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村霸”要采取非常之措施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题：突出打击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聚焦全国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行动
1月，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强调，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农村，“村霸”、宗族恶势力猖獗，“土皇帝”横行一方，违反党纪国法，操纵选举、开设赌场、暴力抗法、霸占资源……民众深恶痛绝。
“村霸”四大典型特征：乱政、抗法、霸财、行凶
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了解到，有的“村霸”以宗族、金钱利益为纽带，组成犯罪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有的甚至盘踞一地作恶长达数十年而难以铲除。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介绍，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是“村霸”的四大典型特征。
乱政--倚财仗势、干乱国法、操纵选举。据记者了解，此前被判刑的江西省某市原人大代表，纠结多名同族兄弟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犯罪团伙，称霸一方。20余年来利用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利用势力和影响，威胁当地党委政府工作人员，干扰基层组织选举。
抗法--暴力抗法、对抗政府、煽动滋事。记者采访了解到，2016年底，广西某村支书因妻子在交通事故中丧生，便伙同亲属，当着公安民警的面要活埋肇事司机。当公安民警阻止时，其倚仗人多势众进行对抗，当地派出130多名民警才将司机解救。
霸财--强拿强要、欺行霸市、坐地纳贡。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河南省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出租农地、建设新社区农村饮水工程等事情上“雁过拔毛”。河北某村村主任自2012年以来，组成恶势力团伙，要求所有村民结婚必须“上供”。曾有一村民未照办，结婚当天竟收到了送到门口的花圈。这名村主任还动用村里的大喇叭对该村民进行辱骂。
行凶--横行乡里，违法犯罪，残害无辜。据记者调查，在广州某村有一群“村霸”，从2008年起就在村里为非作歹，敲诈在村内经营小店和生活的人员，甚至当街调戏妇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认为，由于乡村法治资源相对匮乏，监督疏漏多，一些最基层的地方“权钱势”勾结，使个别村官和社会混混异变为“村霸”。
有基层组织人员充当“保护伞” 甚至有“两委”班子成员沦为“村霸”
“基层社会生态非常复杂，‘土皇帝’现象背后往往牵涉上级政府、基层选举、治安管理以及资金管理等问题，许多不安定因素掺杂在一起，治理难度很大。”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有基层组织人员为“村霸”充当“保护伞”。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村霸”肆无忌惮，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上头有人”，受欺压村民敢怒不敢言，查办“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备受阻挠，治理难度大。
还有一些地方，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导致基层组织弱化，甚至“两委”班子成员沦为“村霸”。最高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方面，作为民间纠纷第一道防线的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面对矛盾纠纷不愿管、不敢管，使得纠纷双方依靠身后势力大小解决，无形中促使“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盛行。另一方面，为当选“两委”而拉拢“村霸”或宗族势力，从而沦为“村霸”欺行霸市的爪牙，这都给治理“村霸”增加了难度。
据记者了解，江西抚州金溪县安吉村原党支部书记彭荣辉任村党支部书记10多年来，该村培养发展的党员几乎全是其亲朋好友。2014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他拉票贿选，甚至将贿选开支以“务工补贴”的名义报销。
北京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宽认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在农村长期存在不仅危害村民的利益，破坏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民众对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信任不足，影响中央一系列大政方针在农村的具体实施。
突出打击职务犯罪 消除“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存在根基
孙忠诚介绍，当前我国根治“村霸”与宗族恶势力的工作正从三方面着手。
突出打击，强化治理。孙忠诚表示，对于“村霸”与宗族恶势力的恶形恶状，检察机关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惩治一批，务必坚决遏制其嚣张气焰。尤其要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检察、公安部门将加大查办和惩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力度，增加其作恶成本。纪检监察部门则狠抓纪律建设，及时处分违反纪律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党员干部，掐灭其充当“保护伞”的苗头。
多维发力，综合治理。“不能孤立地治理‘村霸’问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庄德水表示。孙忠诚介绍，一方面，检察、纪检监察、公安、社会综治等方面将加大协作配合力度，各司其职、共同发力。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将综合运用经济建设、教育宣导、舆论推动等多维度社会治理措施。各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和教育，使适龄人员有事可做、有书可读，从长远角度消除“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存在根基。
群众路线，长效治理。王旭认为，在斩断“村霸”与宗族恶势力“恶根”的乡村治理实践中，贯彻落实村民自治至关重要。据孙忠诚介绍，检察机关将配合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和换届选举机构维护好换届工作秩序，积极有效预防各类干扰、操纵和破坏换届选举的职务犯罪，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杜绝“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操纵选举，“带病”进入“两委”班子。
庄德水认为，要加强农村基层法律宣传教育，让法治观念走进生活现实，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法律信仰，进而挤压“村霸”的犯罪空间；让人民群众树立信心，主动参与“村霸”问题治理。
应该说，采取这样的方法是能够取得一定成效的，但也是有限的，这个时间将会证明。因为这些都是上级主管部门应有之职责，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并且证明了效果不是太理想的，否则的话，治理了这么多年也不会出现“村霸”（过去叫“小官巨贪”、“微腐败”等）乱舞的现象。
我们来看看：在一个村里，国家给村民的土地补偿、危房改造、低保、扶贫项目资金、各种补贴全在村官手里，即使盖个村章也收费。虽然国家取消了农村的各种不合理收费项目，但是有些农村，还是世外桃源，依然各种收费林立，农民抗拒不交怎么办？攒着吧，等到你家孩子上户口、结婚、考大学，急需盖章的时候，这些费用不交，急死你，就是给你不盖章①。而村官有什么在村民手里呢？什么也没有。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村民拿什么来监督村官？农民群众受了委屈欲哭无泪，敢怒不敢言，这样的状况如果不改变，你单纯依靠上级主管部门能起多大作用？
