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两个完全对立又令人莞尔的口号，都是关于人口政策的。

　　一个曰：宁可错扎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另一个曰：村支书有责任让全村妇女怀上二胎。

　　两个口号的转换整整花了35年时间，背后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计生政策缓慢而深刻的嬗变——从不能生，到不敢生，再到不愿生。

　　统计显示，2011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大概占到全国内地总人口的35.4%；“一孩半”政策覆盖53.6%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也可生育两个孩子）。

　　在严格执行了35年独生子女政策以后，高生育率的中国不复存在，而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社会问题呼啸而至，直接制约着一个老龄化社会加速垂临、经济转型任务繁重的大国的发展后劲。

　　2015年10月，中共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2016年元旦起执行。

　　这次改革带有强烈的妥协意味，虽获得广泛认同，但要求完善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且相互对立，耐人寻味。

　　一种意见认为，放宽生育政策会导致人口突然增加，不利于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等很多问题的解决，不如立足提升人口质量，优化人口结构去完善未来人口政策。

　　事实上，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了2015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普查结果：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不及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一半。也就是说，在严格实行一胎化之前的年代，中国每年添新丁2600万左右，到了2000年前后，下降了四成，每年只生1600万左右。放开二胎后仅仅回升了200多万，与现实的期待相去甚远。

　　在曾经的计生红旗县江苏如东，其2016年公报显示，2106年末户籍人口103.54万。比上年减少4237人。人口出生率5.90‰，人口死亡率9.20‰，人口自然增长率-3.30 ‰。

　　于是，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则呼吁在“全面二孩”的基础上，彻底取消生育限制，并制定鼓励生育政策。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两会期间，获得公众最高关注度的提案是呼吁各地政府发放二胎补贴。

　　由于人口政策之复杂性、动态性和全局性，对立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都有充足的论据支撑，也都能自圆其说。

　　但生孩子这件事却不是口水之战那么简单，专家们都生或都不生均无足轻重。

　　当下一个核心问题是：国家需要人，人民为啥不愿生了？如果不能全面了解、深刻洞悉其真实成因，任何貌似合理的建议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015年1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服务蓝皮书课题组发布2015年《公共服务蓝皮书》。从调查样本分布来看，认为应该实行二孩的人数占到58.23%，超过半数，而选择继续坚持严格一孩的人数仅占到总体比例的9.17%。

　　2016年，全国妇联开展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却得出了一个言行不一的强烈印象。范围包括北京、辽宁等10省（区、市）的0到15岁儿童的父母。调查结果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80%的父母在考虑是否生育二孩时首先是考虑公共服务因素，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孩子入园、升学的情况”“婴幼儿用品质量”“生活地区环境状况”“孩子看病就医的便利程度”。

　　自古以来生育能力强悍的中华民族，在全面放开二孩的好政策面前，许多育龄人口竟然选择“不敢生”。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困局以及生活、就业巨大压力使其望而却步。

　　其实，城市居民热爱买房也是相同诱因。他们花那么多银子去买高价房，一方面是直面理财渠道狭窄、家庭资产保值艰难的无奈突围，另一方面则宛如自发弥合社会保障缺失的投资自救。

　　因此，仅仅限购和鼓励生育一样，都无法起到预期成效，都涉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完善生育政策就必须与配套民生政策并举，从保障人的尊严和捍卫生存权发展权的角度破题——毕竟，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了“活着”为主要目标的繁衍生息方式，而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浪潮，去追寻现代文明更有价值感的“活法”。

　　但在特定转型期，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加剧，敢于享受生育政策红利的往往是处在金字塔尖的成功人士——比如张艺谋老师可以支付巨额罚款生下一群“葫芦娃”，而同样渴望给自己孤独的孩子留下一个亲人陪伴终生的普通居民，却只能望孩生叹。

　　这个尖锐的现实也是主张全面放开生育的专家最直接的挑战。

　　在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居民始终是生育的主力军，除了发展生产、维持生计的需要，“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也是一个重要推手。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启动了前无古人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成千上万的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在城乡之间候鸟式生存，目前已经形成数量达2.7亿的农民工队伍，在乡村留下了数千万普遍远离亲情、缺乏关爱的孩子。而这一悲催现实相当程度抑制了他们的生育热忱，以致影响整个二孩政策的全面落实。

　　新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既需要推动新型城镇化去弥合利益鸿沟，更有待于通过制度完善赋予新市民国民待遇。否则放开生育只会埋下贫困不公世袭的种子，人口增长的正向价值会被集聚的矛盾冲抵。

　　对城市居民而言，除了社会保障、环境恶化、竞争压力对中低收入人群生育的抑制，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情感独立，加上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性解放对传统婚恋观的冲击，对生儿育女的热情持续下降，放开二孩都不愿完成任务，全面放开除了获得一些大款大腕的积极呼应，看不到太多正向引领功效。

　　许多普通居民内心都有这样一种真实而深挚的声音：生孩子就应该给他最好的生活，至少能看到超越上一辈的希望，而上升的通道却日益逼仄，自己生活已经压力山大，又何必再让一个新生命去重复自己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实是：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以后，不少60、70、80后争乘生育末班车，一些场景感人肺腑，但这些尝尽独生子女孤单之苦、习惯性响应号召、落实政策的人已注定不是未来生育的主力。这些人生哲学关键词是W（we）的人终将被人生关键词是M（me）的年轻一代取代，崇尚个人主义、注重个体权利的90后乃至00后们定会带来中国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伴随着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双重牵引。

　　或许，未来中国一个关键课题是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人的现代化如何提速——实现捍卫个人权利与承担公共责任的再平衡。

　　这不仅关乎人口政策如何才能更科学合理，更关乎人的质量的全面升级。

　　我是支持全面二孩的——与其给自己的孩子留下豪宅和存款，不如给他（她）留下一个亲人。

　　况且到2016年底，中国60岁老人达2.3亿，占总人口比例16.7%。未富先老的威胁、劳动力红利终结和人口结构性矛盾都在困扰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大国。进一步完善当下人口政策显得愈加紧迫。

　　不过，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一切不尊重个体权利的鼓励或限制生育行为都是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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