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城市的本质

城市吸引人们的地方在于拥有更好的设施，交易便利且能产生很多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城市有相对比较成熟的法律环境保护人们的权利。城市在持续发展，城市化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城市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这里更有易于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知识确立了不同城市间的连接，城市使之更为成熟。限制移民或者设置各种苛刻的移民条件会限制一座城市发展，这非常容易理解，移民将带来多元化，这是创新和调高生产率的基础。

人们首先需要借助城市这一平台增进财富的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效率就显得很重要。人们如何获得、拥有、积累财富是这一过程的核心。资本是基数，收入与消费决定这个城市的发展状况，收入高且消费高是活力和正常的表现，人们的工作时长则是城市发展潜力的指标。但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形成一个因人而设置的过程，它必须有自己的规划才会发展起来，对人口的涌入即使实施严格的限制也无法有效的将人口置于资源的高效合理利用之中，基础设施如道路、排污、水源和安全保障等会面临一定的压力，但实施哪些人群适于城市准入的筛选更有破坏力，人们根据能否在哪里立足能够在一定时间做出合理的安排。政策是城市发展的支柱，不过人为改变城市发展的路径是非常糟糕的，比如为了发展房地产而兴起的造城运动，城市常常基于历史、社会因素而来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产物，是市场机制造就的，必须因此因势利导。

城市是文明的源头并承载着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城市的文化和舒适度非常关键。舒适度随着经济效率和规模的提升而提升，城市间的舒适度差异收窄意味着市场作用的增强，也意味着竞争的加剧，而且我们会发现，这种状况也将证明有优势潜力的城市会发展的更好。

城市与周边必然存在吸附关系，即使再过于封闭的城市，也无法阻挡人员和货物的流通，比如某些社会，人们因社会等级、政治因素的藩篱导致了城市与周边的互动性隔阂，但是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照样需要周边区域的支撑。

2.  城市规模、效率和福利

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减少空间扭曲，减少空间差异可以使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性降低，但中国城市规模集中的现象其来有自，中国社会是层级制度下渐进式开放的，政治因素发挥的影响力甚大，地理区位优势也是由此形成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人们没有投资的自由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中国的城市格局在这60年间也确实因为政府主导的力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足以证明非市场力量的存在。

激发市场的潜力几何是实施城市政策的考虑因素，一般而言，针对小型城市的政策不如针对落后城市的政策有效，政策实施基于城市特性而非城市规模，落后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初始的投资收益更大。“鼓励发展小型城市” 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产出效率高，是因为资源集中和使用效率高，较大的城市可能变得更大，当然城市生产率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有的城市比之有更高的生产率则那座城市将有更大的人口规模。人口规模，其实就实际而言，是市场规模在决定政策的效应。提高中等城市的生产率是城市发展格局的方向，能够提高社会的福利。许多中等城市的舒适度较高但效率较低，提高这些城市的效率能促进它们快速壮大，甚至超过中国目前已有的大城市。均衡的效率分布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使得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更高。

大城市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强，在于它不仅与周边形成中心模型，与其他大城市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大城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结构，人员结构能够更为合理。缩小大城市的规模和扩大中型城市的规模是否能增加福利？而福利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人们的经济发展能力增强，也即市场经济机制更为健全，长期而言这对增进社会福利至关重要。落后城市实施福利政策的成本很高，最重要的在于它的产业落后、经济格局改变非常困难 虽然对于投资持开放的态度，但是不仅仅硬件环境，更重要的是制度、文化、社会这些软约束。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看到城市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便是回答问题的关键所在。

消除空间差异，社会福利将不因城市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人们将向福利增加的城市迁移，也可以看做城市政策带来了福利损失才使得他们迁出，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机制影响着人口的流动。如果没有人口自由流动的假设，任何政策的推行对福利的改进都更为有限甚至没有意义，消除空间差异将使人们在空间分布上更加均衡。再者，如果效率对福利增加的影响不大，说明社会机制已经充分实现了效率问题，比如美国，即使消除效率的所有空间差异，福利的增加也十分有限。但是效率持续、稳定的均等化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才促成了城市的存在，这只能成为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