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火钳”
2017-10-31
维特根斯坦（1889-1951）让我恐惧——因为他说，要说就说清楚，说不清楚就请闭嘴（其实他说的是，科学问题是可以解释的，道德问题则无法解释）。对于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1902-1994）的这场争吵，我实在是说不出什么更加说不清楚什么的。我对波普尔略知一二，对维特根斯坦则一无所知。准确说，我无法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我只是觉得有趣，斗胆就戴维·埃德蒙兹和约翰·艾迪诺的这本小书《维特根斯坦的火钳——两位大哲之间的十分钟争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写点读后的认识。这本小书实在太精彩了。我将它看成是思想的考古，看成是一部探险小说。
1946年10月25日，剑桥大学道德科学俱乐部（维特根斯坦是它的主席）请卡尔·波普尔做一个演讲。一个平时容纳十几人的房间，挤进了三十多人。有来自剑桥大学的哲学家，有来自外校的学者，更多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堂讨论课。大多数人都站着。坐着的有大名鼎鼎的罗素（1872-1970），最先维特根斯坦跟他坐在一起。因为哲学观点的针锋相对，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发生争论乃至争吵。在这个过程中，维特根斯坦手里挥舞着火钳。从波普尔开始演讲到维特根斯坦离开，仅仅十分钟。在哲学的世界里，这段争吵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它不断被发酵，不断被演绎，成为波普尔学派和维特根斯坦学派之间裂隙的撬杠。
当时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的卡尔·波普尔是道德科学俱乐部的客人，那天他演讲的主题，是关于“是否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哲学问题仅仅是语言的困惑”。前者是波普尔的观点，后者是维特根斯坦的信念。当时，维特根斯坦的声名如日中天，他在哲学界已经是神一样的存在。而波普尔虽然已经写过几本对后来的思想史影响深远的著作，但在英国哲学界还没有多大名望。维特根斯坦说他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波普尔演讲不久，维特根斯坦开始插话，波普尔的观点冲击到他最核心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坦坦荡荡，直来直去，从来就不会客气。于是他们争吵起来。维特根斯坦顺手抄起火炉边的火钳，用来强调自己观点。维特根斯坦挑衅波普尔：“举个道德哲学的例子！”波普尔回敬说：“不要用火钳来吓唬来访的讲师。”维特根斯坦感觉受到了侮辱，盛怒之下，扔掉火钳，冲出房间。这段描述，来自波普尔1974年出版的思想自传《无尽的探索》。
随着时间的延续，有些细节会变得模糊，有些细节却可能变得清晰。不过，模糊或者清晰并不意味着更加真实或者更加不真实。波普尔活得足够长，在维特根斯坦去世20多年后，他还可以写书来描绘当初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争吵。而且，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他又活了五分之一个世纪。不论波普尔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描绘那天他们争吵的情节，他提供的解释都不是唯一的。当时还有很多旁观者，而且很多人还健在，其中有不少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他的崇拜者。有些细节是需要澄清的，因为这些细节可能蕴含着某种深意。
在那十分钟的演讲和争吵中，维特根斯坦手里确实有把火钳。1，火钳是烧红的还是冰冷的？2，维特根斯坦是激动而愤怒地挥舞着，还是随便手持着火钳？3，维特根斯坦是有意识地用火钳来强调他的观点，还是漫不经心地玩弄火钳？4，维特根斯坦是用火钳来强调还是用来表达他的不屑，表现他的贵族派头，智力优势？当时罗素在场，维特根斯坦先跟他并排坐在一起。有一个说法是，罗素看到维特根斯坦的不礼貌，就制止他：“维特根斯坦，立刻把火钳放下！”维特根斯坦放下火钳，就离开讨论现场了。这里的问题是——5,维特根斯坦究竟是因为波普尔还是罗素提及他手里的火钳才放下的？6，维特根斯坦是安静地离开还是愤怒地离开？摔门没有？
波普尔的《无尽的探索》出版后，当初那场争论再次引起争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波普尔去世之后，争论再次热闹起来。这场新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波普尔的学生和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之间，焦点是在对那场争论的描述中，波普尔有没有撒谎？
