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父之痛（散文）
文/潘国尧
手机里有300多首乐曲，其中就有小提琴协奏曲《我的祖国》和老柴的第六交响曲（悲怆）。关于前者，虽然我在这个所谓的祖国里并没得到我所能认可的优待，但这协奏曲本身并无错，而且那个配器的和指挥和那帮演奏的家伙似乎有默契，把这个曲子整得跟当下城乡白事现场那首名曲一样忧伤，我猜测那些家伙的境况跟我也差不多。
这两首曲子我在帝都一个人闲得蛋疼时总要听几遍，不为别的，就为我那走了快20年的老父亲。虽然破手机的音响效果不太好，但每次听着听着，仿佛是一种感召，父亲的影子会在哀惋的旋律中慢慢走到前台，然后入定一般框在我的眼前。
父亲是我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几次想写，几次不忍写，但终于无法克制。
再过两个多月，又要过年了。每年的过年，对我都是一个煎熬，因为老父亲就是在戊寅年除夕那天走的，而今年将是亡父离世19周年。除夕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日子”，于我，则是更大的日子，因为亡父，我会在这一天安排隆重的祭奠仪式，都坚持了18年了，即便是在他乡，我也会一个人默默地朝着家乡的方向祭酒焚纸，并向老父亲下跪。
父亲是跟母亲同一年走的，戊寅年的农历三月廿一，母亲离开了父亲，9个月后，父亲选择在除夕那天的午后去跟母亲见面。
为什么是在除夕这天？我至今都无法明白老人家的意图。
关于他的走，具体的过程和场景我都不忍回顾，何况当时我也不在现场。总之母亲走后的孤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我一直以为我的不争气对他的打击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否则，他是不会让我在新年来临前得到最不想得到的消息的。
那一年，从除夕晚到正月初四出殡，整整四天四夜，我一直陪在父亲的灵前，我知道，这之后我将没有任何的机会和父亲单独在一起了。深夜，当困倦像山一样压来时，我就在父亲灵前坐下来，我跟他讲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关于他的那些事，我每讲一段，就看他脸上的反应，但父亲始终是安详地微笑地看着我，没有任何反应。
在这四天四夜中，我给父亲讲从前发生过的关于他和我之间的无数段子，这些段子我都没有倾向性，在父亲的灵前，我没有任何资格进行评判，我只是尽量把我们父子间的真实细节进行描述，我希望这样的描述有助于稀释自己剧烈的悲楚……
四个孩子中，父亲早年对我的寄望是最明显的，在我的家乡，如果孩子比较多，就有一种普遍的倾向：爹爱长子娘管小儿。但我以居于老二的位置而博得了父亲最多的扶植，这纯属个案。按照父亲晚年的说法，主要是他早就看出来了，三个儿子中就数我傻一点，如果小时候不多关照一些，长大了就更让他操心了。今天的事实完全证明了父亲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从谋生的能力讲，我的两个兄弟比我不知要强多少倍。
父亲是一个水手，不是大海里的水手，只是县航运公司拖驳船队里的一个舵手。读小学时，每当我放暑假或放寒假的时候，父亲总要把我带到他的船上去，这让小我两岁的弟弟很不满，责怪父亲偏心，一次次让他失望。父亲的船队是那种没有任何固定航路的船队，这是因为当时县里那些本地没有的副食类基本靠航运公司的拖驳船队往回拉货，船队出门，一般都在半个月左右，所以每次出航连船长都不知道第二站将去那里。而从我的角度讲，每次都有发现新码头的兴奋，尽管多数的时间里都是在慢悠悠的江河里看两岸掠过的风景。
从老家到父亲的公司有四十里路，每次跟父亲走都要起早，当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因为养家糊口的压力，父亲甚至舍不得买辆自行车。这样爷俩必须从深夜三点开始步行出门，这对我当时十多岁的年纪来说是一种挑战，瞌睡和疲劳是拦在我面前的两只老虎。
所以每次父亲总是给我讲故事。一开始，父亲问我喜欢听《三国》还是听《水浒》，这两部书在那个年代里是属于四旧一类，我根本没法看到，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书，我说你就挑好听的讲。这样父亲就一直给我讲《水浒》。