那么就没有办法了吗？有。这就是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1 9 4 5年7月4日下午，在延安的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15年5月5日中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总书记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条，“村霸”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有人说，现在不是在进行村级民主换届选举吗？检察机关将配合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和换届选举机构维护好换届工作秩序，积极有效预防各类干扰、操纵和破坏换届选举的职务犯罪，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杜绝“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操纵选举，“带病”进入“两委”班子。把素质高、守规矩、能力强、愿奉献的同志选进村“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准用好带头人。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农村基层直选的选举制度虚设：一直以来，我们的农村基层组织总是强调公开选举。可是现实中村支书一直是委派，村委主任往往是乡镇定调暗箱操作。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选举没有抓住重点，基层选举的重点是选出“一把手”（这里所说的“一把手”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不是像有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谁强势就谁做主的“一把手”，从这个角度讲，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肩挑”为好）。“一把手”的候选人太少，有的只有一名候选人，有的是两名候选人,有的甚至选举走过场。候选人太少容易被操控，怪不得“村霸”选来选去选不下来。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国的人口比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得多。我国要向世界上较为文明的欧洲学习，并超过它。欧洲在最高层是用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我国在最高层也要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在欧洲各国——相当于我国的省——是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中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要这样，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省内各级别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更应如此。因此我们要作出硬性规定：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村级“一把手”的候选人要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候选人要多，既要通过党员的选举又要通过村民的选举。有些村官不是想做”万岁”吗？有的村官不是说村支书永远是老子搞，老子不搞儿子搞，儿子不搞孙子搞吗？广大党员和村民不选你就是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引入竞争机制，以调动村民监督小组成员的积极性，这样他们就会主动找上门来为村民服务，具体办法如下：
关于基层民主的建议
村级选举时，先选出村党支部委员，然后由村民从村党支部委员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其具体的办法是，不管是由组织推荐的、党员联名推荐的，抑或是自荐的，候选人都要自己报名，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组织选举。选举程序为：1.竞职演说；2.投票选举；3.公布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不得有贿选和暴力胁迫选举等行为，否则取消其侯选人的资格。在党员选举时，每个人最多可选五人，采用秘密填票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取前三名为村党支部委员（得票相同者，由乡镇组织部门决定名次；后面的村民选举时，得票相同者，则根据党内选举的排名）。并进行张榜公布，将村党支部委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主要实绩在全村范围内公示。一星期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此时，每个村民最多可选三人。最后根据选举的结果取第一名为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选其它党派的人为村主任呢？这是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人要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表现在哪里呢？这表现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要求加入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都可以跨进党的大门），相应的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世界上大多数的执政党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其余组成村民监督小组，第二名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同时担任村民监督小组组长，另一名村党支部委员为第二继承人。当第二继承人在工作中有重大贡献时，即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村党支部委员也可成为村民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村委会其他成员另行选举（可接着选举），候选人不管是那个党派的抑或是无党派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表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
a.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现了村民的自治。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的权力又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在这里，既有党员的选举，又有村民的选举，实行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中国特色。选举是民主的首要内容，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最广泛、最集中、最有效的监督。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监督权。选举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b.消除了不断摩擦内耗扯皮推诿的“两张皮”的问题。这样也保证了党从组织上根植于人民之中，使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村民自治制度推广之后，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党怎么办？因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党的权力来源于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来源体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选之后，假如不是党员，不是党内人员，更不是党支部书记，他就可能不听党支部的话，那怎么办？这个在非选举的体系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搞选举之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村委会是根据法律而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理应享有更高的权威，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也要得到体现，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成员来自于乡镇党委的任命，这种“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往往会产生冲突，村、支二元权力并驾齐驱互不配合，往往产生磨擦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村级组织的瘫痪。此前有些地方流传一个说法，村委会选举是辛辛苦苦选出个“二把手”，一语道中要害。本次修法，亦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与以往并无实质区别。“两委”关系的现行规定只有原则性提法，无外乎“领导”、“支持”、“保障”，揆诸实际，往往沦为大小高下之别。有的村支部、村支书以领导自居，包办一切，独揽村务;有的村委会、村主任则挟民意自重，发动“夺权”，另立“核心”。村委会换届之时，拒交公章、帐目的事多有发生。这牵扯到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想了办法，就是党支部也来选，党支部也经过老百姓来选。有的地方的做法是谁当选了村主任，则谁去当支部书记。如果新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立刻发展入党。近年的“两票制”、“一肩挑”、“联席协调”等探索，因地制宜解决了部分碰撞，但仍非可普遍应用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基层事务本身就具有具体性和综合性，党政无法完全按照各自的功能职责分工行事。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c.基层民主，重要的是选举，更重要的是监督。
