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五常的那些闲言碎语
上个月在浙财大开会期间，特意去经济学院门口瞻仰了张五常题写的“经济学院”几个字。说实在话，我们一行没一个书法爱好者;我们对书法的“好”“坏”评价,基本上就是随大流。我们会一致同意启功先生的书法好，只因为先生是我们母校的骄傲。至于张五常，我们知道他是著名经济学家，我们甚至还知道他的摄影不错；书法嘛，就不了解了。
“看不出什么门道。四个字分开来看，最多能够认出两个。不知道他的书法造诣与经济学造诣相比如何。”有人开始了议论。
“张五常的经济学造诣应该不错。不过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吹自擂的结果。实在看不惯他，总是拿弗里德曼、科斯等人说事。其实他的水平已经够高了，用不着拿那些大牌来给自己撑门面。”
“张五常实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在他的文章中，似乎中国的改革就是由他设计的，似乎中国改革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在印证他的理论，而每一次失误都是没有遵循他的建议。”
“晚年的张五常，已经不再是经济学家，更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政策的吹鼓手。张五常如此热爱祖国，实在是因为他既回不去美国，也去不了香港。”
“张五常的爱出风头，是永远也改不掉的。出风头简直就是张五常的标签。张五常到中大演讲，讲的是粤语，要他老婆来翻译成普通话。真是奇怪，他说英语大家听得懂，说粤语也听得懂，却偏要画蛇添足，要将粤语翻译成普通话。”
“张五常是经济学家，这样做可能是经济学家的思维。一来可以拖延时间，节省精力；二来可以借翻译的间隙休息；三来可以帮老婆挣到一笔翻译费。”
“张五常吹嘘自己是信息经济学的鼻祖。实际上他对信息经济学是有贡献的这一点杨小凯也承认。可是，由别人来表彰和自己来吹嘘毕竟是两回事儿。”
“张五常自大得一塌糊涂。杨小凯称赞过张五常对经济学的贡献，而张五常却说杨小凯著作只是数学，没有思想。”
……
我们一行五人中，有三人都表达了对张五常的不屑。
说实在话，他们讲的这些闲言碎语，我也讲过。有时在课堂上，有时在酒桌上。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只是觉得有趣，有时有些嘲弄，有时则是批判。我在课堂上会比较严肃地讲两件事，一是关于“三十年不读书”，二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制度》。
“三十年不读书”的话题，应该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似乎是在某次大学演讲中，张五常吹嘘自己有三十年不读书了，还保持着了不起的经济分析能力。我以为，作为师长，在晚辈学生面前讲这样的话，实在不负责任。在幼稚的学生看来，似乎成为一流经济学家与读书是无关的。张五常作了这样的声明之后，北京某著名高校一老师，也站出来宣称，自己有十年不读书了。似乎读书是无用的，作为读书人不读书并不可耻反而光荣。这种论点让人担忧。张五常说他三十年不读书，并不意味着它三十年前没有读书。如果他三十年前不读书，怎么可能有《佃农理论》。张五常说他的佃农理论思想，就来自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的一个注释。
我想讲的另一件事，也与张五常之“不读书”有关。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理论研讨会前，约请张五常写一篇主题文章。张五常接到邀请，心潮澎湃。还没下笔，就知道这篇文章将是传世之作。张五常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他的解释思路大致是这样的：由于分税制的实施，地方财政收入依赖于地方经济增长；这为地方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中央政府将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这给地方政府官员提供了竞争的压力。这两种力量的联合作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张五常对自己的这一“发现”非常得意，说发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张五常这样宣扬自己的“发现”，倒是让我相信他确实很多年没读书了。从分税制，GDP，地方政府官员激励的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学家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有了成熟的解释，这方面的重要贡献者我知道的有周黎安，张军，傅勇等。我以前还讲过周黎安的“竞争锦标赛模式”。张五常的这篇长文我读过几遍，一是在网络上，二是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连载。后来又读到了单行本。本来是只是一篇文章，发行单行本太薄，于是将英文附在后面。