探究这些细节有什么意义？这涉及到波普尔有没有刻意篡改历史，有没有刻意将自己刻画成胜利者。那么，一次争论，胜负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尤其对波普尔而言。如果确如波普尔描绘的，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有力攻击之下仓皇逃窜，这就意味着：1，波普尔的哲学战胜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2，波普尔战胜了维特根斯坦。前者意味着波普尔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哲学，因为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问题仅仅是语言的困惑的观点对哲学来说是具有毁灭性的；后者意味着波普尔将迎来自己哲学生涯的辉煌，因为维特根斯坦一直是波普尔哲学生涯中甩不掉的巫师。
十年前，波普尔曾经有过一次与维特根斯坦交锋的机会，也在剑桥大学。那一次，波普尔没有进入会场。不过，要是那时候交锋，他占不到什么便宜。尽管第一次读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波普尔就表达了他的蔑视。他说：“《逻辑哲学论》闻上去有股咖啡馆的气味。”（P64）咖啡馆代表了富人阶级安逸的生活，轻佻、虚度且思想浅薄。那时候他还年轻，功底还不够深厚，影响远远不及现在。现在，他的声望还是远远不及维特根斯坦，但还是有了一定基础。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刚刚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之前还完成了《科学研究的逻辑》。而且，他得到了罗素的支持。在这次演讲之前，他与罗素喝茶聊天一个下午，讨论晚上的演讲，也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一些思想。罗素原来也是维特根斯坦的导师和朋友。但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傲慢以及对他的蔑视，以及哲学思想上的冲突，他们已经分道扬镳了。
波普尔对这次演讲，似乎是处心积虑的。他想要赢得剑桥的尊重，他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在剑桥出版。他想赢得罗素的好感，提升在罗素心中的地位。天才的傲慢的维特根斯坦站在明处，而雄心勃勃的波普尔站在暗处。维特根斯坦几乎不知道波普尔的存在，他不屑了解波普尔的哲学；而勤奋的波普尔读过维特根斯坦的所有著作，了解他的主要思想。波普尔似乎蓄意要展开一场斗争，为哲学也为他自己。
首先是为哲学。他反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就是语言的困惑”思想，反对维特根斯坦支持的实证主义。哲学有没有真正的问题？有没有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有没有要哲学解决的问题？这是哲学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哲学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还是仅仅存在于哲学家的闲言碎语之中？维特根斯坦石破天惊的观点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罗素也曾经为他倾倒。但关于哲学问题存在与否的问题关系到哲学的存在，也关系到罗素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当然也关系到波普尔所有工作的意义。波普尔要维护哲学的存在，就要击败维特根斯坦。波普尔还要打击维特根斯坦支持的逻辑实证主义。石里克（1882-1936）是哲学的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旗手，而维特根斯坦是石里克的精神偶像。波普尔早就对石里克及其逻辑实证主义展开过斗争，而且，波普尔自认为已经取得过胜利。在波普尔的观念里，科学命题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他的观点，似乎在维也纳学派之外的整个哲学界，都得到了承认。波普尔认为凭借他一己之力已经摧毁了逻辑实证主义，但维特根斯坦不以为然。通过在剑桥大学的这次演讲，波普尔希望一举攻破维特根斯坦的阵地。波普尔在《无尽的探索》中说，“我承认，去剑桥是想激怒维特根斯坦，让他为‘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这一论题辩护，和他大干一场。”（189）
