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世界的。

　　我的题目是“一带一路”风险及应对。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考虑，一个是全球化提出新问题。第二，“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第三，“一带一路”的风险管理。

　　1、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但全球化问题暴露

　　第一，全球化提出新问题，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的倾向，最典型的是去年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全球化负面效应正在凸显和外溢，它的发展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压力。

　　但我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定义，全球化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持续进行的活动，只是它的内容、形式、广度有所不同。全球化的步伐始终无法真正的停歇。

　　全球化在20世纪之前就早已存在了。从历史上来看，古罗马的帝国扩张，十字军的东征、蒙古的兴起、地理大发现，这些活动的本质与20世纪后半叶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并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经在1990年的国会演讲中说一种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在这一新秩序下，全世界各国都可以实现普遍繁荣和谐共处。这种雄心壮志也可以在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那里看到。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先给全球化戴上一个现代化的光环，然后再在后现代的反思中把它打破。我们至少可以从历史性、周期性、资本逐利性、不确定性和互联性等五个纬度来观察全球化演进逻辑。

　　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划一个阶段，有很多的划分方式。我倾向于把全球化按照主导国家和发展阶段结合起来进行划分。我认为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第一，全球化的1.0时代，在地理大发现之前，15世纪之前叫1.0。以后按照这样一个主导国家对于全球化的引领方式来划，可以划分为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引领。全球化的3.0，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法国主导。全球化4.0，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今天全球化5.0时代，谁来引领？我打了问号。

　　中国当然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全球化的负面效果日益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国家的崛起，孕育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失去全球化主导权的焦虑。2008年以后的金融危机，凸现了4.0时代全球化的固有矛盾，经济全球化遇到了波折，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

　　如果说我们采用新古典“非此即彼”两分法的思维，简单地走向全球化的反面来解决问题，现在出现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趋势，显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减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汇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新型全球化需要新的推动力量。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治理体系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是我们在经济领域面临的三大问题。

　　从社会领域来看，同一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

　　从国际来看，新型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要求国际体系多极化，呼声非常强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修正对外政策，且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和能力有限。

　　2、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化5.0版，应从三个方面管理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是顺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属于世界，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

　　我们也知道历史经验已经表明，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涵盖的范围越广，要素流动越自由，它的不确定性就越大。

　　“一带一路”意味着新的竞合模式与格局，势必涉及资源整合和利益协调，可能会加剧系统内部原本各种活动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非常高，风险的管理经验和手段缺乏。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国家风险评级为5-9的国家共50个，占76.9%。2014年和2015年的指标分别是49%和50%。“一带一路”涉及的这些国家，大家可能知道不管是政治风险还是经济风险、宗教风险，特别是文化风险、法治风险相当高。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加上域外势力的干预频繁，一定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很大挑战。

　　回避风险不如驾御风险，你只有驾御风险才能赢得机会，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

　　我们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以下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一个是要将风险管理全面嵌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构建包含“风险共担机制”的“命运共同体”。第二，建立“政府+市场”的风险管理制度框架，有效运用保险这一现代化的风险管理工具。第三，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让不同阶层的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谈“一带一路”的时候，一定把风险管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作为重要的环节嵌入中。强调利益和成果各个方共担共享，这里面要强调责任和风险，也应当由各方来共担。

　　现在搭中国的经济快车的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小的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很多期待，我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没有想从中承担相关的责任。如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是责任共同体，一定应当也是风险共担，不能只让一个国家来承担所有的风险，其他的国家都来搭便车，这样的合作不可能持续。只有建立合适的风险共担机制，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共同体。

　　建立“市场+政府”的风险管理制度框架。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风险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在风险管理中的主体作用。

　　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政策支持作用，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保险业是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该行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天然优势。

　　我们可以运用保险这一现代化的风险管理工具建立市场化的保险支持体系。特别是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在国内我们要创新发展境内保险+跨境保险。

　　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重要，我们要特别重视“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将对国内不同阶层的人群带来的差异化影响。

　　现在劳动力的成本不再是我们的优势，许多产业被周边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替代，今后怎样保证兼顾所谓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机会，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现在影响到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层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特别未雨绸缪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 “一带一路”建设能否更好的实施，进而关系到中国在全球化5.0时代能否真正推动并引领全球化的问题。收入保障应纳入风险管理重要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