择哪种增长方式，这才是中国互联网之于全球有无价值和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