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初的职役与杂徭
宋代的徭役，主要有两类，即职役与杂徭。征收时，以户等为标准，以等定役。
宋代的职役包括五种：
1.衙前：主管官府财物。
2.里正、户长、乡书手：主管督课赋税。如所管赋税不足额，则令服此役者赔补。
3.耆长、弓手、壮丁：主管逐捕盗贼。
4.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主管传送敕令文书。
5.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县州杂职、虞侯、掐等役：负责县州杂项事务。
以上五种职役，按规定由前四等户轮流差充，所以又称“差役”。其中衙前役，由资产最多的户等充当，里正由第一等户充当，户长由第二等户充当，余下诸役由三、四等户充当。 宋代诸役中，以衙前役为最苦(衙前役包括义务衙前与职业衙前两种，此处所说衙前，系指由乡户充当的义务衙前)，他们负责保管仓库，运输粮草、物资，不仅负担所需费用，如有损失，还需赔补，衙前常因此而破产。为了逃避衙前之役，富户往往买通官府，或以田假售于形势户，诡报佃户，或假作出家为僧，或亲族分居，以避重役，最后差役负担多落到三四等户身上，甚至役及五等以下的贫民。贫民无逃役之法，纷纷弃田逃亡。甚至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免役。
杂徭是临时性差遣，主要从事地方建设项目，如修路、治水、挖渠、筑坝等等，有时也承担修建官府私第、搬运官吏私人物资等。这种徭役，无固定时日，亦无固定名称，如春天征调，叫做调春天；应付紧急任务而征调民力，叫做调急夫。这种杂徭虽然有利于地方建设，但征调无时，应役者常废耕稼；又兼富户诡避，杂役负担全落在贫民身上，致使民贫役重，困苦不堪。
二、王安石变革役法
宋代徭役扰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重视，曾多次谋求解决之法，景 中(公元1034—1037年)，曾行募投法，行之不久即告失败；庆历中(公元1041—1048年)以科役不均而行均差法，其弊如故，仅行十年。至神宗熙宁时，又议改役法，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初行雇设法。其法：“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苦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这是说，畿内乡户，每年随两税按户等输免役钱；乡户四等、五等，坊廓自六等以下不输钱；过去免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男者，依免役法减半输助役钱。官府用所收之钱募三等以上户充役。这种制度，因出钱免役，又称“免役法”。
雇役法由以身充役，改为以钱代役，于是役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税。而且扩大了征收范围，原来不出役之家，也要出钱助役，免税钱、助役钱之外，另取二分为免役宽剩钱，由此使国家赋税收入大增。此法按等征钱，有均税的意义，对贫苦农民有一定好处。但因雇役法征及官豪士大夫之流，这便不能不引起这些人的反对。所以在此法实行之际，遭到司马光为首的地主、官绅、士大夫的非议。司马光执政后，又改行差役法。但衙前之役仍行雇役，形成差役与雇役并行的状况。 杂徭自熙宁十年(公元1072年)亦行雇役制，应役者出钱可免税，此钱称“纳夫钱”，或称“免夫钱”。但制度较灵活，愿充役者充役，愿纳钱者纳钱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