近段时间以来，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前不久刚被查处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子荣，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2370万元,检察院指控称，2003年至2007年期间，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先后将征地补偿款26135951元存入了村属企业佛山市名创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中，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刘子荣利用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多次从名创公司账户中挪用征地补偿款共人民币237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偿还债务或赌博。近期又爆出安徽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刘怀寅，在2001-2008年期间，利用征地、土地补偿、提供工程等先后收受十一家开发商、承包商的“好处费”、“咨询费”近千万元。小小村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涉案那么多的金额才被查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基层的监督形同虚设。这关健是制度存在缺陷，使村民不能监督。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监督权利，但对村民如何实施监督权，通过什么机构实施监督权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该法村民只能经由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开一两次，难以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再说由谁组织村民大会监督，难道是村委会吗？罢免村委会成员，要村委会召集开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另外对在村民大会休会期间，如何对村官实施日常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因此，村民的监督权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自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意见》以来，部分农村建立起村民监督小组，但透视形式多样的监督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地区在设立村民监督小组时曾经热闹一时，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很卖力，可是等新鲜劲一过，监督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村官是村里的精英阶层，村官的发展历经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官由根正苗红的“弱者”掌握，说他们弱是从其本身势力来讲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的小姓，宗族势力小，但依靠良好的出身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很多人着实做了很久的村官。第二种情形，随着新的选拔干部标准出台，出身不再是选拔任用村官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族势力大，能力强的一批村官开始抬头。第三种情形，在一些家庭宗族关系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很多村里的经济能人依靠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靠近村政权，他们是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权倾一村的村官。当然在全国各地三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类型村官，他们的能量都不可小瞧，都不容易对付。如果监督机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监督者的失声也就在所难免。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问题就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相比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农村自治权限范围内的决策、管理、财务等基本运转在一个较自由的王国。毕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作祟，农民权利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落后，这就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便利。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对村干部有意见的，有些地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甚至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怎么办?就只好上访，只好到乡里、县里上访，而如果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就会使干群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这就是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浙江省统计，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的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因此，我们要推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能使监督者拉下脸面与被监督者“为敌”呢？这个不能用发奖金来鼓励，故只有从着眼于监督者的最大利益入手，监督者最大的利益就是想执掌村里的权柄，那么村委会选举可采取竞选的方式，落选者成为当然的监督者，而且监督者成为村主任的继承人。这样，监督者实际上就成为了“在野党”，“在野党”要想当政，就必须尽可能的对“在朝党”挑刺，不足发现和揭露的越多，其下任执政的机会也越大，这样一来监督者纠错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可以通过监督别人的弱点使以后自己的执政更成熟更完美，最终使执政和监政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村民监督小组组长，并为村的“一把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第一继承人，把监督者利益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将落实问责制具体化，有奖励，有惩罚，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内在机制，使反腐败自动化。村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向村民监督小组组长反映，村民监督小组组长能解释的则给以解释，能解决的则给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则集中村民的诉求向乡里、向县里反映。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访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246756&boardId=1&view=1）
改革要更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乡级改革不到位，村级也是白搭，因此乡级、县级也要跟上 。
① (原创首发)两委村霸是如何暴富的?
曹许明
20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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