至今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讲过的“武十回”。为让我理解得更容易些，父亲在一些场景和人物的描述上喜欢拿他船队里或村里那些我熟知的人和事进行比照，比如说到武大郎被潘金莲和黄婆设计谋害后，何九叔在烧大郎时特地留下了一根骨头，我问这有什么用，父亲就说，何九叔就好比我们村里管治安调解的XXX，这根骨头就好比是船在码头上装卸货物时那些民工们每次从我手里领去的竹签，算帐的时候，每根竹签就是领工钱的凭证。“何九叔知道武松回来后肯定要跟黄婆他们算帐，所以他就必须留下这根带了毒素的骨头做证据”。父亲就这样把一些当时我还很难理解的情节用这样通俗易懂的比喻化解掉了。
从老家到县城必须沿着曹娥江的江堤走，其中三分之二的路段没有村庄和人烟，这条路上曾经发生过为数不少的劫掠案子，其中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在深夜回村的路上，还被江堤边烧石灰的窑工劫掠后奸杀并扔到了窑里煅烧，所以有一阵子这个路段的恐怖堪比武松打老虎的景阳岗。我在路上走，有时候有点怕，就问父亲他每次在这条路上深夜一个人行走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父亲笑而不答。
其实我这个问题完全是多余的，父亲个子并不高，但很壮实，力气也大，而且我祖父早年习武，曾经教过他几手，一般的毛贼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对手。
记得有一年的暑假，我随父亲的船队去杭州拉货，路过萧山的一条水道时不慎把一个村里圈养的一塘水葫芦给撞散了。返航时，附近村里的农民在船队必须经过的一座石桥上囤满了石块和满桶的粪水，如果船队强行冲桥门，损伤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船长只好让船队停泊在宽阔的运河主航道上，然后拿着只铁喇叭站在机船上试图跟桥上的人讲理，却被不知哪里飞来的一块石头击中，顿时血流满面。当时有几条拖船里装的是一些容易变质的瓜果，天又热，如果在这个前不把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哪怕多呆上半天，船队就要承担重大的损失。当时船上也没有通讯设备，受伤的船长急得傲傲叫。父亲跟几个年轻的水手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武力突围，回去后再通过两地政府部门协商解决。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这条出路也确实没别的任何选择，因为村霸敲诈船队的故事发生得太多了，每年公司都要陪上好几万元，其中大多数都是村霸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是教训他们的时候了，要不日后我们就没法在水上混了！”父亲对几个年轻人说。
那次我刚好在船上，父亲叫我躲进仓内铺板下，嘱我“外面再乱也不要出来”所以我不知道父亲和几个年轻人是怎样在桥上搏击的。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船队已经顺利地开过了桥门，我也从舱内爬了出来，看到父亲和几个年轻的水手一路急跑着追船队，他们人人手里提着一根铁舵把，村里的一群人还在后面疯狂地追赶，父亲跑在最后，我亲眼见他用舵把挑翻了追赶者中跑在最前面的好几个村霸，然后把舵把扔进最后一条拖船上，当时机船正带着十几条驳船开足马力逃跑，父亲快跑到船队的中部位置后一跃入水，抓住最后一条船上的船甲板顺利逃脱。而此时那些追赶的村霸也只好目送着船队远去了。
当时父亲大概也是四十岁左右的年纪，正年富力强的时候，我是看得目瞪口呆：我平时很温和的父亲竟然还有这等骁勇的时候！
那次武力闯桥门对方村里伤了十几个人，父亲的身上也挨了好几扁担，其中腰部挨的一扁担还很厉害，他退休后腰部在变天时还常常要隐隐作痛。但说来也怪，后来船队过这个村就再也没发生过敲诈事件。当然因为参与斗殴，立功的父亲也受到了公司能争取到的最轻处罚：扣发半个月工资。
写着写着，我的心开朗起来，我想，总有一天，当我再次见到父亲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儿子一直特崇拜您......