我有时候会将张五常的那些逸闻趣事当作笑话来讲，有时候又会严肃地告诫同学们对张五常的言论要有鉴别。说实在话，我对张五常是非常崇敬的。张五常公开发表的文献，我基本上都读过；张五常的经济思想，我基本上有所了解。我喜欢读张五常的写的东西。他的文章文笔优美，文字精炼，意境灵动，酣畅淋漓。尽管张五常喜欢夸张和吹嘘，有时候还会走极端，但他热爱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理解通透，而且他的态度是真诚的，热情的。更重要的是，张五常确实有才，他的理论结合实践，对实践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产权与外部性理论，企业的契约理论，租值耗散理论等等，都显示出他卓越的创造力。我上课喜欢引用张五常的名言警句，比如，“不是外部性，而是产权”；“不是企业代替市场，而是一种契约代替另一种契约”；我很喜欢讲他讲过的那些故事，比如“蜜蜂的寓言”，还有关于间接定价理论的“照相机与照相机零件”的故事，等等。我了解的情况是，青年学生都很喜欢读张五常的著作。因为张五常的文章是真正有思想的，而且表达很直接，——张五常一点也不装，他憎恶那种用数学公式来迷惑人的“骗术”，他也从来不屑于这样做。我每学期都布置学生读经典，张五常的著作一直是首选。
因此，当大家都在表达对张五常的不屑的时候，我没有加入。即使我也说过张五常的闲言碎语，但我内心里没有过不屑。就我来说，我的很多认识受到过张五常的影响，我要是对他表示不屑，不仅是狂妄，而且有些忘恩负义。
我这几天在读布莱克等人编著的《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这本书是在边际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于1971年意大利召开的一次纪念会议上发表的文章的合集，其中讨论到经济学家的生平传记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的问题。施蒂格勒是坚决反对个人生平或者传记对研究思想发展有意义的代表人物。关于 “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和他的科学工作的性质有什么关系？”施蒂格勒回答是：“个人的经历歪曲而不是阐明对他的科学工作的理解。”（转引自布莱克等《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P164）类似的表达还有，“瓦尔拉的爱好化妆以及性生活方面的怪癖似乎对他的一般均衡论的起源、发展或者最终意义没有关系或者关系很小。”（P412）
施蒂格勒的论断对于解释张五常的经济学贡献与那些闲言碎语的关系，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我们对张五常的了解仅仅是那些闲言碎语背后的逸闻趣事，这对我们理解作为经济学家的张五常确实是没有意义的。相反，这些闲言碎语还会误导我们的认识。对于经济学来讲，张五常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是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的理论贡献者。他作为一个书法家，一个摄影师，作为一个夸夸其谈者，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或者逃税者或者诈骗者，都与经济学无关。如果我们热衷于那些闲言碎语及其背后的逸闻趣事，就放弃了对作为经济学家及新制度经济学重要贡献者的认识。虽然施蒂格勒的观点我不完全认同，但我从中还是可以了解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我并不会因为施蒂格勒的言论对于维护我所崇敬的张五常有利就全盘接受。实际上我认为，对于一个思想家的生平的了解，除非是过于绝对化，过于沉迷于逸闻趣事，否则对于理解其思想是有用的。在纪念边际革命100周年会议上，多伦多市约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雅费的观点与施蒂格勒是对立的，他说：“经济学史研究者，作为历史学家，一定是玩忽职守的，如果他仅仅以一般的分析和经验主义的理由去评价过去的学说，而不调查这些学说的起源，不从过去考虑过去，并批判地利用一切有关的文件证明。”（P164）在更大程度上，我是认同雅费的。就整个历史来讲，思想是演进的，发展的；对于个人来讲，思想也是演进和发展的。早年的西斯蒙第是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拥护者，后来却成为反对者。这种思想的转变，就与其人生经历有关。约翰·穆勒的思想高度复杂，充满着矛盾与张力，这与他复杂的人生经历有关。比如他同情社会主义的思想，与他跟圣西门学派的交往有关，还与他夫人哈迪的影响有关。马歇尔走上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与他大学期间考察城市贫民生活的经历有关；而琼·罗宾逊走上经济学道路，也与在印度生活期间受到穷人生活困境的刺激，希望了解贫穷的原因有关。
就张五常来讲，他的经济学思想也打着他人生经历的烙印，比如他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的私人关系，对他思想的形成就有着重要影响。不过，还是要强调一点，关于张五常的那些闲言碎语及其背后的逸闻趣事，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贡献，确实是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