波普尔之所以反对维特根斯坦，不仅因为他的哲学的破坏性，还因为他的傲慢，更因为他代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阶级；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斗争，指向他的哲学，也指向他所代表的财富和地位。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都是维也纳人，都是犹太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表现出对犹太人的自我憎恨。这种情感，在马克思（1818-1883）和汉娜·阿伦特（1906-1975）的身上都有体现。作为维也纳人和犹太人，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是很不相同的。至少，在波普尔的观念中，他们是不同的人。
作为维也纳人，维特根斯坦家族是奥地利首屈一指的富豪，在奥地利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波普尔则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律师。维也纳人都喜欢音乐。维特根斯坦家可以举办音乐会，可以召集维也纳最有名望的音乐家到家里演出，而波普尔则需要到音乐厅才能欣赏到表演。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维特根斯坦可以摒弃物质财富，过着苦修的生活，而波普尔需要为为生活而打拼。维特根斯坦的那些传奇，比如参战并受伤，在战地医院当助手，做小学教师，过苦修的生活，在波普尔看来都是富人的游戏。
作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没有出版过几本著作，也没有写过什么论文，但他的名头远远超出著述等身的波普尔。维特根斯坦是那样的出类拔萃，那样的风流倜傥，以致身边总是围绕着崇拜者；他到哪里都会掀起旋风，他在哪里都引人注目。只要他说话，就会成为中心。波普尔很勤奋，很努力，但他一直得不到维特根斯坦那样的影响力。波普尔希望加入维也纳学派，但一直没人邀请他；而维特根斯坦不屑于参加维也纳学派的活动，即使有人邀请他。作为富豪家庭出生的思想天才，维特根斯坦总是有人帮助，提携，他凭借一本未完成的哲学著作就轻易成为剑桥大学的博士，教授，而波普尔要经过不懈的努力，才混到新西兰的一个教职，历经周折到了伦敦，也只能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
作为犹太人，他们都对自己身上的犹太性都持怀疑和厌恶的态度。但是，维特根斯坦可以凭借巨大家产与纳粹谈判，取得合法身份；而波普尔没有这种条件，只能四处流亡。在一定意义上，波普尔对自己的犹太的仇恨可能会转移到维特根斯坦身上。尽管维特根斯坦也憎恶自己的犹太性，但波普尔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发泄的对象。正好维特根斯坦作为哲学家，有着犹太的血统。
总之，在四十年代，波普尔已经具备了攻击维特根斯坦的能力，他需要一个舞台展示自己作为哲学家的存在。这个舞台一直被维特根斯坦占据着。之前，波普尔只能在台下远远看着维特根斯坦的表演，而现在他自己走上了舞台，他迫切希望能够将对手干下去，让自己站在舞台的中央。如果波普尔在《无尽的探索》中的描述属实的话，他似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维特根斯坦落荒而逃了。
不过，在那场争论中，维特根斯坦只是离开会场而已。就算他挥舞了火钳，而且火钳是通红的；就算他不礼貌地冲出教室，而且重重地摔了们；就算他的表现很不绅士，以致罗素要代表剑桥向波普尔道歉。维特根斯坦只是离开了会场，他没有离开哲学的舞台，他的思想更没有被波普尔粉碎。维特根斯坦还是有着众多的崇拜者，他的思想还是被看成是对哲学史的重大贡献。在好事者为哲学史上最伟大哲学家的排名中，据说维特根斯坦经常被排在前三名，仅次于柏拉图和康德。波普尔的排名，则要远远落后。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哲学。据说在文学、戏剧、艺术、设计的很多领域，都有着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渗透和展现。而就后者而言，波普尔的影响几乎不存在。
当然，作为哲学家的波普尔也是成功的。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推动了科学的方法论的进步；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成为清算极权主义的经典著作，成为经济自由主义重要的观念来源。在二战之后批判凯恩斯干预主义政策的过程中，波普尔和哈耶克一起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维护者。英国王室曾经授予他骑士身份和荣誉勋爵，撒切尔夫人（1925-2013）说波普尔和哈耶克是她心目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实际上，在每次反思和批判极权主义的运动中，波普尔都会作为自由主义的奠基人被奉上祭台。
1998年，在波普尔去世四年之后，围绕着那场争吵，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和波普尔的学生再起争吵。重翻旧账的背景不得而知，但这就是埃德蒙兹和艾迪诺写作这本小书的背景。
这是一本有趣的小书，我无目的地读了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