父亲解放初期读过几年书，在他这个年龄段中，是村里少有的几个能打算盘的文化人，因为识文断字，后来被不知道什么工作组吸收为替政府办事的人，再后来工作组解散后就做了镇上信用社的负责人，成了吃皇粮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最后被打发到了航运公司做不需要多少文化的水手了。
五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单位的一个小油库需要一个能写会算做事稳重的人把守，父亲就被挑选上了，从此他就不用风里雨里的在船上漂泊了。虽然这也并不是一个好差使，因为有好多杂活要干。但这个岗位好歹是在岸上了，上岸，这几乎是所有水手都向往的事。因为是在岸上，从退休前十年算起，父亲和母亲才真正生活在了一起，之前一年中顶多只有个把月在一起。这也是父亲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公司里有十几条机船，每月的柴油用量上百吨，油库里有三个储油池，都埋在地下，几乎每个月父亲都要给油池清理一次。油池是全封闭的，父亲下去清洁一次不能超过10分钟，他的心脏不太好，所以这样的活是很危险的。但父亲显然对他的新工作很满意。当时生产队已经分了地，母亲在农闲时节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这样二老就有很多机会呆在一起了。母亲的到来使得油库充满了生机，春天的时候，油池四周的空地上栽满了瓜果和青菜，她还在院子里养了许多鸡鸭。水手们在生活上都是很豪放的，当船队停靠在油库附近的码头上时，大伙喜欢到父亲这里来坐坐，走的时候顺便摘些瓜果回去，有的甚至还会把鸡鸭带走。这个时候母亲往往有点急，但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大家在船上都不容易，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公司地盘上的，不要太计较。
总之在油库的10年应该是父母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对于父亲来说，还有三座大山要翻过去：怎么把三房儿媳妇顺利地娶进家门。这可是很恼人的事。
在我的老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一般人家给女孩找婆家基本的是三个条件，一是独生子，二是起码有独立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三是男青年最好是手艺人——木匠、泥水匠之类的有一技之长。父亲最初是把胞兄送到我姨父那里做泥水匠学徒的，胞兄天资聪颖加勤劳，不久就成了我姨父的大徒弟。但是后来被另一个办厂的亲戚鼓动去做了采购员，那破厂最初的日子并不好过，胞兄的收入也不高，婚姻大事曾经遇到了很大麻烦。当时家里三个儿子却只有半间楼房和一间草舍，这样的家境哪个姑娘家愿意嫁过来呢？胞兄在村里至少有两个心仪的姑娘都毫不犹豫地嫁给了外村的匠人，这使得我娘很不高兴，认为我爹撺掇胞兄废了手艺进厂的举动是愚蠢的。
万般焦虑之中，父亲只好以“姻缘万年”来搪塞母亲的唠叨。好在当时已经是那家乡镇企业技术骨干的我嫂子看中了胞兄的品行，并不嫌弃我家的困境，勇敢地嫁了过来，才解了父母的燃眉之急。
1981年那一年是父亲一生中扬眉吐气的一年，那一年，在全家的共同努力下造起了两间楼房，我也在这一年考上了大学，胞弟则被铁定选为家里的第二代水手，以临时工的身份开始闯荡父亲跑了几十年的黄金水道。这一年，胞兄也终于在老父亲的张罗下成了家。
几年以后，父亲正式退休，直到母亲去世，这短短的7、8年时间成了父亲日后回味无穷的好日子。这几年里，父亲天天跟村里一帮发小打麻将喝酒吹牛。说也奇怪，村里有好几个原先在城里工作的退休老头，但似乎没一个像父亲那样跟村里人打得火热的，大伙似乎总是有意跟这些曾经的城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唯有老父亲，整天咋咋唬唬的，除了每天雷打不动的一桌麻将，他还老下河摸鱼虾，其手艺和对老家河湾的熟悉程度令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家乡的一众乡亲们都叹服。
由于父亲的好人缘，我家的那个院子成了第二村委会，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乡亲如果每天不来跟父亲聊上两句就会觉得少做了什么事似的。但这可苦了母亲，除了例行的茶水伺候外，每天还要打扫烟头烟灰整理桌椅。有时候干活累了，母亲就会冲着父亲叫骂两句：老死尸我伺候你一个还不够还要伺候那么多人，你当我佣人啊？！
此时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我真要死了你想骂两句都没听众了！
但父亲做梦都不会想到母亲会走在他之前！
1999年的春节，正月初九的早上7点，我还没起床，母亲突然来敲门了，老人家脸色煞白，第一句话就是：不行了，我必须住院了。
我似乎也有某种预感，便急忙把母亲送到了医院。老衲的老家计划经济年代是一个棉区，为了保证棉花高产，曾过量使用农药，我父母这一辈中，当时村里已经有几十号人死于各种癌症了，有一家甚至接连死了三四个人。
我的预感终于成为了现实，母亲是肺癌晚期，医生只判给了母亲三个月的生命。
在母亲弥留的几十天里，父亲拖着带病的身体几乎是24小时守在了母亲的身边。母亲的肺已经丧失了工作功能，每天大量的药物下去都变成了浓稠的痰液吐出来。为了不影响几个孩子的工作，父亲以一己之力，每隔几分钟都要给母亲翻一次身子或接几口浓痰。母亲很过意不去，父亲说：老太婆啊，你服侍了我一辈子了，我就当是给你还债了……
那时我其实已经从体制内辞职了，为了让老人家放心地走，我和父亲共同编造了一个谎言，说是老二调到省城去了，在省体育局工作呢，成了国家干部了。母亲听了只是笑笑，以她的聪明，她会不清楚她的这个蔫把儿子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命运呢？
在母亲弥留之际，我几乎每周都要从省城回家，晚上，父亲执意要我去另一间屋子里睡觉，我说我还有多少时间陪同母亲呢？这样，父亲就让我躺在远离母亲的沙发上，自己彻夜重复着给母亲翻身、喂药、接痰，还不让我搭手。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这么勤劳过。
但母亲终于还是走了。
把母亲送走后的那天晚上，我没回自己的家，陪着父亲聊天到天亮，父亲告诉我说，母亲就要闭眼的时候，突然十分清楚地叫了他的名字，“你娘是在叫我呢？”，父亲说。
只可惜我当时没听出老人家的话外之音。
那年的10月，因为频繁地跳槽，连续两个月没给老父亲打电话，老人担心我出意外，就自己坐长途汽车上省城来找我，好在老衲跟省体育局的几个保安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老人最后还是顺利地找到了我。
那天中午，单位食堂的菜都卖完了，我只好给老父亲要了一个蛋炒饭，一个蛋花汤，父亲吃得很欢实，说你离开那么一个大院子，到这么小的一个院子里上班，“你肯定错了！”我也觉得自己离开体育局是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我没法向他解释，只说往前看吧，“也许会越来越好”。
我本来想留父亲住些日子的，但他执意要回去，出门的时候，他的心脏又受不了了，我只好打车送他去车站，父亲一直不说话，我知道他那已经像一个丝瓜壳的心脏都快跳不动了，就一再嘱司机开慢点。
但是到车站时，父亲还是把吃下去的那一大盘蛋炒饭都吐了个干净。
如果我知道这是和老父亲的最后一面，我那天就应该和他一起回家，哪怕就是在家里种两亩薄地，我也要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刻！只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在省城，每次路过那个废弃的车站，我都不忍心再看一眼，因为，这曾是我跟父亲的诀别之地......
这些年，一个人在外打拼多年，速食是常态，但我很少点蛋炒饭，因为蛋炒饭会让我想到父亲吃我的最后那顿饭......
父亲最后工作过的那个小油库还在，每次回老家，还必须路过那个地方，因为高速车站就在油库的对面。路过那个油库，我仿佛看到了父亲会站在院子门口朝我挥手告别，所以，除非那些绕不过去的事，我一般总是不想回老家.....